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弃异化的前景

综上所述，根据实践派的观点，迄今为止人类所面临的最大困境是普遍的异化；异化本质上是人的自我异化，是人从其自由的创造性的本质的异化，异化的根源和根基就在于人的本质活动之中，由此决定了异化的扬弃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在当代，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的确立，扬弃异化的机遇和可能性普遍增长，但是社会主义只是开始了这一扬弃异化的过程，它本身还面临着严重的异化问题；而从总体上说，当代社会中一些普遍的社会力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由此形成了官僚统治、技术统治、意识形态统治、文化统治等更为普遍的异化形式；无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扬弃异化的根本出路一方面在于人的自我觉醒和自我意识的增强，在于人对于异化的存在困境的反抗，另一方面则有赖于社会民主化和人道化进程的推进。这是同一历史进程（扬弃异化）的两个侧面，制度的改变和人的存在方式的改变应是同步的，缺少哪一重内涵都无法完成深刻的革命。

实践派哲学家认为，更具体一点说，社会自治或人民自治是当今历史阶段最能体现这一扬弃异化的历史进程的社会发展形式。自治原则是当代世界摆脱矛盾和异化的“唯一可能的出路”，是十分重要的“扬弃异化的形式”，是“实现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基础”。而自治原则的基本内涵和主要意义就在于：使国家和政治逐步走向消亡；工人和其他生产者直接管理企业乃至整个社会进程，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民主；扬弃异化和人之片面性，为自由生产者的联合体的形成创造条件。

但是，这只是对于自治原则的一般论证，在这里并未把自治原则同南斯拉夫的现行自治实践直接等同起来。理想同现实之间总存在相当的差距，南斯拉夫的自治实践只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开端，它尚采取最原始的和不发达的自治形式。从根本上说，自治的发展也同一般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主义一样，是一个十分艰难和长期的过程。在实践派哲学家看来，非但不能断言南斯拉夫目前的自治已基本展示了自治原则的所有丰富内涵，而且必须承认，这一自治实践本身又带来了许多需要在进一步发展中加以解决的问题，例如：地方主义问题，缺乏统一的合理的管理问题，自治中的平衡协调困难，等等。

这样，我们追循着实践派的思路，从对异化实质的理论反思到扬弃异化的具体途径的探索，最后，必然提出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又较难回答的问题：如果说自治是人类从异化和物化世界中解脱出来的行之有效的途径，目前自治实践中存在的矛盾冲突是由于各种具体历史条件和自治初级形式本身的局限性所致，那么，随着自治的完善与发展，人类是否会最终达到彻底摆脱异化的境地？换言之，人类能否最终进入一个完全无异化现象的社会？

对彻底扬弃异化的可能性问题，许多实践派哲学家并未提出，当然也未给予正面的清楚的答案。他们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对当代世界的异化的批判和对扬弃异化的条件和途径的探索。当然，也有一些实践派哲学家对这一问题做了认真探讨，因为这毕竟关系到一个理论的彻底性和完整性。

可以肯定，涉及到这一问题的实践派哲学家对在终极意义上扬弃异化的可能性问题都给予了否定回答。P·弗兰尼茨基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开放过程，“永远不会创造出写完人类历史之书最后一页的社会。这是乌托邦——它同马克思主义没有共同之处”[12]。V·考拉奇认为，马克思从未幻想“某一天将扬弃人之自我异化的一切形式”。这一点同人的存在方式和本质结构直接相关联。“人在其不断的自我创造的过程中，不仅创造着和创造出肯定的力量，也创造着否定的特征，因而，在其结构中，人不但拥有创造性的也有破坏性的因素。在人的活动中，除了理性也活跃着本能。因而，在人的结构中不仅有趋善的东西，也有行恶的东西”[13]。G·彼得罗维奇也明确断言，异化是人的自我异化这一命题本身已经蕴含了不可能在终极意义上消除一切异化形式的结论。人类不是某种“完成的和静止的”东西，不是某种“可以一劳永逸地给定的、不变的和完结的”东西。相反，人按其本质是自由的创造性的实践存在物，他永远不会保持现状，而是不断地“扩展和丰富人的可能性”和“永远创新”。然而，“在创造新的可能性时，人也可能从它们异化”[14]。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概述了实践派异化观的主要内容：自我异化论、异化强化论、社会主义异化论、异化永恒论。如果仅从字面上来理解上述结论，并按照长期以来形成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异化观念加以评判，这些观点的确很偏激，人们会由此得出结论，实践派哲学家至少夸大了异化现象的普遍性和严重性，混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并会导致一种对人类前途的悲观意识。然而，在对一种理论观点进行评价时必须持慎重的态度，我们尤其应当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形：在抽象的理论创造领域，人们都致力于真善美的追求，可以使用某种共同的范畴，但却常常赋予真善美和这些共同范畴以极为不同的内涵。因此，在对实践派异化观进行“是”与“非”，“取”与“舍”的评判时，我们应当考虑以下几个事实。

首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实践派持一种泛异化的观点，他们所理解的异化并不囿于马克思1844年“巴黎手稿”中所谈论到的劳动异化形式，而是指人类在古往今来的存在中遇到的和将会遇到的一切消极的、非人道的现象。显然，如果断言这种意义上的异化会在某一历史时刻被一劳永逸地绝对扬弃，那就等于说，人作为历史的存在物可以在某一时刻达到永恒与完善，这有悖于人的存在本性。

其次，在这种泛异化观的意义上，当然很难将社会主义同异化截然分开。而且，在实践派哲学家看来，承认社会主义中存在异化，并不会混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区别，因为二者的本质区别不在于是否存在异化，而在于是否真正开始扬弃异化的进程。

最后，断言人类不可能在终极意义上扬弃一切异化形式，并不否认人类不断扬弃具体的历史地给定的异化形式的可能性，而实际上，这正是人类进步的内涵。因此，实践派并非断言人永远受同样的异化形式的困扰，并非断言历史是一种恶性循环，而是强调，历史本身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不断解决具体历史问题，不断扬弃具体的异化形式，人日渐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上升的过程，但又是一个开放的永无完结的进程，不能设想人类将会以一种完善的理论状态而告终结。

当然，通过上述几点，我们只是明确了实践派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异化范畴，至于这一泛异化论的立场本身是否合理，则是另一个问题，需要从其他角度进行分析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