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人的自我异化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1844年“巴黎手稿”中分析了劳动异化的四种形式。实践派哲学家认为，异化形式的数目并不是研究异化理论的最重要的问题，因为马克思在这里也可以列举三种、五种或更多的异化形式，而不必只限于四种。而且实际上，马克思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私有制、国家、意识形态等等的批判，在《资本论》中对商品与货币引起的消极的非人道后果的批判，均是在揭示不同种类的异化现象。因而，要真正把握异化理论的精髓，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列举尽可能多的异化形式，而在于揭示异化的实质。

那么，异化本质上是什么？对此，实践派哲学家普遍接受的命题是：异化本质上是人的自我异化。对人的自我异化，实践派哲学家主要是从两层含义上把握的。

第一，所谓异化是人的自我异化，就是说，异化总是人的异化；而人的异化既不是从上帝那里异化，也不是从人的理念或理想异化，而是人从其本质的异化。G·彼得罗维奇断言：“自我异化意味着人从自身异化，人从自己的本质异化，而这一本质既不能理解为他的（一般的、过去的或将来的）现实性的一部分，也不能理解为某种独立的超时空的理念，而是人之历史地给定的属人的可能性。”[2]

这样一来，人的自我异化就是人从自己本质的异化，而人从自己的本质的异化是人从历史地给定的属人的可能性的异化。如欲真正理解这一思想，则必须从实践派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出发。在实践派哲学家看来，人是实践的存在物，而实践是自由的、创造性的和自我创造的活动，人凭借这种自由的创造性的活动把自己同其他一切存在物从存在方式上根本区别开来，不断地现实地生产和再生产出自身与自己的世界。这种实践的本性决定了人的本质不是现成给定的，而是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和不断更新的，即是说，人的本质不在于人之既存和现存，而在于人应当成为和能够成为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作为真正的人的存在就意味着要不断扬弃外在事物的给定性和自在性，不断地超越自己的现存，从而在愈来愈广阔的范围内实现并创造新的属人的可能性，这也就是人日渐自由和全面发展，不断拓展属人世界的范围，不断宏扬人的本质力量的进程。

而所谓人的自我异化就是指人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这种扬弃外在之物的给定性和自在性，超越自身的现存，实现和拓展属人的可能性的本质力量；人的活动不再是确证人的本质力量，而是成为统治人和制约人的外在力量，结果人无法实现历史地给定的属人的可能性，无法超越自己的现存，停留为其所是的东西。P·弗兰尼茨基认为，异化在本质上正是反映了上述现象：一方面人之全部历史和所有历史创造物（国家、文化、宗教等等）都是人之活动的产物，是他自己的可能性和力量的表现，但是，另一方面，人却只有在他自身的力量同他分离，在它们作为物质的、社会的或意识形态的力量与他相对立的情况下才能生存。

第二，既然异化是人的自我异化，而人的自我异化是从其本质的异化，那么理所当然地应当在人自身，在人的活动中，在人的本质和存在结构中，而不是在人之外揭示人的自我异化的根源和基础。M·坎格尔加提出一个典型的命题：“离开人无所谓异化”。他认为，自然本身是没有异化的，因为自然只是自在地存在，只要谈到异化，就必然是人的异化。“只有在对象性的外化过程中，即在人成为人（或自然成为人的自然）的过程中，才可能有真正的人的异化、即人的自我异化”[3]。P·弗兰尼茨基则干脆断言，“异化是必然的现象，甚至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上人的存在结构”[4]。

综上所述，根据实践派的观点，异化是人的自我异化，即人从其本质，也就是从其自由的创造性的存在方式的异化，而这种异化的根源和基础又正在于这一自由的创造性的活动（存在方式）本身。但是，对异化本质的这种理解会带来许多问题，它意味着，即使承认扬弃异化的历史可能性，也不能期望异化的扬弃会随着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而自行完成，相反，它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而在实践派哲学家看来，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异化理论的重大价值，它不但对于批判资本主义，而且对于分析社会主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实践派哲学家并未停留于对异化的本质的抽象反思，而是依据对异化本质的认识，对当代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的现存状态）进行批判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