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罗·丹尼尔斯及其《小宇宙》

马克思和罗·丹尼尔斯及其《小宇宙》

〔联邦德国〕赫·艾斯纳[1]

1845年，马克思在题为《一、费尔巴哈》的手稿结尾处写下了“自然科学和历史”这条论纲。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在同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进行论战时，又对这个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而在此之前，恩格斯就涉及到了这一问题。1844年8月，他给巴黎《前进报》撰写了《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一文（载于1844年8月31日该报第70号），在对英国和两个主要的大陆国家法国和德国的发展进行比较时，他通过介绍当时的“天才”成就，概述了自牛顿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并阐述了历史科学的地位。恩格斯写道：“知识变成了科学，各门科学都接近于完成，即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了起来。”他接着指出：“18世纪科学的最高峰是唯物主义，它是第一个自然哲学体系，是上述各门自然科学形成过程的产物。”当时百科全书思想在某些领域仍是主导思想。恩格斯说：“历史学的情况也完全一样；这时我们第一次看到世界史方面的卷帙浩繁的书刊，这些书刊固然还缺乏批判并且完全没有哲学的分析，但这毕竟不是从前那种被时间地点所局限的历史片断，而是通史了。”[2]

接着恩格斯还指出：“因此，18世纪并没有克服那种自古以来就有并和历史一同发展起来的巨大对立，即客体和主体、自然和精神、必然性和自由的对立；而是使这两个对立面发展到顶点并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以致消灭这种对立成为必不可免的事。”[3]

19世纪中叶，许多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有着和马克思恩格斯相同的想法。他们有的参加了自由主义的和激进民主主义的改革运动，有的参加了正义者同盟和共产主义者同盟，有的则参加了工人兄弟会和1848年革命以后的工人教育协会，罗·丹尼尔斯就是其中的一员。1819年丹尼尔斯出生于莱茵省安格尔斯多夫。他的家族中曾经出过许多法学家。他在科伦长大，同他的终生好友亨·毕尔格尔斯一起在当地读文科中学；然后，他在波恩和柏林攻读医学。1844年，在通过考试并获得博士学位以后，他曾去巴黎进修几个月；在巴黎期间，他结识了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并同马克思取得联系，从此，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彼此十分敬重。这时丹尼尔斯也立志以他自己的方式为减轻受苦受难的民众的困苦而尽其所能，他决心在互助会为劳动阶级谋福利，同时为唯物主义科学取得胜利作出理论上的贡献。自1845年年初起，丹尼尔斯在科伦开业行医。1846年1月，他开始与马克思通信。当时马克思正计划创办一份共产主义杂志以作为《德法年鉴》的续刊。丹尼尔斯为这份筹办中的杂志撰写了一篇60页的书评，评论1845年出版的V·汉森的一本书，该书谈的是，由于1844年在特利尔大教堂展出“圣衣”而出现的种种“妙手回春的医术”。丹尼尔斯从逻辑学和医学的观点出发，尖锐地批判了那些所谓的医术，批判了书中对事实所作的矛盾百出的叙述和伪科学的阐释，指出科学与宗教是无法相容的；作为一个笃信不移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他指出：“科学既然已经同信仰直接对立，我们也就不可能一仆同时侍奉二主。”在丹尼尔斯的手稿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加上了许多按语。后来，因为马克思筹办的新刊物未能问世，所以丹尼尔斯的这篇文稿至今也没有发表；但是，我们从研究马克思的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对这一手稿的描述中可以看到丹尼尔斯学术研究的倾向。

丹尼尔斯和大多数医生一样，在行医当中看到了人口爆炸、社会分化和城市化所造成的下层民众日益增长的贫困。早在1842年，科伦“医师协会”的一份报告就有这样的记载：“科伦市的人口有75000人，其中20000人因贫穷而不得不依靠社会基金来获得医疗和药品；比这些穷人景况稍好的那个社会阶层虽然自付药费或从某位资助者那里得到药品，但却无力偿付医生的诊费，……这一社会阶层包括手工业师傅、低级官员、店员等等，其人数绝不少于10000人。”

1830年，科伦济贫医生免费施诊的对象是6584名被官方承认的穷人；到了1846年，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21000人。丹尼尔斯为谋求一个济贫医生的职位，通过了一次附加的考试，并于1847年获得了这个职位。其实一个济贫医生每年只有100至200塔勒的低薪。丹尼尔斯从前的导师医学博士奥·菲舍那时是科伦医院的医生，他曾说过，丹尼尔斯是满怀自我牺牲精神担任这一职务的，特别是在1849年霍乱流行期间，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就更加明显了。丹尼尔斯在工作之余还抽出时间和精力为马克思筹款，为创办报纸和出版社而尽力，并且继续进行学术研究。他对傅立叶和欧文主张建立的社会制度也有了解，可见他的学术研究是在最广义的层面上进行的。

至于丹尼尔斯为什么去研究“生理学人类学”，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据来加以解释。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大学求学时，曾听过著名医学家克·弗·纳瑟（1778—1851）开设的人类学课程，还听过以撰写《人的生理学手册》（1833—1840）而闻名的德国现代生理学创始人约·弥勒（1801—1858）讲述的有关课程。丹尼尔斯也可能从1842年出版的《生理医学》大纲中受到了启发。这个大纲是卡·奥·翁德里希（1815—1877）、威·格里辛格（1817—1868）和威·罗泽（1817—1888）以很大的革命热情向公众推出的一部著作。他们当时的意图是，摒弃经验论的方法，为科学理论争得应有的权利。他们写道：“我们认为，这就是生理医学，它同生理学不可割裂，它以确凿无疑的事实为依据，必然向我们揭示有机体生存和患病、痊愈和死亡的规律。”

1851年2月8日，丹尼尔斯写信给马克思，说他将把刚刚完稿的《小宇宙。生理学人类学概论》一文寄上，请马克思批评指正。丹尼尔斯在信中提醒说，早在1848—1849年，当马克思还在科伦时，他曾经给马克思看过这篇文章的简要草稿；他说按照马克思当时所提的意见，并且根据自己在1849—1850年的冬季在科伦工人教育协会讲课时所取得的经验，“又将文章改写了一遍”，但目前“只能提出这样一个初稿”。他写道：“我最初给自己拟定的任务，是要批判医学，同时还要批判影响现代生活的各种因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丹尼尔斯的文章同前述翁德里希等三人合著《生理医学》大纲之间的联系；我们还看到丹尼尔斯文章的主旨就是“批判影响现代生活的各种因素”。从丹尼尔斯写给马克思的信的几处可以看出，这种批判就寓于一般的叙述之中。

丹尼尔斯的《小宇宙》（即对于人的一切联系的描述）是以一篇导言开始的。导言论述了自古希腊时代（即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科斯的医生普拉克萨格拉生活的时代，这个时代在古典古代以罗马皇帝马尔克·奥列尔的私人医生佩尔加蒙的加仑（公元131—200年）的卒年为终点）以来，“对于人的机体的认识史”。他写道：“从这时起，各种科学普遍没落了，直到进入16世纪以前，任何对于我们的专门科学有利的事一点都没有做”；教会“对各种科学和自由研究”采取“不宽容和野蛮的态度”，实行“恐怖主义”长达千年之久，虽然在14和15世纪曾经有过寥寥无几的科学改革者试图继承“占人”，“但是只有进入16世纪以后”，才由伟大的解剖学家安·维萨里（1514—1564）和加·法娄皮欧（1523—1562）实现了“我们的科学的复兴”。丹尼尔斯认为，在17世纪的种种发现当中，“对于我们的科学”最有价值的是血液循环的发现和显微境的发明。此外，他还认为，自古典时代结束以来，维鲁拉姆和笛卡儿再次把哲学同自然科学作为自己考察的出发点和对象，这一点也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丹尼尔斯指出，古代无机论观点同近代有机论观点之间真正的转折是18世纪才发生的，即由英国杰出的物理学家牛顿完成的；牛顿“无可争辩地是理性的动力论观点的首创者”，他希望“把他在物理学领域确立的新的观点进一步运用到生理学领域”。

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一文中概述了自牛顿以来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朝着唯物主义方向发展的进程，同样，丹尼尔斯在他的手稿中也把近代生理学体系的发展概况同这一体系的最后伴随者思辨哲学联系起来。不过，他指出，“本世纪的最后一位思辨哲学家已经在节节胜利的‘生理学人类学’面前主动放下了武器”；而仍然具有战斗性的那一部分则被“现实的人道主义”无情地扼杀了。丹尼尔斯在两条注释中对这一论断作了明确的解释，他说，他所指的首先是费尔巴哈。他谴责费尔巴哈仅仅把“人类学”这个词当作空洞的词藻来加以使用；他估计，费尔巴哈“也许会对真正的人类学采取反动立场，就象他目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采取敌对态度一样”，其次，丹尼尔斯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年发表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以及马克思在1847年写的《哲学的贫困》。他大胆地对此提出了批评性的意见，指出“在前一部著作中，唯物主义的发展本身仍然被哲学的或意识形态的种种前提罩上了阴影。”

丹尼尔斯在导言的结尾，探讨了人类机体即社会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要素——历史。他写道：“人在物质方面的较大的可变性决定了个性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加上人类的各个世代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要认识这种现象的原因和影响的必然联系是困难的；最后在实验过程中也会遇到困难，这一切都使得改造人类机体所必须遵循的规律无法及时被揭示出来。然而现在我们在科学领域已经达到了这一目标。现在有可能而且也有必要去发现新的方面，去发现更好的生存规律，整个有机的、动物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和精神的物质代谢需要有更为精确的规定，同其他自然科学相比，我们还有多而又多的事要做；不过，就主要方面而言，一切生命现象的基础已被认识，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性条件已经得到研究，从现在起，人，整个人，连同他的一切力量（从物理的到有机体的、灵魂的、还有精神的），都只属于自然科学，并且只能作为感性研究的对象。”

“把个体联合为社会的历史纽带”已被认识，然而只有“把我们的科学所揭示的颠扑不破的规律运用到培养和建立人类机体的过程中去，只有以个体同社会的正确关系为基础，对社会的种种体制进行改造，在我们这一领域中……文明的人类……才会得到拯救”。

在《人类有机体的认识史》这篇导言（在188页手稿中占23页）之后直到第137页，丹尼尔斯论述了生理学方面的主要问题。他阐述了从无机到有机的发展过程，论述了把有机体区分为植物和动物，并细致地描述了动物躯体和人的躯体的差异，最后，他主要是通过描述人所特有的形成概念的能力来揭示两者的不同特征。在这一部分，丹尼尔斯广泛地汲取了他那个时代的科学成果。他给下一部分所加的标题是“由于概念形成以及思维、语言、科学、历史和社会的出现而产生的种种次生现象”。在这一部分，他试图把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的、刺激生理学的描述同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进行的社会史描述结合起来。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受到了马克思的批判。

马克思给丹尼尔斯的那几封信没有保存下来，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情，因为只有读过这些信，我们才有可能确切地了解马克思如何看待丹尼尔斯的研究工作。现在我们只能依据丹尼尔斯在复信中对马克思的批判所作的反应，来了解有关情况。

丹尼尔斯在复信中，就马克思的批判说明了自己的想法，下面摘引几段：

“我的文章有两个方面：一是关于自然史的，二是关于历史和社会的。在这里，主要的……是二者的结合。”“我的文章的重点是从生理学上描述人的行动。”“只有概念才始终是人和自然界、个人和社会之间的中介环节。”马克思向丹尼尔斯解释说：“要改变社会、关系，就必须改变意识；要改变意识，又必須改变社会、关系。”而在丹尼尔斯看来，“只有当科学迄今在生理学领域所取得的成果有了实践意义时”，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和马克思的观点不同之处就在于：“我认为，你称之为意识而我称之为概念的那个东西，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历史发展的意识是通过对于大的历史时代进行比较之后产生的。”[4]接着丹尼尔斯在另一封信中又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

“当然，对你来说这是不同的。你是历史学家，你要探索的是不同历史时代的概念的内容……而对于我来说，是要纯粹从生理学方面来考察概念是怎样产生的，我试图把科学从哲学中解放出来”。

不过后来丹尼尔斯认识到，在马克思所批判的那些地方，他的阐述是“完全失败的”[5]；他请求马克思写信告诉他，“怎样才能把科学共产主义更加突出出来”。为此，他附了几条注释（这些注释很可能是丹尼尔斯在马克思把《小宇宙》的手稿寄还之后添加进去的），然后把手稿寄给莱比锡的奥托·维干德付印。此外，丹尼尔斯还写了篇《序》，再次概括地谈了文章的主旨：“人类生存的一切条件都是从现实世界产生的，只有明确了这一点，人类学对于生活才具有革命价值。德国哲学固然已经接近‘科学’，但尚未能进入科学领域。我们的任务是，用科学的实践的无神论来取代思辨的、毫无意义的无神论。这部书稿就是为完成这一任务而写的。”

他还再次强调指出，他同马克思的观点在原则上是一致的：“你在来信中说：‘共产主义者应当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关系下，工艺学上已经达到的真理方能得到实际的应用。’在卫生学方面，说得正确些，在人的生产方面，我想要说明的也正是这一点。”[6]

丹尼尔斯把手稿寄给了马克思，马克思对手稿作了批判，接着丹尼尔斯又进行解释，于是他们在书信往来中展开了一场讨论，以便弄清自然科学的地位，弄清如何从劳动阶级利益出发来普及自然科学。在这场讨论中，丹尼尔斯担当了提出问题和要求回答的角色，这同他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所从事的政治活动有些相似，在重建科伦支部和大力开展宣传活动时，他也担当了类似的角色。在同马克思讨论的过程中，他同样是从实际出发来考虑问题的，他说：“我认为，必须指出各个工业部门（也就是现今进行工业生产的地方）目前生产中的不合理现象，以及在时间和材料方面的浪费现象，因为这些现象使得科学在很多部门无法解决生产中的问题。这种情况在农业方面是十分明显的，而在工业方面也是如此，因为这里所使用的资本对于达到最大的效果来说，还过于微少。”[7]他建议编一本应用科学的百科全书，并希望马克思在出版政治经济学著作以后，亲自邀集一些进步的科学家来从事这项工作。

他说：“因此，任务看来就在于：

（1）详尽地批判影响现代生活的种种因素，也就是说，必须详细指出，现代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以及社会组织是怎样造成各种特殊病症的，……

（2）不从利润角度，而纯粹从科学观点来证明现代生产的不合理性……

这两项工作各不相同。前者需要有医学知识，后者需要有机械、技术方面的知识。这两项工作相辅相成，因为化学家和技术人员总是关心生产者的安全的，也就是说，总是关心实际生产者的安全的。”“我想，我们可以这样表述我们的要求：应当完全着眼于人类机体来进行严格科学的生产。”

丹尼尔斯出于自然科学工作者的信念，向马克思提出如下建议：“如果你在完成经济学著作以后，完全转向自然科学特别是工艺学的研究，这会是大为有益的。因为，生理学和历史仅仅是由宗教和法学通往工艺学的桥梁。只有自然科学才能解放世界。”[8]

“只有自然科学才能解放世界”，是这位关注自然科学的医生和人道主义者的信条；这种说法在今天听起来虽然有些空想和理想主义的意味，然而在当时进步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和医生当中却并不鲜见，例如伟大的外科医生和医学改革家鲁·微耳和就持有这样的观点。对于丹尼尔斯来说，坚信自然科学和技术成果的效益，同运用这些成果来提高生产以改善劳苦大众、无产者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丹尼尔斯评价甚高；丹尼尔斯从学术上对自然科学和工艺学的关注无疑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实际上自1851年7月起，马克思除了研究经济学，也加强了对各种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并且再次继续他在1845年即已开始的工艺学研究。除历史、政治和经济学以外，自然科学也是他终生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丹尼尔斯未能继续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进行政治工作，也未能继续从事他的学术研究。1851年5月10日，当局开始逮捕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丹尼尔斯本人在6月13日被拘待审，关押了将近一年半之久。在著名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他虽然被宣布无罪释放，但是出狱时，他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后来他只能时断时续地开业行医。在阴冷潮湿的监狱里，他染上了结核病和风湿病。1855年8月29日，丹尼尔斯病逝于故乡安格尔斯多夫。马克思在给丹尼尔斯遗孀的吊唁信中写道：“惊悉亲爱的、永不能忘却的罗兰特逝世的噩耗，简直无法向您描述我的悲痛。……他是一个温和、精细、高尚的人，坚定、才干和外表的美异常和谐地在他身上融为一体。……他的早逝，不仅对他的家庭和朋友来说是不可挽回的损失，而且对科学界以及受苦受难的广大群众来说也是一个不可挽回的损失。在科学界，人们对他抱有无限的希望，而受苦受难的群众则把他看成可靠的先进战士。”[9]

我们根据丹尼尔斯的种种计划和打算可以想象，假如他没有成为“普鲁士警察的无耻行径”的牺牲品，他会取得多么重要的成就。在科伦的共产主义者当中，他不仅是“独一无二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当然，我们也不会因此而忘记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工人教育协会中的其他人所取得的成就。“知识就是力量，而力量就是知识”，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这一格言表明了知识分子在革命工人运动中的推动作用，而这种作用至今未得到充分的研究和论证。

（王宏道　韦建桦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