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今日之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是无可辩驳的，但这不应使我们认为中国及其边界从古至今都必然如此。当安禄山于755年起兵反唐时，中华帝国就曾分崩离析。 (1) 要知道，直至200多年以后，另一个中华帝国才最终重新建立起来。现在对这段历史的回顾，都是事后的认知，这不仅恰好符合现代民族主义叙事的模式，而且驱使我们去探寻作为一个不可分割整体的“中国”所谓“重新统一”的根源。 (2) 但事实上，在安史之乱后的200年甚或250年间，没人会知道中华帝国将再次成为主导东亚的力量。本书则致力于对这一时段后期的研究，那时“中国”的走向，就像我们看到的，当东亚像欧洲一样陷入列国纷争时，就没有什么形成统一国家的必然性可言了。 (3)
相反，在东亚的边疆地区（borderland），出现了一条边界线（borderline）。从唐（618—907）亡到澶渊之盟（1005）的一个世纪里，在辽（907—1125）与北宋（960—1126）两国之间，逐渐形成了一条清晰的边界线。 (4) 从这一形成过程的末期可以看出，此时新的帝国秩序开始成型，某些基本方面更是影响深远，甚至一直延续至中华帝国晚期。但这一进程产生的历史环境与以往迥异，因为晚唐五代（907—960）群雄逐鹿，虽然还在同样的空间上演，却开始以不同的方式相互角力。该时期这样的变化值得记录，因为由此可以看出，远在民族国家（nation⁃state）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概念产生前，现实中的“边界”和观念中的“分界线”（boundary）就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在那种情况下，当时的人梳理生活经验和做出选择所使用的概念范畴（category），与现代读者所熟知的完全不同，这一点我希望能描述清楚。因此，不能仅将边疆地区看作某一庞大整体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要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 (5)
附录中200多个案例为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一条途径。这些人起初生活在长城一线以南的政权之下，但后来成为北方辽政权的属民。这些人大多是先为南朝统治者效力，后又转投北朝统治者的官员和士兵。10世纪伊始，中央政权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出现大量将领、割据势力和各种各样的统治者。这一情形自安史之乱（755—763）就不时出现，黄巢起义（875—884）之后更是在地方上蔓延。甚至，连皇帝和皇室都无法划定疆界、协定类似于榷场的边境机构（frontier institution），更无法对集军权与财权于一身的边将（frontier leader）发号施令。在此情形下，无论是通过强迫还是说服，将领和统治者吸引并且赢得追随者效忠的能力决定了他们手中权力的大小。当然，与政权稳固时期不同，他们不得不给予这些追随者更多便宜行事的权力。 (6)
因此，追随者们享有真正的选择权。就他们自身而言，无法保证自始至终效忠于同一个统治者，官员和士兵常常面临的是忠于旧君主还是转投新主子的抉择。在10世纪上半叶，这些个人的当机立断是影响边界与分界线位置与发挥作用的首要甚至是唯一因素。但到了11世纪初，作为长期的军事对手，分别是契丹人和汉人的辽、宋二帝，在各自政权内充分行使了划定两国边界线的权力，双方均对各自官员恪守疆界充满信心。边疆属性的这一变化，从那些皇帝以下之人的人生历程便可以看到，他们的一生始于创立边界，却终于恪守边界。本书的主题便是，从人们在效忠对象的选择上，看人们与边疆之间的多元关系。
不同时代对这些选择做出了不同的评价。欧阳修（1007—1072）攻击五代时期易主行为的激烈言辞，以及司马光（1019—1086）对他们的进一步抨击，使得在这一时期他们普遍被视为叛徒、变节者，甚至是叛国者。 (7) 这一观点主要是将11世纪才有的道德标准强加到10世纪的人物身上。对此种行为的容忍逐渐被中华帝国晚期甚至现代愈发严苛的道德要求所替代。这些后来的标准认为政治边界（political borderline）是明确的，而且毫无疑问，政治边界、身份认同（identity）以及忠（loyalty）的界线三者是重合的，因此越境行为被认为是偏离正统的。 (8) 用后来的标准去判断过去，10世纪的越境者就被剥夺了选择权，他们要么被直接否定，要么被认为情有可原。即便对他们的行为做最积极的辩护，也只是尽量将其置于可令其罪责减轻的情境中，这样的话，虽说是为越境行为辩护，但仍然暗含了对他们道德的质疑。 (9) 这样的看法，并未将越境者的抉择与行为视作正常的举动；越境者的所作所为，也许需要谅解，但并未得到正名。
有关唐宋变革研究路径的问题
第1章将讨论，用10世纪以后对政治单位（political unit）、身份认同以及忠诚（allegiance）的理解来看待10世纪出现的诸多问题，但这些后来判定10世纪越境者行为的标准，不仅恰始于对唐宋变革大背景的误解，而且忽略了辽在10世纪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起到的作用。
10世纪
10世纪是唐宋变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时被认为是中华帝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 (10) 唐宋变革通常被认为始于公元8世纪中期的安史之乱。此后的两三百年里，这一文化包容、幅员辽阔、立足西北、贵族当政，即便在其衰落之时，依然掌控东亚的唐帝国持续转变。到11世纪中叶，代之的是一个文化单一、疆域狭小、立足南方、社会各阶层相互流动的宋代，但它被迫接受了一个与他国共存的系统，而且在此系统中没有任何一方能够成为主导力量。 (11) 然而，这样对长时段概念化的描述不足以很好地解释10世纪和越境行为。现在最需要关心的是如何解释“我们是怎样到达宋的”，而不是“我们是怎样走出唐的”。也就是说，以前学者主要探寻的是宋源于唐（及以前朝代）的现象，而较少关注唐的特征在之后王朝的变化。因此，虽然此后10世纪的辽被认为与宋势均力敌，但它在10世纪的政治优势以及它在塑造唐代以后的世界所起的作用，在研究中没有得到太多关注。 (12)
在1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唐帝国分裂为淮河以北的前后五个短命王朝（见表1）和在西部、南部地区先后更迭的十国。除在山西（时称河东）的北汉（951—979）外，我们的讨论较少涉及十国。 (13) 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里，主导东北亚的力量并非是这些政权，而是起源于现今东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契丹于907年建立的辽。10世纪50年代，五代最后两位统治者开始征伐十国，宋初的两位皇帝赵匡胤（太祖，960—976）和赵匡义（太宗，976—997）最终完成了统一。在征伐中，辽宋少有战事，但从10世纪80年代以降，辽宋冲突加剧，相互攻伐，持续20余年，直至1005年澶渊之盟签订才停止战事。澶渊之盟促使双方百余年未动干戈。
表1 辽、五代十国、宋年表
续 表
10世纪是唐宋变革的中心，而对它的研究并不充分。虽然缺乏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系统材料，但研究唐宋变革的学者仍对这些方面的问题投入了最多的关注，而且他们讨论的多是9世纪中叶的唐和11世纪初的宋，却未对10世纪本身加以细致分析。 (14) 思想史的材料会多一些，但也因为年代不清，很难开展研究。 (15) 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对宗室史和军事史研究兴趣的复苏，这些研究有时也会处理宋初甚至是后周的问题。 (16)
那些关注10世纪本身的学者通常不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10世纪常被分为两段，分割点要么是947年，要么是950或960年，终点则至少选在宋统一北方与淮河以南之时。虽然在10世纪的记载中战争和政治占据了主要篇幅，但现代史家几乎不在这些问题上花时间。 (17) 与此同时，12世纪初（南宋，1127—1276），宋廷及文化精英的南迁，则意味着淮河以南的文献材料能够得到更好的保存。因而，与对南方（特别是福建）不绝如缕的研究相比，从总体上来说，对北方的研究相对缺乏。 (18) 而且保存下来的10世纪的北方材料也多被用于政治制度的研究。 (19)
这些对于10世纪的零星研究为10世纪上半叶南北方的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分析，而对10世纪中叶以后的研究，则以南方为主。 (20) 贯穿10世纪甚至以后的重要线索是辽，但现在的研究通常忽视它对南北双方全盘的影响。
辽
以上简要的考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对唐宋变革中期的认识，几乎完全是从宋，或者更宽泛点来说，是从汉人的角度出发的。虽然辽在政治上、不久又在宗教上在这一地区占据主导，但直至10世纪末，辽宋对抗时，它才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 (21) 在此之前，他们一般被称为契丹，这是一个不言自喻的包含强烈寓意的民族称谓。 (22) 在10世纪的文献里，大部分时间“契丹”一词，都被用于指称一个民族而非一个政权，这就意味着契丹人从未建立过国家，从而就否定了他们确实拥有的政治地位。1005年澶渊之盟签订后，宋朝有些人仍试图将“契丹”作为辽的正式称号，用以代替体现与宋对等的新称号“北朝”，因为后者表达出来的平等含义，使他们颇感不快。 (23) 谈及“契丹”，就将其与奚、室韦、敌烈以及一大批其他部族相提并论。但这些部族没有一个建立起被普遍承认的国家，最多也就是建立了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但就是这两个汗国也没有一个被普遍认可的王朝名称，不称其名，即是视之为化外，甚至是与汉文化相悖的化外。 (24)
当然，辽通常被视为第一个“征服王朝”，之后是征服辽的女真金（1115—1234），再之后是由征服金的蒙古建立的元（1260—1368）。这三个王朝依次与宋对峙，学界通常将它们与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不管是将它们作为宋的敌人、对手，还是将他们作为与宋文化交流的伙伴。将这三个王朝归为一类，是假设他们共有某些特质。因此在讨论辽时，通常将它与金或（不常与）元放在一起讨论，所以，比如近期几项最好的内亚史的研究也均按惯例将辽与金作为中原王朝的征服者。 (25) 辽与金、元一同扮演了非中国的“野蛮”征服者的角色，这一角色对于宋而言起到了一种衬托作用。 (26)
(27)
虽然公认这三个征服王朝相互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但我们仍需对此做一些论证。 (28) 显而易见的是，金创立于两宋之交，而辽的建立比宋早了半个世纪。 (29) 然而，在排列朝代顺序的时候，辽却被置于宋之后，以便它能与“其他征服王朝”列在一起。欧洲学者并未注意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已由对契丹早期历史的研究转到对辽宋关系的研究上来，主要是对澶渊之盟以后双方关系的研究。 (30) 虽然有关辽代历史的中文著述越来越丰富，但就数量而言仍旧较少。 (31)
因此，辽统治的前100年，及其与五代的关系，很少被注意到。 (32) 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过一批辽初与五代关系的中文论著，但一向把辽置于征服者的位置，这很容易将宋辽、宋金或宋元关系视作五代与辽关系的延续，即中原王朝与化外强敌之间的关系。 (33) 那么，此类对辽的研究经常会陷入循环论证之中：将辽置于征服者的位置则强化了双方之间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双方的这种关系又反过来强化了将辽作为一个征服王朝的倾向。
将辽归为征服王朝是一个未经检验的假说，即假定征服中国是辽政权的目标。但获得长城一线以内的土地既不是辽的一个既定策略，也不会让辽因此展开任何军事行动。十六州（或称燕云地区）于936年被允诺给辽（938年割于辽），这是一种明显类似征服的行为，但实际上是当时篡权者对辽助其篡位的回报。燕云十六州是辽乘机占据的，还是作为强大的辽干预内政所预支的回报，相关材料反映的情况大相径庭。无论怎样，在此之前辽从未真正想过染指该地，除最长包围该地四天之外，辽从未为之而战。 (34) 辽在做出伐晋决定的九个月之后，于947年攻克后晋，但征服时间非常短，只持续了不到五个月。
辽作为一个征服王朝却少有征服之举，这通常被解释为它欲意征服，但未获成功。然而，这个观点依赖于两个前提条件：其一，所有见于记载的契丹对五代与宋的劫掠均是辽蚕食领土大战略的一部分；其二，汉人团结一致对抗947年的征服，并将异族占领者驱赶出去。事实上，边界劫掠的因素众多，有时由五代和宋主动北伐，有时由辽南牧，但并非均来自朝堂授意。劫掠通常是正常边境互动的一部分，未必就是王朝之间的正式战争。 (35) 同时，从辽晋战争和947年的占领中可以看出，辽的统治者德光（太宗，926—947）从未打算待在南朝。当地民众开始反抗辽军占领之前，他已经开始回撤军队，这是他对自己的将领提出要求的明确回应。 (36) 近来对10世纪下半叶至1005年的重新解读，同样认为辽并不打算征服后周或宋，它仅是为保卫已占据了数十年的富庶的土地而战。 (37)
而且，辽与金、元在对待向长城以南扩张这个中心问题上很不同，当然他们之间仍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举两个重要的例子，在辽统治的人口中，不论是十六州的民众，还是907年以前在阿保机大肆劫掠中被俘的人口，抑或是唐末五代变乱之际的流民，相当一部分是从唐与五代的辖域获得的，并且为了管理好农牧混合的帝国，辽建立了二元政治体制模式（models of dual administration）。这一模式被后来永久占据长城以南地区的王朝所沿用。但辽建立这一模式的背景，与后来的金和蒙古全然不同，因此影响也不同。
辽的崛起是唐王朝崩溃的产物，它的首任统治者阿保机（太祖，907—926）于907年“即皇帝位”。与此同时，在长城一线以内，其他人也一同称帝。 (38) 学者们已经有些怀疑这一时间点过于巧合，但他们依然将其看作这一伟大王朝崩溃后的自然结果。唐王朝的权威，曾辐射至其腹地以西与以北地区，在那里，依然能够感受到它的影响，比如在礼仪和议政的模式上。如果我们将辽视为许多继唐而起的国家中继承唐朝政治制度最成功的一个，那么将辽的开始作为唐的结束极有道理。 (39) 辽与五代一样是晚唐的一个产物，与它之后的征服王朝有本质不同。
在辽政权建立的前半个世纪里，虽然它并没有与其他主要政权展开博弈，但至少在内亚东部的人群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同时，直至后周郭荣（世宗，954—959）对外扩张前，辽以南的政权都希望与其和平共处，为此甚至承认与辽的君臣关系。辽几乎是建立在政治真空当中，它在实力上获得明显优势的过程中，基本没有遇到阻碍。辽早期的统治者在没有外部干扰的情况下扩大自己的权力，对内建立一套新的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 (40) 辽能够与相邻政权并存，是因为相邻政权对其无法构成威胁。辽在边疆地区（包括五代政权在内）的优势地位，意味着它必定在促成10世纪变革和决定唐以后世界的特点上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相反，金与蒙古一开始就野心勃勃地想挤进国与国之间业已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中。无论是1005年之后的辽与宋，还是1142年之后的金与宋，或是1004年之后党项人的西夏与宋，这些国家间均保持着一种平衡。金与蒙古的崛起直接挑战了在稳固的国际关系体系中生存的强国。金与蒙古想要与之共存，也只能由武力来重新决定权威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疆域的大小。金和蒙古要生存，获得与邻国对等的政治地位，就要为此而战。然而，与10世纪的辽有所不同，它们已经无法重塑这一体系，小的调整是可以的，但新的基本模式已为它们设立好，而辽便是创造这一模式的主要贡献者。
所以辽与10世纪在历史叙述中均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五代与辽特别被强调为对抗关系，并假定这种对抗关系最终导致了11世纪及其以后的历史走向。虽然五代之中三个王朝是沙陀人建立的，但五代被分配扮演“汉人”的角色，抵御无法避免的“夷狄”契丹的侵袭。 (41) 但如果先撇开不当预期导致的成见，我们会发现很难用征服王朝的模式来套用这一时期的情况。这就意味着，如果将辽与五代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用柯娇燕的话来说，也就是将华北视为“内亚统一体的一个部分”，或许会更有收获。为此，我们也必须把10世纪作为一个实体来看待，不能简单将其作为唐的暗淡退场，或是宋的纷乱开端，而要将之视为一个特别的时期来研究。后来出现的概念范畴，有些被时代强加了不当的想法，我们要避免由此产生的混乱，从中追索事物变化的来龙去脉。如果我们对此预先设定了答案，那么想充分理解这一变革时期是不可能的。
为了理解10世纪边疆民众的选择，我们首先需要重新认识边界、族性、忠诚的概念，它们构成了现代对越境的解释。因此，第1章一开始就明确限定了适用于解释该时期越境者选择和行为的词汇，不将疆域概念与忠诚联系起来，也不将族性视作忠诚选择的主要因素。 (42) 最后一项法宝便是史料比较法，这一方法将可疑的史料变成有益的理解工具。
对忠的概念的辨析对于我们的分析很关键，但对于其在10世纪的含义，我们知之甚少。因此，第2章考查了忠的概念的发展过程，从它的源头一直考查到11世纪史家对它的彻底重新定义。10世纪初，人们在变乱时期的选择，即对“忠”的看法，有很多种解释。但一个世纪后，产生了一种新的政治形态，已不存在一个强权的国家，取而代之的是势均力敌的两个国家，人们的选择开始明显受到限制。第3章将通过研究900年左右至1005年澶渊之盟间忠与边界的关系来探讨，人们是如何来实践“忠”这一行为的。因此，我们所要研究的是一系列现实中的边界与观念中的分界线，而它们未必是重合的。
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试着展示现实中的边界和观念中的分界线随着时间推移是如何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被个人选择所影响和塑造的。我们必须时刻警惕，史家经常会影响到我们对10世纪真实场景的理解。我们将在构成第4至第6章的五个个案研究中，从个人选择层面去探讨这一问题。
我们的五个研究对象中有四个同时为辽效力。韩延徽（882—959）是最早一批入辽的，而张砺（卒于947）和赵延寿（卒于948年9月）一同于936年入辽。947年，以上三人与李澣（卒于962）相遇在德光率军北归的途中。之后，直至韩延徽致仕，李澣与韩延徽都一同为辽效力。这四人年龄不同，张砺似乎比韩延徽小10岁，赵延寿很可能又比张砺小10岁。李澣可能与赵延寿同岁，但这已无从考证。最后一个王继忠（卒于1022）与他们完全不是一代人，因为他在1003年被辽俘虏时，才20多岁。
10世纪初，在辽政权初创时期便已入辽的韩延徽，为辽建立汉式制度立下汗马功劳。他似乎完全没有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的障碍。在第4章中，他的选择被用来与张砺的进行比较，因为张砺也同样游走于两个初生的政权之间，只是他投向了南朝。韩延徽寻求仕途稳定，因此他遵循了对忠的一种解释模式，而张砺的孝道似乎遵循了对忠的另一种解释模式。 (43) 他们均多次易主，但他们的行为在那时被认为稀松平常。
因为张砺与赵延寿同在10世纪30年代越境入辽，所以随后将张砺的故事与第5章中赵延寿的故事放在一起讨论。张砺曾经试图从辽逃回南朝，而赵延寿则领着辽军进攻后晋（936—947）。他们的故事极其细致地勾勒出了一幅那些多少有些政治权力的人为辽效力所面对的压力和诱惑的画面。正是他们的选择导致了政治格局的变化，这也使得他们的忠诚遭到质疑。因此，与韩延徽和年轻的张砺相比，他们的选择备受质疑。
在第6章中，我们能看到势均力敌的两个国家是如何重新定义“忠”的概念的。947年辽征服后晋，李澣被带到北方。与比他早来的那些人不同，李澣排斥辽，似乎是因为他仍与南朝的家保持着联系，但更可能是他的某种投机心理在作祟。但他的行为也许暗示了一种变化，这在宋将王继忠的例子上能完整地被看到。王继忠被辽俘虏后，代表辽参与澶渊之盟的谈判，但这仍不能满足他内心深处返回宋朝的渴望。一个世纪前的统治者为赢得官员的效忠而相互竞争，但现在的皇帝为了更重要的目标可以牺牲个人的忠诚，这个更为重要的目标就是维护双方的和平条约正常运转。我们知道，李澣做出的选择，王继忠是想都不会去想的。
最后的结论部分，梳理了“忠”的概念在10世纪以及记载10世纪的史书中的变化，并且探讨了这些变化对我们理解11世纪前疆域、身份、道德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所具有的含义。反过来，这些使得我们能够更为深入地反思我们的分析框架，特别是民族主义叙事模式对我们的影响：比如对于略呈现代化特征的清代，我们常以这样的视角去理解它；但对于确凿无疑无此特征的前现代，该话语体系也经常误导我们去这么看它。对于这些时代，需要做很多工作去仔细辨析这些词语的概念范畴，看看哪些对当时人是有意义的，哪些对现代人是有意义的。只有这般比较，才能精进我们的理解。
本书从一系列明显不同于过往的假设出发，引入了另一种解读10世纪的方式。如今的我们，对21世纪初当代世界及其运作的想象，与前人是大不相同的。因此，在提出这些假设而未付诸实证检验前，我已考虑过发生在研究对象身上的各种可能性。 (44) 所以这就是我通过所能掌握的资料提供的研究新路径：通过解读这些事件、个人选择和发展进程，我们能够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宋以前的中华帝国的历史。假如我的假设或结论得不到认可，那么对此有异议的人依然值得去考虑，怎样的出发点是可取的。 (45)
(1) 蒲立本（Pulleyblank），《安禄山之乱及唐后期长期存在的尚武精神的根源》（“An Lu⁃shan and militarism”）；彼得森（Peterson），《中唐和晚唐的宫廷和地方》（“Court and province”）；杜希德，《唐代藩镇势力的各种类型》（“Varied patterns of provincial autonomy”）。
(2) 历史学家经常面对目的论这一问题。在柯文（Cohen）《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History in three keys）一书序言1中对此作了清楚的说明；杜赞奇（Duara）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一书中也做了理论上的阐述。虽然大部分研究前现代中国的欧洲学者并不是刻意为现代中国对国家认同的诉求寻找历史依据，但这些人仍倾向于认为中国虽然多元，但最终将不可避免成为一个整体。例如，厄-奎因（Ng⁃Quinn）《前现代中国的民族认同：形成和作用实施》（“National identity in premodern China”）与王雷《民族定义与汉民族的形成》（“Definition of‘nation’”）。例如在汉代以后，确实存在一些寻求整合帝国的自觉努力，当然后来的发展是时人无法预料的。参见丘慧芬（Chiu⁃Duke）《重建帝国：陆贽——一个走向中唐衰落的儒家实用主义者》（To rebuild the empire）和何肯（Holcombe）《想象中的中国：南朝初年的中国认同危机》（“Re⁃imagining China”）。
(3) “国家”一词用于中世纪欧洲历史是有问题的，但用于前现代中华帝国则还算恰当。被广泛地应用于前现代中华帝国的“国家”一词，是指具有一定中央集权和官僚体制的政府机构。这样的政府机构至晚到公元前3世纪就已普遍出现。
(4) 宋朝以女真入侵为界分为北宋与南宋（1127—1276）。有关这一历史分期的重要意义，参见韦栋（Wyatt）《创造“北”宋》（“Invention of the Northern Song”）。
(5) 提到边疆（frontiers），通常人们的理解方式，就是把它看作更大的一个社会或政治体（通常指的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一部分。巴腾（Batten）《日落之前：日本前现代的边疆、边界与互动》（To the ends of Japan）便是以这种视角来看待前现代东亚的。该书的第1章就运用了这种方法讨论了一些问题。鲍德（Baud）与范·申德尔（Van Schendel）《边疆比较史学初探》（“Toward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Borderlands”）试图将边疆本身当作一个实体来看待，在构建理论模式上也思虑颇广，但他们的视角明显还是现代式的，最终还是落入了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模式之中，虽然并不认为存在分裂的两个边疆地区，但实际上又往往将该地区一分为二。参较萨林斯（Sahlins）《边界：以比利牛斯山为界的法国与西班牙的形成》（Bound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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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中世纪早期的西欧，统治者与贵族之间的讨价还价也是他们之间关系的特点之一，在10世纪可能尤为明显。例如雷瑟（Leyser），《中世纪社会早期的统治与冲突》（Rule and conflict）；麦克莱恩（Maclean），《9世纪晚期的王权与政治：胖子查理与卡洛林王朝的灭亡》（Kingship and politics）和雷诺兹（Reynolds），《封地与封臣：中世纪史实重释》（Fiefs and vassals）。与本书一样，这些著作重新解释现有的证据，重新考察各种概念和词语，并且重视仆从对一些问题如“忠”的看法。目前，对10世纪的政治进行横跨欧亚的比较，正大行其道，参见穆尔（Moore）《第一次欧洲革命，约970—1215年》（First European revolution）提出的一些想法。
(7) 参见《新五代史》54：611—612；《资治通鉴》291：9511—9513；以及本书第2章的讨论。戴仁柱（Richard Davis）认为这是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的主要观点，参见《新五代史》（英译本）（Historical records）一书导言。
(8) 明朝文人对越境行为尤为反感。参见傅因彻（Fincher）《中国的种族、文化与民族：方孝孺的朝代正统论》（“China as a race，culture，and nation”）。目前，有关越境的讨论，参见克利福德（Clifford）《越境之地：20世纪末边界与迁徙的文化表现》（“Sites of cro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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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现代学者已明确肯定了汉臣对辽所取得成就的贡献，他们对契丹开化弥补了他们的不忠行为；例如岑家梧，《辽代契丹和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王明荪，《略论辽代的汉人集团》；阎玉启，《略论辽朝的汉族官吏和士人》；王成国，《论辽朝的二韩》；孟广耀，《试论辽代汉族儒士的“华夷之辨”观念》。有关汉文化的优越性以及它在文化交流中的必然优势，参见任崇岳《论辽代契丹族对汉族文化的吸收和继承》、李锡厚《试论辽代玉田韩氏家族的历史地位》、梁叔琴《从出土文物看辽代契丹族对汉族文化的吸收和继承》；参较林荣贵、陈连开《五代十国时期契丹、沙陀、汉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姚从吾《契丹汉化的分析》。
(10) 宫川尚志（Hiyazuki Miyakawa）的“内藤假说”略述了内藤湖南（Naitō Torajiro）（1866—1934）的著名理论。最近的“宋元明过渡”论就对这一重要理论提出了挑战，参见史乐民（Paul Smith）和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等编辑的同名论文集。
(11) 内藤将唐宋变革的结束定于五代末。然而，支撑其假说的几个重要变革在960年才初露端倪，而且内藤几乎没有关注思想界的变化，即现在被认为很重要的理学的兴起。虽然理学的发展贯穿了整个12世纪，但现在的学者通常仍将唐宋变革的结束定于11世纪的某一时间。参见刘子健（James T. C. Liu）《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China turning in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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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十国（902—979）（以今天的省份划分）是在江苏和安徽的吴（902—937）；取代吴的南唐（937—975）将疆域扩展至江西、湖南和福建；在四川的前蜀（907—925）和后蜀（934—965）；在浙江和江苏的吴越（907—978）；在福建的闽（909—945）；在广东和广西的南汉（917—971）；在湖南的楚（927—951）和在湖北的南平或荆南（924—963）。
(14) 周藤吉之（Sudō Yoshiyuki），《唐宋社会经济史研究》；青山定雄（Aoyama Sadao），《唐宋時代の交通と地誌地圖の研究》；伊懋可（Elvin），《中国历史之范式》（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郝若贝（Hartwell），《中国的人口、政治和社会变迁，750—1550》（“Demographic，political，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杜希德，《唐末藩镇与中央财政》（“Provincial autonomy and central finance”）与《晚唐的商人、贸易与政府》（“Merchant，trade and government”）；姜士彬（Johnson），《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Medieval Chinese oligarchy）一书和《望族的最后岁月》（“Last years of a great clan”）一文；伊佩霞（Ebrey），《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Aristocratic families）；陈弱水（Chen Jo⁃shui），《唐宋变革之际的文化认同：以清河崔氏与博陵崔氏为中心》（“Culture as identity”）；刘子健，《马球与文化的变迁：从唐到宋》（“Polo and cultural change”）。此外还有，韩国磬，《隋唐五代史论集》；大泽正昭（ōsawa Masaaki），《唐宋變革期農業社會史研究》；参较林立平《唐宋时期商人社会地位的演变》。
(15) 例如，包弼德（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This culture of ours”）、姚瀛艇《论唐宋之际的“天命”与“反天命”思想》一文，以及包弼德《天子的出路？——宋徽宗、新政与唐宋转型》（“Whither the emperor？”）一文。
(16) 例如，贾志扬（Chaffee），《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Branches of heaven）与《刘后及其对宋代政治文化的影响》（“Empress Liu”）；柳立言（Lau），《以战求和？——1005年宋辽之间的和议》（“Waging war for peace”）；龙沛，《战争与北宋的建立》（“War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orthern Song”）。
(17) 中国学者已在这些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吕思勉，《隋唐五代史》；陶懋炳，《五代史略》；毛汉光，《唐末五代政治社会之研究——魏博二百年史论》。相关英文著述有牟复礼（Frederick Mote），《中华帝国，900—1800》（Imperial China，900-1800）和龙沛，《战争与北宋的建立》，但有关所有地区和整个世纪的叙述，还有待《剑桥中国五代宋史》（Five Dynasties and Sung volume of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的出版。译者按，《剑桥中国五代宋史》在作者该书出版两年后，已于2009年出版。
(18) 例如，日野開三郎（Hino Kaizaburō），《五代閩國の對中原朝貢と貿易》；青山定雄，《五代—宋时期福建的新兴官僚研究：以宗族为中心》（“Newly risen bureaucrats”）；沃西（Worthy）在莫里斯·罗沙比（Morris Rossabi）所编的关于10世纪早期的论文集《中国棋逢对手：10—14世纪中国与邻国的关系》（China among equals on the early tenth century）中的一篇文章《以外交求生存：吴越的对内对外关系，907—978》（“Diplomacy for survival”）；佐竹靖彦（Satake Yasuhiko），《唐宋變革の地域的研究》；柯胡（Clark），《社会、贸易及组织：3—13世纪的闽南》（Community，trade，and networks）；愛宕元（Otagi Hajime），《唐末五代期における城郭の大規模化：華中、華南の場合》；萧婷（Schottenhammer），《10世纪泉州地区的政治经济状况》（“Politico economic particulars”）。
(19) 这些材料为这一时期的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时代背景。关于制度史的研究有日野開三郎，《五代鎮將考》；周藤吉之，《五代節度使の支配极制》；宮崎巿定（Miyazaki Ichisada），《五代軍閥の系統》；王赓武（Wang Gungwu），《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Structure of power）；沃西，《宋代立国：军事与政治制度的变化（950—1000）》（“Founding of Su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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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有关这一时期最好的论著仍是于1949年出版的魏特夫（Wittfogel）和冯家昇（Feng）的《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近期通论性的研究有舒焚，《辽史稿》；杨树森，《辽史简编》；杜希德和克劳斯-彼得·蒂兹（Tietze），《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辽》（“Liao”）。专著有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夏南悉（Steinhardt），《辽朝的建筑》（Liao architecture）；彭晓燕（Biran），《中国、游牧者与伊斯兰：西辽王朝（1124—1218）》（“China，nomads and Islam”）；当然还有陈述的著作《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与《契丹政治史稿》，以及島田正郎（Shimada Masao）的《辽代社会研究》与《辽朝北面官的特色与世官制的意义》（“Characteristic of Northern Region Liao bureaucracy”）。
(22) 无疑，辽朝直至936年都被称作“契丹”，并于983—1006年复称“契丹”（《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38）这一时期对应的是五代中期至北宋中期。但辽的名称从“契丹”变为“辽”，再由“辽”改回“契丹”，与五代到宋的朝代更替没有直接关系。
(23) 赖大卫（David Wright），《公元1004—1005年宋辽战争与澶渊之盟》（“Sung⁃Kitan war”），32；《长编》58：1299。
(24) 元（1260—1368）通常被叫作“蒙古”，当然有关这个征服整个中国本部的群体的研究很多。然而，非常有趣的是，有关蒙古统治下汉人的研究要远多于对中国疆域内的蒙古的研究。
(25) 傅海波（Franke），《东北地区的森林民族：契丹与女真》（“Forest peoples of Manchuria”）；戴维·克里斯蒂安（Christian），《俄罗斯、中亚和蒙古的历史》（History of Russia，Central Asia and Mongolia），354；牟复礼，《中华帝国，900—1800》；苏塞克（Soucek），《内亚史》（History of Inner Asia），82。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对此有更多详细的论述，他将辽金作为征服东北地区的一个整体，直到他注意到“像以前的外族征服者一样，女真人最终也未能将宋朝赶出中国南方”，才对两者加以区分［《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Perilous frontier），179］。“以前的外族征服者”只能是指辽，在巴菲尔德的模型中，指的是袭（转下页）
(26) 与之相反的观点，参见马思中（Fiskesjö）《中华帝国的“生”番与“熟”番》（“On the‘raw’and‘cooked’barbarians”）。
(27) （接上页）击边疆外部攫取岁贡（subsidy）的开创者。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并未将辽金连在一起，但他将宋称为“契丹向南扩张的屏障”［《契丹与哈喇契丹》（“Kitan and Kara Khitay”），230］。即使韩森（Valerie Hansen）这样一位与其他学者相比能够给辽金一个正面评价和更多空间的人，在论及“契丹”时，也被标准的史评所困，她认为契丹像女真一样渴望征服。女真继承了契丹征服和统治失败的中国北方地区；参见《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The open empire），306-307、314。
(28) 除傅海波《征服王朝统治下的妇女》（“Women under the dynasties of conquest”，译者按，参考文献中没有此篇文章）与《中国的外来统治及其影响（10—14世纪）》（“Fremdherrschaften in China”）外，几乎没有这一方面的研究。但也有一些新的研究，参见宋德金《辽金文化比较研究》、关亚新《辽金文化比较研究》。在札奇斯钦（Jagchid）和凡杰·西蒙斯（Symons）《长城沿边的和平、战争与贸易：两千年来游牧人群与中国之互动》（Peace，war，and trade）一书中，中原王朝的内亚邻国被简单地划归同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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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大量最新的有关辽的英文研究主要集中在誓约本身以及随后的重新谈判上，许多重新讨论这一题目的中文和日文论著提供了新的解释。克里斯蒂安·施瓦茨-席林（Christian Schwarz⁃Schilling）在1959年出版的《澶渊之盟》（Der Friede von Shan Yüan）一书中强调了这一誓约的重要性；梅尔文·斯里克-兰·安（Melvin Thlick⁃Len Ang）发表于1983年的《11—12世纪中国的宋辽外交：决定对外政策的社会与政治因素研究》（“Sung⁃Liao diplomacy”）一文，首次对维护和平的外交进行了研究。最近我们有龙沛，《战争与北宋的建立》和《中国的壕沟与宋辽边界》（“Great ditch”）；赖大卫，《平等、血缘与和平：宋辽交聘》（“Parity，pedigree，and peace”）和《从战争到平等外交：11世纪中国宋朝与辽契丹之间的外交关系》（From war to diplomatic parity）；蓝克利（Lamouroux），《政治与地理论辩：1074—1075年的宋辽边界谈判》（“Geography and politics”）；柳立言，《以战求和？——1005年宋辽之间的和议》。参较赖大卫《公元1004—1005年宋辽战争与澶渊之盟》（“Sung⁃Kitan war”）。相关的还有聂崇岐，《宋辽交聘考》；程光裕，《澶渊之盟与天书》；林荣贵，《北宋与辽的边疆经略》。也可参见姚从吾《辽宋间的“澶渊盟约”》、苗泼和曹显征《从高梁河之战到澶渊之盟——辽宋战和试析》。有关澶渊之盟前契丹的研究有金毓黻，《宋前之契丹》；王成国，《论唐代契丹》。
(31) 例如，任爱君，《契丹四楼源流说》；李桂芝，《契丹贵族大会钩沉》；张国庆，《辽代燕云地区佛教文化探论》；王善军，《辽朝横帐新考》。对辽代考古的研究则另当别论，20世纪90年代以降有关研究大量涌现。
(32) 2005年10月，一场主题为“辽代统治的前100年”的研讨会在纽卡斯尔大学召开。通过此会可以看出这一主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33) 例如，杨树森，《辽史简编》；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后经修订并翻译为《天有二日：宋辽关系研究》（Two sons of heaven）；陶懋炳，《五代史略》；何天明，《试论辽代接管燕云地区》；参较王义康《后唐建国过程中抵御契丹南进政策探微》。早期的观点更加温和，例如邢义田，《契丹与五代政权更迭之关系》，参较金毓黻《宋与辽之关系》、杨志玖《十世纪契丹社会发展的一个轮廓（并附论胡适派考据学对历史研究的危害性）》。
(34) 将《旧五代史》75：984、989，76：995和《辽史》3：38、40—41的记载，与《资治通鉴》280：9146—9147的记载比较，实际上，虽然这个问题值得仔细研究，但辽前期对燕云的劫掠与后来对晋的征服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虽然阿保机在926年趁机提出了对河北的要求，但辽在同年只是征服了渤海。如果征服渤海可以将辽算作一个真正的征服王朝，那么它的前提就是承认渤海是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有关辽征服渤海的细节，阿达米（Adami）《渤海国论著目录：一个中古时期的远东古国》（Bibliography on Parhae）和雷克尔（Reckel）《渤海：一个唐代东北及朝鲜半岛地方政权的历史与文化》（Bohai）提供了基本的材料，但是这个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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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史怀梅，《五代时期的劫掠与边疆社会》（“Raiding and frontier society”）和《游牧者的需求：劫掠、入侵与947年辽的征服行动》（“What nomads want”）。
(37) 这一观点已为使用欧洲语言写作的专家普遍接受；例如，蓝克利，《政治与地理论辩：1074—1075年的宋辽边界谈判》；柳立言，《以战求和？——1005年宋辽之间的和议》；龙沛，《中国的壕沟与宋辽边界》。
(38) 同样，907年王建在蜀（四川）称帝，同时李茂贞在凤翔（陕西中南部）已行皇帝之实，只是未称帝而已；参见史怀梅《剑桥中国五代宋史：五代》（“Five Dynasties”）。
(39) 苗泼《论辽袭唐制》举此例证明辽借鉴与继承了唐的制度，但这种借鉴和继承也带有明显的辽代特色。参较第4页注③所列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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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事实上，所有有关辽与其南方邻国之间的关系以及汉人对辽贡献的中文论著都将这些现象作为民族碰撞的例子，在汉文中将此称为胡—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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