对新经济政策的赞扬：问题，期待，希望
恢复过程的完成，20年代中期向“正常的经济经营进程”[4]的转变尖锐地提出了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进一步的命运的问题。在以私人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的发展中怎样能走得远并且实行什么样的方针，而又不忽视走向作为“文明的合作社工作人员制”的社会主义的前景呢？怎样把私人市场同为了工业化把资金从农业“抽调到”工业并克服技术落后和经济落后的必要性结合起来呢？怎样保证同农民的正常的相互关系而又不放弃加速工业化的思想呢？在1925—1926年这些问题是党内争论的中心。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可以这样表述：完成新经济政策的经济政治构思（表现在恢复自由商品流通和用新的形式——唯一货币税代替实物税上面）本身蕴育着新型经济危机。新经济政策在1923年遇到的第一次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农民粮食剩余的危机。这个危机由于不正确的价格政策和伴随而来的政治形势的尖锐化（许多工厂工人的罢工，农民在俄国的罢选运动，格鲁吉亚的起义，要求建立独立农民政党等等）而加深。按照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合理的看法，当时国家面临商品奇缺的危机，（无论歉收还是丰收）不能保障城市的供给[5]（在新经济政策的头几年，实物税提供了这样的保障）。
这是严重的警告，尤其是，按照阿·伊·李可夫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1926年10月）上的说法，“毫无道理地归咎于反对派，[6]说它有意识地想要搞垮苏联无产阶级专政”[7]。市场的经济基础，自发因素的加强，城乡私人资本的活跃真正造成了严重问题，使得国内的经济政治形势依赖于在“赞扬”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善于搞平衡，避免领导的失误。“新反对派”的代表们不看风使舵，提出利用业已形成的新经济政策机制，从农业“抽调”资金去搞工业化。否则，正如当时支持他们的托洛茨基所说的，在缺乏工业品储备的情况下农业品剩余数量的潜在增加可能成为一种因素，它不是加速经济朝着社会主义方面发展，而是相反扰乱了经济，使城乡关系尖锐化。[8]
反动派提出的途径——把加速的工业化同“传统的”新经济政策结合起来——有可能会对当年产生某些影响，但以后会造成巨大的政治不稳定，可能导致农民的反革命暴动，并使苏维埃政权垮台。党的代表大会不能通过反对派的经济纲领，尤其是季诺维也夫以如下的简洁的语言表述这个纲领：“压缩官僚机构开支5亿。抓住富农，耐普曼的肋骨，还能得5亿”[9]。然而，反对派关于发生危机的危险、关于异常剧烈的经济动荡的警告，指出危机的根源是值得格外认真注意的。这种情况没有出现。党的领导认为，国家完全掌握了调节私人资本和小商品自发性的手段。
1925—1926年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和党的多数人的意见取得了胜利。他们相信新经济政策能够“半自动地”发挥作用，不认为能导致稍后时期的困难的许多因素有很大意义。然而，对国内比较有利的经济形势和政治局势产生了很多危险的幻想。例如，认为同农民的相互关系已经调整好……“农村安定了”[10]，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和任务没有新经济政策这个重大改变，不有目的地努力推广把农民的个人商业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的比较高级形式也能得到解决。
事实上，对城市和日益成长的工人阶级的供给依靠市场（先前粮食进入城市是由实物粮食税加以保证，这种形式早在1923-1924年就占商品粮的30%以上[11]）在新经济政策的实践中引起了重大变化。不管这是多么不合情理，但是商品货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个体农户生产积极性的解放，再加上“抽调”的必要性，阻止了合作社运动直线发展的可能性。一些研究者至今尚未注意到下述事实：早在1927年合作社运动的实践在许多方面就同党宣布的口号发生了矛盾。实际上，借助于合作社的国有化，已建立起正统的新经济政策制度的行政支柱。这和合作社的经济核算原则发生了矛盾。合作社处于国家机构更为严格的监督之下。国家决定采购价格和销售价格、同消费者的相互关系、投资额、附加开支额等等。结果，合作社也和国营商业一样逐渐变成“抽调”工具。在1927年9月农业合作社联社共产主义派的会议上，提出了下述思想：现在合作社运动是“某种新东西”，这方面很难使用“合作社”这个词，它是使私商的利益同“我们在实践中未完全找到”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的必要阶段。
在显示很大成绩的数字后边，能够觉察到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常常被官僚主义枷锁所束缚的运动。例如，在1927年11月梁赞省党组织代表会议上指出，地方农业合作社联社“对待某些合作社分社就象贵族，封建主对待自己的奴仆一样。它们承认这些合作单位，是因为那时它们已经相当强大，无需予以帮助。”在像苏维埃经济和集体经济这样的农业生产部门中没有下多大功夫。它们本来就数量不大，勉强得到增长，1926—1927年甚至也有缩减的倾向。[12]
所有这些过程证实，在现实生活中，在实际经济中新经济政策的许多因素自发地变形了，行政指挥管理因素增长了。此外，虽然实行托拉斯的经济核算，但没有强有力的行政支柱，国家工业从来就不能存在。从实行新经济政策时起，党就有意识地在重工业和轻工业的相互关系中避免利用市场机制。按照联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说法，当时这一点已经威胁到重工业及其后来的恢复（但已在私有制的基础上）。[13]重工业的大部分企业靠国家补贴生产，这本身必须以利用资金再分配的行政杠杆为前提。工厂里的工人和行政当局的关系不是靠最终工作成果，不是靠经济核算形式（例如集体制），而是靠定额、工资率和计件工资的传统制度来调整。结果，工人从物质上关心企业工作的最终结果不够，并且企业本身对物质利益的关心也具有特殊性质，因为企业的利润在托拉斯的统一平衡表上无人负责。形象地讲，国家工业中现行的制度对于官长来说才是经济核算。
在新经济政策深处生成了它的否定——未来行政指挥制度的胎儿。它在恶化的国际和国内局势下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排挤、甚至排除管理经济的经营手段。在这种矛盾的背景下，由于意识到其中充满危险，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想——关于新经济政策演变到“文明的合作社社员制度”的较高级阶段的思想（经济核算深入到工业，企业、车间、个别工作地段实行经济核算，扩大合作社的经济独立性，按照物质利益原则借助于合作社“吸引”中农和富裕农民的钱）。早在1925年就提出了关于不断发展合作社这种生产形式问题。尤·拉林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谈到农村新经济政策时号召不要掩盖上层分子的资产阶级性质，坚持加紧在农村创造社会主义前提，包括集体农庄。[14]当时布哈林在答复他说：“集体农庄——这是一个强有力的东西，但这不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大道”[15]。
意识到对待合作化运动、对待发展其生产形式必须采取新的态度，这似乎比工业化进程晚了两年。结果，失去了把工业化的任务同有目的地、按步就班地发展合作社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机会。特别是这涉及到谷物经营，这方面在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庄——能够产生很大的效果。布哈林1929年4月分析了粮食采购危机的原因，并得出结论说，1925—1927年粮食问题被疏忽了。党的领导者，包括布哈林本人，“在一段时间里没有注意到粮食状况，在一段时间里靠花费储备（外汇——作者）和发行税实行工业化”。布哈林指出，开头几年不意识到粮食因素的状况并在坚实的基础上经过一两年、两三年大大加快建设，我们必然遇到困难。“当我们在一段时间已走到泉底，而泉底已干涸的时候，当我们大家都发现再不能这样走下去了的时候，这些困难就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这种时刻会出现最大的困难。但是，既然已造成这种事实，既然这些困难已成为客观因素，那么我们就进入了非常措施的第一阶段。”
因此，到了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考虑到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制定从容不迫地改变新经济政策的纲领的时候，实现这个纲领已经大大可能了。国际局势已尖锐化。1927—1928年的粮食收购危机已经爆发。已经没有机动的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