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结构说的理论

国家结构说的分析，基本上排斥把国家当成统治阶级掌握中的简单工具来看待。希腊后裔后取得法国籍的N·朴兰查斯可说是结构说的代表。他批评米立班德的工具说的缺点，指出：“在国家机器和政府当中，资产阶级的成员的直接参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存在于资产阶级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乃是一种客观的关系。这意思是指：在特定社会形构中国家的功能，如果与此形构中统治阶级的利益刚好符合一致，则符合一致的原因在于体制本身：国家机器中统治阶级成员的直接参政并非原因，而是结果，也即这一客观的符合一致的一个机会和偶然情况而已。”[7]

结构论的主要观点为国家的功能广泛地受到社会各种各样的结构的制约、决定，而非受到位高权重者的左右。不过，什么是结构？多数的结构主义者都没有明确的解说，只有M·戈德利尔简单地指出：“结构不该与看得见的‘社会关系’相混淆，而是构成实在的一个阶层。这一个实在的阶层是看不见的，但却躲在看得见的社会关系之后存在。”[8]也即结构并非指具体的、可见的社会制度，而是指这些制度之间系统的和功能的相互关系。要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便要分析不同的制度，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的过程采取何种功能性的关系。

结构论的分析之起点为：考察社会中阶级的结构，特别是指出深植于经济内部的社会矛盾；然后分析国家怎样化解，或消除这些矛盾。因之，国家的结构论企图揭穿资本主义国家的功能，指出这些功能的运用，旨在使当做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社会生生不息。因为这些功能决定了国家特殊的政策和组织的缘故。国家功能的变化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相关联，同时也因阶级斗争形式不同，而使国家功能发生不同的变化。要之，这一理论在于回答上述第二个问题：“怎样做？”——国家怎样发挥其功能以维持和扩大资本主义的体制？

朴兰查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最严重的经济矛盾为生产社会化的加强，及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持续状态。换句话说，生产愈来愈牵涉到社会各阶层，但产品却愈来愈被少数人所占用。这一矛盾对资本主义体制的维护却构成莫大的威胁。一方面，社会生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另一方面，这个矛盾也导致了资产阶级的失和。资产阶级缺乏团结，便威胁或减轻了它对无产阶级斗争的能力。在这种矛盾重重之中，国家扮演什么角色呢？国家扮演的是中介（排难解纷）的角色，提供“社会形构团结的因素”，提出对抗工人团结和对抗资本家失和的策略。[9]

对工人阶级而言，国家凭借把工人转变为个体化的公民，来消除其政治上的团结一致。国家并伪装成为社会全体利益的代言人。于是资本主义国家中，遂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司法等制度的设置。目的在造成一种平等、自由、公平交易、合法竞争的假象。由是工人阶级政治斗争遂转化为狭隘的、为经济利益而展开的个人或集团的竞争。

对资产阶级而言，国家的功能在保障资产阶级全体长期的利益。资产阶级并非一体，而是一个内部派系林立、利益分歧的阶级。但资产阶级不同的派系却组成“权力集团”，在某一具有“优势的”派系统摄下，完成一项政治性的联盟。不过联盟内部的分歧，加上无法贯彻对工人阶级要求让步的压制能力，以长保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险象环生。由是唯一可以保持其利益于不坠的方法，是透过国家相对的独立自主来逐步实现其目标。也就是转换国家的结构，使它具有改变狭窄的、个人化的资本家利益之能力，使它表面上独立于资产阶级控制之外。

但不是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拥有相对的独立自主性。其自主性的高低视内部分化的程度而定；也视阶级之间、派系之间权力分配大小而定；更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情况而定。[10]

朴兰查斯结构论的弱点是未曾讨论过：调整各种不同的功能性关系之社会机制怎样运作。要解决这一困难，可以使用“阶级意识”的观念，也即具有阶级意识的资本家可以引导国家结构的发展，使其完成所需的功能模式。可是结构论者拒绝引用意识作为社会结构方面的解释，这固然和工具论者强调意志论截然相反，但也造成其理论的困境。[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