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世纪早期的分裂与选择
9世纪末至10世纪30年代，是一个政治纷繁剧变的时期。在此必须对这种纷繁剧变做一个简单的叙述，但我们不打算对它展开全面的讨论，我们要阐释的是政治边界的流动性与个人忠诚归属之间的重要关系。这是一个个人主动选择效忠于谁的重要时期。有地位的人结盟，没地位的要么主动投诚、要么被俘，但是我们发现在越境过程中，极少出现“被迫越境”或者有类似模棱两可的情况。
在这一时期，有两位主要将领在争夺唐将亡之际的统治权。晋王李克用以太原为基地控制河东地区，而曾参加黄巢起义的朱温，也叫朱全忠，拥有汴州及其他几个州，主要控制河南地区（图3）。河北节度使虽然割据一方，但直至10世纪20年代末，该地区的政治领导权一直被各方势力侵夺。895年，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支持刘仁恭成为幽州节度使（895—907），从而成为刘的支持者。 (9) 五年后，河南朱温表王处直为河北义武军节度使（900—921），虽然王处直仅统领两个州，但恰好能从侧翼包围幽州。到901年为止，朱温已与黄河两岸大多数节度使结盟， (10) 将其领导权扩展到了河北的镇州（赵）。与此同时，河南朱温自900年进攻幽州，反而巩固了河北幽州与河东晋之间的联盟。此时，北方契丹部落联盟统一在了新于越强有力的领导下，他就是阿保机，未来辽朝的缔造者。
契丹人长期劫掠他们的近邻河东，特别是幽州。 (11) 刘仁恭自就任伊始，便从幽州进击契丹。当然，双方互有侵袭。但是，按照《辽史》的详细记载，902—905年间，阿保机靠着一系列成功的侵袭逐渐壮大声势，以至于将整个幽州和河东的人口迁居北方从事农业生产（#1，2，7）。这些侵袭掠夺了各行各业的人，其中就包括在辽政权初期身居要职的一些人，如韩知古和康默记。由于李克用对阿保机平等相看并与之缔结兄弟之盟，阿保机对河东的劫掠才停止。（#6）
907年，河南的朱温最终推翻唐朝建立后梁（太祖，907—913），由此引起的背叛以及边界移动说明了政治关系的复杂性和忠的重要性。朱温在906年再次攻击幽州的刘仁恭，为使朱温南撤，幽晋联合进攻河北南部的泽州和潞州。当朱温的旧部丁会以潞州投降幽晋联军时，朱温只得被迫放弃进攻附庸幽州的沧州，仅以登基即位作为把控局势的手段。因此，个人改变忠诚的行为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些事情均发生在边疆地区，朝廷在此成了配角。
不久，北方的阿保机便遵奉朱温为后梁的皇帝，但是河东李克用仍坚定地对抗朱梁，并且认为阿保机已经背弃兄弟之盟。 (12) 与此同时，在幽州，刘守光篡夺了其父刘仁恭的节度使之位（907—914）。这些瞬息万变直接反映了人们对于忠的不同选择。即使刘守光在宣布抵抗朱温的扩张时，也依然在寻求朱温对自己作为节度使的认可。虽然刘守光的两个哥哥均反对其篡逆行为，并分别向近邻寻求有力的帮助。但刘守奇放弃了他平州的百姓，先逃奔阿保机，后投奔李克用（#8）。刘守文则请求他正式的宗主朱温 (13) 惩罚刘守光的忤逆行为。刘守文之所以选择梁太祖，而没有选择原先与他真正联盟的宗主、朱温的头号劲敌晋王李克用，是因为他知道沧州是朱梁重新夺取幽州的首要目标，这样的实用主义精神是可以理解的。
刘守文对忠的选择，对于朱温在即位这一关键时期巩固自己的权力至关重要。同样，河东部将以继续效忠李存勖的方式支持他于908年继承其父李克用之位。例如，晋将周德威为拥护李存勖，率领军队回到太原，但李存勖更看重的是在面对后梁的反复进攻时，潞州对晋所表现出来的非凡的向心力。对于阿保机来说，他在朱温与李克用之间举棋不定。显然，李存勖得到辽骑兵的援助，并不是因为他对阿保机的贿赂，而是因为他是与阿保机结拜的兄弟之子（#9）。但数月之后，阿保机便寻求朱温的册命，价码便是辽转向协助后梁进攻河东的晋。这一约定虽未被史书记载，但很快我们会发现沧州的刘守文乞契丹骑兵来帮助他讨伐刘守光及其支持者——晋（#10）。
梁与晋谁将结束纷争承启天命并不确定，这使得像刘守光这样的将领企图各持两端。909年，刘守光既向朱温提供平定晋的机会，与此同时，又向晋提供消灭朱梁的机会。因为朱温升刘守光为燕王，从而放弃了刘守文一部（现在已由守文之子领导）。同样，阿保机不再向刘守文提供援助。910年初，沧州陷落，守文被杀。
因为在幽州站稳了脚跟，刘守光的野心急剧膨胀，911年称大燕皇帝。但就如同其兄一样，他很快便失去了支持，以摧枯拉朽之势被迅速打败。刘守光众叛亲离，他杀掉一名晋使，威胁攻打晋，最终他入侵义武军，将沿途的人口暴虐地收归其下。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向晋求援。 (14) 刘守光向朱温求援，朱温为了伐晋忽略了刘的僭越之举。 (15) 但在朱温被杀，后梁皇位一年之内两次易手之后，刘守光发现自己已孤立无援，连辽也不再对其施以援手（参见#15）。刘的将领、官员和属民纷纷弃其而去。有些人，像冯道，投奔了晋；其他人，像韩延徽，便入了辽。当地官员各自占山为王，只有幽州还控制在刘守光手里（#11—13）。 (16) 幽州于914年初落入李存勖之手，刘守光被处决，此时后梁的注意力已转向南面。阿保机的南面仅留下一个邻居——晋（图4）。
重大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局部地区的情况，同样也受到局部事件的影响。915年，河北最南端的魏博兵变激起了新一轮的梁晋冲突，后以18个月后李存勖掌控河北诸州而告终。在梁晋战争期间，阿保机已拒绝听命于朱梁，于916年称帝（太祖，916—926）建元，颁行自己的历法，但朱梁仍不断向其遣使。与此同时，晋王李存勖派自己的叔婶使辽作为人质（#19—20），以此强烈地表明与辽重修旧好的意愿。局部事件破坏了河东的晋与辽的重新结盟。晋新州节度使因骄惰不治、边人嗟怨，于917年被裨将卢文进所杀。其时卢文进被拒新州城外，遂率兵投辽。辽任命其为幽州留后，并支持他控制该地，此举移动了辽晋之间的边界线（#21—22）。但结果是，幽州城在被契丹进围几个月后，依然被晋节度使周德威控制在手中。
在同一时期，阿保机也大肆攻晋，掠夺河东北部人口，并且时有晋将被俘，如李嗣本和宋瑶（#18，23—24，28）。 (17) 但是，像以前一样，晋、幽、辽三方共存才是日常生活中的常态，并未受太大的影响。因此，契丹从平州侵袭幽州多次见于记载，同时契丹刍牧于营、平之间也为幽州节度使所知。 (18)
然而，这一切在10世纪20年代发生了变化，因为后梁衰微，阿保机逐渐成为边疆区域内小头领的唯一靠山。这些小头领竭力维护他们对各自辖域的统治权，抵挡崛起于太原的晋。921年，被“推举”为镇州留后的张文礼，接管镇州并向辽表忠（#25，32）。张的前任是晋委任的，于是张文礼寻求晋李存勖的任命，但同时他也向梁索要切实的帮助。两边均同意了他的请求，但又随即反悔，所以张转而求助阿保机，这给了李存勖兵围镇州的借口。
邻近镇州的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害怕他将是下一个张文礼。于是派其子晋新州刺史王郁向契丹求援以解镇州之围，但在辽援军到来之前（#26—31），王处直已被另一子王都废黜。废黜其父的王都转而支持李存勖讨伐镇州。 (19) 因此，王郁率领的辽军袭击了王都所在的定州，但是这并未能阻止晋于922年攻克镇州。与此同时，阿保机利用与王郁的联盟进一步攫取了整个晋的人口，并且使平州一直处在辽的控制之下（#33—36）。
随着923年后唐建立，李存勖（庄宗，923—926）宣布了他对南方的统治，由此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此举为他赢得了众多追随者，使其信心倍增。他与阿保机搁置先前的争议，在两个朝廷之间建立起了良好的双边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使后唐不再被契丹持续的边界侵袭所烦扰，而且使双方统治者在去世前能够集中精力在其他区域开疆拓土：后唐于925年攻克蜀，辽于926年攻克渤海（图5）。在李存勖及其继任者李嗣源（明宗，926—933）统治时期，越境入辽者大幅下降。事实上，在李嗣源即位不久，917年离晋的辽卢龙节度使卢文进便明确表达对故土的思念，遂率大军投奔后唐。 (20)
虽然辽朝的新皇帝德光（太宗，926—947）不是一个开疆拓土的扩张者，但卢文进的越境行为改变了后唐与辽的边界，使平州处于南朝控制之下，这促使辽于928年重新夺回平州。德光依旧应援后唐那些野心勃勃的节度使，特别是义武节度使王都。王都在后唐建立前，选择忠于后唐，使其成为义武军节度使，但现在他唆使河北其他藩镇的节度使拒绝纳贡缴赋、随唐征伐。当928年李嗣源向其兴师问罪之时，王都立即从此前的敌人辽那里获得了支援（#40）。但当辽军大败时，卢文进的继任者、辽卢龙节度使张希崇率所部2万余人投向后唐。6个月后，定州陷落（图6）。即便如此种种，契丹对后唐非官方的侵袭和官方的交聘并未因此而减少。
这一时期，个体在整个节镇的等级序列中处在一个相对弱势的位置，他们的领导者 (21) 所做的诸多选择就是这些个体的选择，并且他们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在政权角力的初期，个体预计能获得的利益决定了忠的归属。通常这些个体对自己的家庭漠不关心，充其量将其所在地作为获取资源的基地。在边疆地区，新兴的辽与相邻的南方诸政权相互角力，势均力敌。在作为一个整体的边疆地区内，虽然许多角力者先后衰落，但没有任何一方力量能在南北双方的角力中占据优势。
虽然由联盟导致的越境仅占越境总数的1/5，但这是10世纪初典型的越境方式（参见表2）。 (22) 这些边疆将领为抵御另一将领的威胁，多向北方（当然也有别的地方）求援，以此获得承认、扩大自己的自治权，这是那些标榜承天命的统治者无法给予的。955年以后，新的联盟不再出现，因而以下犯上的挑战也就没有了。然而10世纪初，辽尚未建立，阿保机刚刚崭露头角。10世纪10年代初，刘守光犯上作乱，他只是在最后时刻才寻求与辽结盟，但当时阿保机认为他的地位已岌岌可危，并不值得援助。926—933年，后唐的实力在李嗣源的统治下达到顶峰。李嗣源通过给予节度使某些自治权，赢得了藩镇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藩镇对他的挑战。当王都于928年试图挑战李嗣源时，正是这些藩镇对李嗣源的支持使王都在南朝众叛亲离，地位衰微，以致王都这个与德光潜在的结盟对象没能成为与其平起平坐的盟友。为了换取德光的支持，王都不得不向其臣服。
在这一时期，“被迫越境”的例子较少，仅占总数的1/10，在915年前没有一个“被迫越境”的例子。 (23) 这些都清晰地反映出在晚唐和梁的大部分时间里，多方角力造成了敌友关系的瞬息万变。所有的对手都追求对敌人的绝对优势，而当北方最有可能施以援手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向北求援。此时，辽并未像后来那样过多地介入南方政权的角力之中，因此边疆地区的人更愿意向它求援。
在这一时期，南方将领与辽结盟，是为了得到辽的骑兵援助，而臣服于辽，是希望辽认可他们对领地的权威。从1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辽逐渐被认为是一支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南方的统治者也逐渐能够行使自己的权力，奖励自己的追随者；地方将领热衷于联盟和自愿臣服的情况也逐渐减少，到10世纪50年代中期，这种情况完全消失。因此，即使出现臣服的情况，很可能也是被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