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朝廷内部的观点
赵德钧升迁迅速。李存勖赐其国姓，名为李绍斌（为便于参照，下文仍称其为赵德钧），在与后梁的战争中他一直为太原的李存勖效力。因此，赵德钧在925年成为后唐幽州节度使，他在该地任职10年，巩固自身权力的同时，也给那里带来了大治的局面。 (6) 926年，李嗣源即位，虽然赵德钧在李嗣源的继位过程中并未发挥什么重要作用，但他仍然得到了李嗣源丰厚的奖赏。他恢复本名，其子赵延寿娶了李嗣源第13个女儿兴平公主，自此赵家与皇族永结连理。 (7) 此时，赵延寿一路升迁，顺利地被提拔为节度使。像其他高官贵戚一样，赵氏父子一直在实践一种互惠互利的效忠模式，他们将忠诚转投给那些能为自己带来最大利益并且能确保和扩大这些利益的政治领袖和军事将领。
10世纪30年代初，赵延寿发现危机四伏。931年，他与范延广一起被调至中央任枢密使。 (8) 虽然枢密使总领朝政，但是朝政被宦官孟汉琼和王淑妃把持在手中。然而，两人真正面临的威胁来自李嗣源的儿子李从荣，他想利用自己对禁军的控制来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力。为了保命，赵延寿与同为枢密使的范延广均想在地方上谋个更为安全的职位。赵、范二人无法弹劾李从荣，所以不顾一切地请求改任。请求汇成一股洪流，使得李嗣源埋怨他们背离自己而去。最终，赵延寿让他的妻子在内宫恳求她的父亲，任命其为汴州节度使（后来的开封）。两个月后，李从荣率牙军千人闯入京城，后来李从荣被杀于此。 (9)
在唐末五代，一个统治者的权威只能延伸至对他效忠的节度使和刺史那里。统治者表面上宣示对领土的权威，也只是体现在地图上而已，实际上对现实空间的控制力有限。关键在于谁承认谁为上级，那些属下能够控制什么样的军事和经济资源，以及他们能把什么带入 (10) 自己的忠诚网络。 (11) 任何节度使都具备叛乱的先决条件，因为地方的职掌能给他们摆脱朝廷直接控制的自由，但如果他们一开始没有得到皇帝的承认也不可能留在这个位子上；而且只有皇帝的直接命令才能限制他们。如此的朝廷——藩镇的权力结构，需要微妙妥协、明智选择，以及私人关系的协调，无论何时其中任何一个利益方被替换，这个架构都需要重新调整。新皇帝继位，固然希望能以适当的利益笼络旧臣，但这往往不那么容易。如此而产生的紧张、不确定的关系，较为典型地体现在李嗣源之后新即位的皇帝对赵延寿的态度上。
李从荣没死几日，李嗣源便因久病而亡。在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篡夺皇位前，李从荣的弟弟李从厚短暂即位。在汴州的赵延寿，暂时躲过了眼前的危机，继续实践着互惠互利的效忠模式，将自己的忠诚顺利移交给每一个新即位的皇帝，并获得来自他们的奖赏。然而，作为封疆大吏，他本身也许就是朝廷的一个威胁，而且他的姐夫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又一直是李从珂的老对手。虽然李从珂猜疑石敬瑭的忠诚在《旧五代史》中没有被明确地表达出来，但是11世纪的文献表明石敬瑭与赵氏父子有联合的可能，他们三人控制着黄河以北一半的区域（幽州和河东），并且有一个离都城非常近的据点汴州。 (12) 可能是为了监视赵延寿，不到一年，他便被调回朝廷任枢密使，兼任河南中部许州的节度使。他再一次变得有职无权，因为权力已被臭名昭著的巨贪宣徽使刘延朗把持。
也许害怕在都城陷入另一场权力斗争，赵延寿再次寻求了一个远离朝廷的职位；当他履任时，这个职位给赵延寿提供了一系列全新的机会。936年，李从珂和石敬瑭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石敬瑭挑战朝廷，并寻求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帮助。 (13) 联军很快大败唐军，将其围于太原（时称晋阳）南边的晋安寨。赵延寿带着擅权者刘延朗的祈福率领一支来自都城的援军与赵德钧幽州的军队汇合。其实，任用赵延寿只是因为他符合刘延朗一党的要求，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信任他。作为两万帝国军队的统帅，赵延寿对忠的选择可以对战争结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使得赵延寿与石敬瑭一样危险。 (14) 对他们的恐惧导致朝廷在对待他们二人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为了监视赵延寿，刘延朗亲自担任赵的副手，而征伐大军的判官不是别人，正是张砺。张两次服丧使其远离朝堂，而那时他的同僚们正试图应付孟汉琼、秦王李从荣以及李嗣源的继承问题。张砺并非这个工作的第一人选。或许是张远离政治，或许是他以往的效忠行为，成为他获得这个职位最强有力的保证，但他在执行朝廷的命令而非赵延寿的命令时受到了极大的制约。
11月22日，赵氏父子于潞州附近会师。此后，张砺迎来了对他的首次考验。赵德钧欲将其他藩镇的军队纳入麾下，但以失败告终，而此时朝廷督促他继续进兵。赵德钧在得到赵延寿的援军以及自己被任命为诸道行营都统后，才进军至晋阳以南百里的团柏谷，但几周之后他不仅按兵不动未去解围，而且多次为赵延寿奏请成德节度使一职。成德本是赵王旧地，紧邻幽州。赵德钧借口在其远征时，幽州势孤，遂靠近幽州，便于接应。然而，李从珂识破了赵氏父子借此扩张藩镇地盘的阴谋，因而勃然大怒。 (15)
正直的张砺无疑应当督促赵氏父子尽快去解围，但实际上文献中留下的仅是张砺对此的沉默。这也许是因为张砺周遭的环境越来越复杂。在赵氏父子进驻团柏谷前不久，辽朝皇帝德光支持石敬瑭在晋安的联军营地称帝，成为一个新朝代后晋的皇帝。赵氏父子是否得知此事尚不清楚，但在12月末赵德钧尚遣使至德光行营，使节的名字仅见于《通鉴》，叫赵延寿。据司马光记载，虽然赵延寿向德光奉上书信一封，假意代表后唐寻求与辽和议，但他私下请求德光支持赵德钧在南朝称帝，将其作为征服后唐和与辽结为兄弟之国的回报，同时允许石敬瑭永驻河东。
尽管张砺在道德原则上一向很坚定，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只能做出无奈的选择。李从珂是张砺的皇帝，但是支持他登上皇位的军队是用金钱收买而来的，而不是靠自己的实力赢得的，并且他已经表现出了 (16) 不胜任皇帝一职的信号。 (17) 石敬瑭虽然只是一个挑战者，但是至此他已取得的成功意味着他拥有道，因此名副其实配得上天命。另一方面，众所周知，天命是上天安排的，如果石敬瑭是在另一个皇帝的支持下称帝，那么这就很难将其视为承天命的合法继承者。赵氏父子是张砺的上司，并且赵德钧致德光的信中公开要求站在后唐一边。张砺与这其中的任何一个主角都没有私交。实际上，每个人都明白李从珂必定是要出局的。问题是，是承认石敬瑭和他的新王朝，还是以旧王朝的名义支持赵德钧？然而晋安寨仍然被围，鹿死谁手尚且不明，张砺在道德问题上的沉默可能反映了所有人都屏息而观，因为那些拥有选择权的人在等待一个对事件结果更加明确的指示。
虽然文献中没有点明张砺遭遇的这种普遍困境，但《通鉴》对赵德钧要给予德光的好处做了详细的解释，因而这有助于我们讨论忠在11世纪的含义。赵德钧指挥着德光不愿与之交战的后唐军队，单单这一项对德光的吸引就超过了所有石敬瑭提供的岁币、土地，以及正式的父子之国的关系。石敬瑭非常害怕，因而派桑维翰去维护先前与辽的约定：
大国举义兵以救孤危，一战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栅，食尽力穷。赵北平父子不忠不信，畏大国之强，且素蓄异志，按兵观变，非以死徇国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诞妄之辞，贪豪末之利，弃垂成之功乎！且使晋得天下，将竭中国之财以奉大国，岂此小利之比乎！ (18)
这个理由是复杂的。桑维翰对于忠贞不贰的论述（“非以死徇国之人”）是将其投射在等级差异型忠的语境下的，他以此强调赵氏父子的不忠。虽然《通鉴》的编纂者 (19) 把个人境遇描绘得很艰难，但在此，不忠的行为仍然要被一票否决，因为要论“忠”，那是无条件的。 (20)
对于桑维翰而言，以忠贞不贰来指控赵氏父子似乎在打一张奇怪的牌，因为他的主人石敬瑭自己就是后唐公开的挑战者，而且从931年前后开始桑维翰自己也成为石敬瑭手下的一位谋士，把自己对后唐的忠诚转投给了现在的主人石敬瑭。 (21) 然而，桑维翰寄希望于天命会站在石敬瑭一边，当然史家知道他是对的。在此个案里，通过诉诸更高权威的“道”，就可以避开互惠互利型忠的雷区，无须在效忠谁的问题上讨价还价。相应地，史家用桑维翰来强调赵氏父子的不忠，因为桑维翰坚信赵氏父子不具有天命，而且史家也知道他是对的。另外，桑维翰暗示赵氏父子并不可靠，很可能对辽比对后唐更加不忠。德光对那些尽忠抵抗之人表示尊敬，批评和惩罚那些改旗易帜之人，许多这样的事实都表明德光认同了桑维翰的某些见解。 (22)
桑维翰理由的第二部分展示出，在这一时期现实的物质利益对藩镇之间的关系有多么重要。石敬瑭和他的谋士相信德光会对他们奉上的中国之财有所响应，但实际上并没有奏效。虽然最终桑维翰的理由（更不必说为此长哭）说服了德光遵守原先的约定。 (23) 但是，在故事的另一个版本中，非但没有详细记述桑维翰说服德光的理由，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德光一方面反对赵氏父子的不忠，另一方面又对财富诱惑做出了响应。
赵延寿从德光行营返回后没几日，晋安寨便陷入辽晋联军之手，后唐灭亡。德光称赞了晋安寨守将张敬达的忠贞不贰，他拒绝投降，死于属下之手。现在投降的唐军加入联军，赵氏父子因损失惨重而大举撤退。在潞州城，（原先效力于后唐、后为辽晋联军所用的）节度使高行周给出了自己的“忠告”，他劝赵氏父子最好立即向后晋皇帝奉表称臣。 (24) 在南方系统的文献中，赵氏父子以体面的方式向辽晋联军的两位皇帝投降，但《辽史》记载他们是被骑兵追及才投降的，因而《辽史》将他们的越境更多的看成是被俘获而非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 (25) 南方系统的文献记载张砺“陷入”契丹，或言与赵延寿一起“入”辽，或言“随”赵德钧入辽，这实际上是说在其越境过程中他有一些自主选择，只是没有他的上司赵氏父子的选择多。然而，《辽史》将张砺投降系于晋安陷落前四天，没有将他与赵氏父子被俘放一块。因为《辽史》的纂修者根本没有想到张砺与赵氏父子之间的联系，当然这也许是《辽史》的编纂者故意阻断张砺与赵延寿之间的联系，原因则显而易见。
石敬瑭发现自己很难原谅赵德钧之前企图取代自己一事，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赵氏父子被送至辽而非后晋，以及为什么除《辽史》外，所有文献都说他们是被锁归辽。 (26) 但无论他们所到之地是何种环境，他们均得到了辽的善待。赵德钧仍任幽州节度使，六个月后死于任上。 (27) 赵延寿继任，亦被封为燕王。938年末，赵延寿任节度使所在的幽州升为辽南京，以其总十六州事，辽给予他的这一身份是他在南朝无以企及的。 (28)
赵延寿似乎很乐意这么安排，但张砺则不同。张砺想要坚守道义原则，但他从未拒绝辽的任命，因为毕竟他字梦臣，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大臣”。这次越境入辽，就像他第一次由后梁进入太原一样，辽以其所长命他为翰林学士。《新五代史》记载了德光“重其文学”，而后来张砺的两个本传则记载了他“临事必尽言，无所避” (29) 。在这些记述中德光是一个具有传统美德的皇帝，而张砺是一个正直的臣僚。但张砺在入辽后不久，就试图返回南朝。
所有文献都记载了这一事件，但对张砺本人的关注仅见于地方志中。 (30) 这一事件首先出现在《旧五代史》的记载中：
始陷契丹时，曾背契丹南归，为追骑所获，契丹主怒曰：“尔何舍我而去？”砺曰：“砺，汉人也，衣服饮食与此不同，生不如死，请速就刃。”契丹主顾通事高唐英曰：“我常戒尔辈善待此人，致其逃去，过在尔辈。” (31) 因笞唐英一百，其为契丹主善待也如此。 (32)
这个故事阐明了张砺对于德光的价值，并且后来的一些文献也重述了张砺的坦诚。德光没有惩罚张砺，而是责备通事高唐英 (33) ，因其玩忽职守致使张砺不满离去。高唐英之属不仅是通事，而且扮演着文化中介的角色。 (34) 如果这么说的话，高唐英及其属下的确未能尽责。
我们可以在张砺解释他南归行为的记述中看到一些相关的文化问题。张砺在《旧五代史》中的抱怨被《通鉴》重述，在《契丹国志》中被再次重述 (35) ，而欧阳修保留了其核心的内容：“臣本汉人，衣服饮食言语不同，今思归而不得，生不如死。” (36) 以上四种南方文献强调的重点是相同的：张砺抱怨饮食，忍受着剧烈的文化冲击，所以与其待在辽，不如回后晋谋职。
然而，在《辽史》中张砺说：“臣不习北方土俗，饮食居处，意常郁郁，以是亡耳。” (37) 这是对上述南方文献中张砺回答德光的话的重写。虽然《辽史》忽略了在现代人眼中张砺对族性认同的清晰表述，但《辽史》依然揭示了掩藏在张砺思乡情绪下的文化观念。文化背景各异的元朝史官意识到对不同饮食、衣服、居所的偏爱对日常生活的重要性，这并不令人奇怪。 (38) 对他们来说，这些也都不是问题，困扰他们的似乎是张砺被贴上了“汉人”的标签，这一标签所附着的文化实体与德光所附着的文化实体是明显相对的。
当然，史家也许只是不想叙事过于混乱，所以删掉了“汉人”二字。元朝是否存在对“族性”的认知，还很难现在就推定。只能说，在元朝，“汉人”一词特指那些在本书提及的边疆区域的人，他们在元代的社会等级高于那些来自淮河以南的人。但元朝史官去掉“汉人”一词，并不是用来澄清两者的区别， (39) 首先是因为张砺在元代定义中也是汉人，其次是因为《辽史》成书仓促，我们有理由相信，只有当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才会考虑对文本修改。
因此这种变化说明，元代史官极为注意朝廷的态度，他们不愿将对“汉人”身份的认同与拒绝为“非汉人”的主子效力联系在一起。虽然在编纂《辽史》时，“汉人”为元效力并不会受到指责，但是在元初还是有一些关于隐逸的著名例子。 (40) 也许《辽史》的编纂者在不久前还觉得，在史书中保留这么一位羁身元境又以身份认同为由拒绝为元效力的历史人物，对14世纪的人来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如果接下来我们以现代的民族和族性概念，重新回顾一下宋代文献，我们很可能认为11—13世纪的史家正在汉人中传递一种族性认同的理念。然而，就从这些史家的观点来看，他们很可能根本没有将张砺的话当作对族性认同的表述。而且只有在宋亡至元（或是金）之际，文人才开始给旧的忠的观念（忠要求有节之臣不为无道之君效力）补充一些新的内容，他们认为皇帝的文化属性会影响到他的道德；然而一直到明，这种观念都未得到广泛传播，在当时王夫之有这样一种强烈的观念颇显另类。 (41) 在宋朝，一个皇帝是好是坏，与他的文化属性无关。理论上，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要为其效力。
因此，出自11世纪史家之手的文献并未将“臣本汉人”作为限制张砺行为的一种身份，而是仅将其作为张砺与德光日常文化差异的一种简单写照。我们可能注意到《旧五代史》两次提及张砺为“北来翰林学士承旨”，这可能是一种与韩延徽返辽后获得的契丹名相类似的标签，反映的是张砺本人的自我认同。 (42) 德光显然知道问题所在，他对通事高唐英的惩罚便意味着知道克服思乡的方法，只是这种方法没有被完全落实罢了。事实上，犬儒主义者可能转而认为张砺是把离开辽作为一种改善效力环境的手段。无论是否如此，张砺返辽后，直至他与德光去世，张砺诚心诚意地为德光效力了10年。 (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