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与返回

韩延徽取得的成就、肩负的重任以及对阿保机的依恋，以上这些东西正在变为过去，因为在征服诸部和安居汉人之后，韩延徽向南“逃奔”到李克用之子、后来成为唐庄宗的李存勖 (26) 那里。 (27) 韩延徽的这次逃离通常被作为他心系南朝的证据，甚至是作为他渴望为汉人君主效力的证据。 (28) 然而，这个证据很难持久成立，首先是因为李存勖并不是汉人而是沙陀人，其次更重要的是因为韩延徽后来又自愿返回辽朝。如果我们再一次将韩延徽的行为看作是对互惠互利型忠的实践，那么韩延徽逃奔至太原的意义则更为重大。唯一与韩延徽早期入辽不同的是，这一次他越境进入的是南朝而不是北朝。

当时李存勖要为自己塑造一个明君的形象，韩延徽的辅佐有助于他实现这个更高的目标，同时韩延徽本人也由此获益。 (29) 不幸的是，韩延徽在太原与王缄闹翻，惧不自安，求归幽州省母，此时幽州仍在刘守光的控制下。当韩延徽被朋友问及打算时，他回答要重归辽朝。他对此无所畏惧，因为他是这个王朝不可或缺的。阿保机闻其归来大悦，这证明韩延徽是对的，而且他获得了更高的职位。 (30)

但我们无法确知韩延徽做这些事的时间。韩延徽的对手王缄于913年12月被杀 (31) ，而我们既不知道韩延徽前往太原的确切时间，也不知道他离开那儿前往幽州的时间。但我们知道的是韩延徽已于916年返回辽朝。因此，极有可能是他并未离开幽州而在此停留了一段时间，直至王缄死去才前往辽。这就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韩延徽直至他的政敌王缄死去才离开幽州前往辽的话，那么政敌的死则保证了他即使返回太原也高枕无忧，所以这也就意味着王缄的嫉恨只是韩延徽找的一个方便其回到辽朝权倾一时职位上的借口。这一职位上的权势似乎要比在李存勖手下获得的权势大得多，因为10年后李存勖才建立起自己的王朝。 (32)

再次比较这些记载，我们发现这些事情构成了《旧五代史·韩延徽传》一半以上的内容。但是欧阳修的观点被更为广泛地传播，因为后来的史家均将韩延徽的两次越境作为评价那个时代的工具。《通鉴》和《契丹国志》再次强调了韩延徽对君主的价值，并且注意到了李存勖“欲置之幕府”，因此也解释了王缄的嫉恨是因为韩延徽可能要取而代之。 (33) 这些文献也暗示了韩延徽的孝心是真实的，并不仅仅是口头上说说。文献中记载他不仅“求归幽州省其母”，而且真的这么做了。韩延徽后来向阿保机解释他秘密离开辽是因为他害怕回幽州省母遭到拒绝。 (34)

《辽史》借此机会点出了古代孝顺与忠君之间的紧张关系。在韩延徽返辽后，他解释离去的原因是：“忘亲非孝，弃君非忠。臣虽挺身逃，臣心在陛下。臣是以复来。” (35) 在此，韩延徽虽然得以尽孝，但最终选择的还是忠君。面对忠与孝这两个相互对立的事物，元朝史官的选择是简单明了的，但是选择为征服者蒙古人效力才是困扰他们的问题。同时，《辽史》轻描淡写了韩延徽对君主的价值。然而，早期的文献记载阿保机闻韩延徽归来大悦，称韩延徽如自天而下，但是《辽史》则据实记载了韩延徽被赐予契丹名匣列，意为“复来”。在此，《辽史》只想突出韩延徽为辽效力这层意思，因而抹去了他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力。

《辽史》更进一步详述了韩延徽的南归，解释道“慨然怀其乡里，赋诗见意，遂亡归唐” (36) 。到14世纪为止，思念家乡已司空见惯，且已完全被接受。元代史家将韩延徽的南归归结为心系故土，同时他们也将韩延徽的离去所隐含的对阿保机的批评统统删去。《辽史》没有留下阿保机对韩延徽待之不恭的任何痕迹，因为保留阿保机待之不恭的痕迹在元代就可能会被认为是以古讽今，这对于《辽史》的纂修者来说是很危险的，而且韩延徽《辽史》本传记载当他逃奔南朝时，“太祖梦白鹤自帐中出；比还，复入帐中。诘旦，谓侍臣曰：‘延徽至矣。’已而果然” (37) 。超自然的因素增强了整个事件的戏剧性，突出了该事件的重要性，使冲突更具张力。韩延徽被描述为一个思念家乡的南人，以此强调他对契丹君主的价值。边界的概念对于《辽史》的编纂者以及11世纪的史家来说是同样清晰的，但是《辽史》的编纂者提供了一个在道德上让各方都认可的说法。

在韩延徽北归后，阿保机通过让他身居高位，赋予了他正式的行政权。这一切都意味着他重新拾起了先前停止的制度建设。阿保机为了留住韩延徽，“待之益厚”，《通鉴》和《契丹国志》也是这么说的。这与两书记载的韩延徽写给李存勖用以解释他为何北去的书信是相吻合的：“非不恋英主，非不思故乡，所以不留， (38) 正惧王缄之谗耳。因以老母为托。” (39) 之前司马光展示了韩延徽真正孝顺的一面，现在却说韩延徽希望见到母亲终究只是一个借口。也许司马光希望展现的是，韩延徽更为顾忌对李存勖的背叛而不是对阿保机的背叛，因而韩延徽甚至以背负不孝之名为代价换取李存勖的谅解。不过我们应当注意，《通鉴》所载的这封信表明韩延徽既不在乎阿保机是契丹人，也不在乎太原的统治者是沙陀的后裔。因此，统治者的文化属性与被认为属于他的忠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然后，司马光又话锋一转：“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11世纪南牧一词自然含有寇掠之意，那么当司马光观察到“终同光（923—926）之世，契丹不深入为寇”时，他迅即将阻止契丹南牧一事全归功于韩延徽了。 (40) 但是韩延徽的承诺不应当被解释为他在乎南朝的领土完整。边界安全是各个政权在边疆区域内所要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边界安全与各政权对资源的控制密切相关，对资源的控制主要是指对人口和他们可移动的财产的控制，只将视线盯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是无法保证其安全的。更重要的是，韩延徽保护南朝的承诺凸显了《通鉴》中越境为辽效力的那些人心系南朝。《辽史》完全忽略了这点，只是记述了韩延徽在925—926年征服渤海中起到的军事作用。《辽史》这么做不足为奇。 (41)

《辽史》同样忽略了《通鉴》对姚坤告哀于辽的记载，姚坤告诉阿保机后唐李存勖死于926年。 (42) 阿保机抓住时机提出后唐用几个州县作为辽暂停南侵的回报，姚坤的回复“此非使臣之所得专也”激怒了阿保机。很显然是韩延徽通过劝谏皇帝，救了使臣姚坤一命。 (43) 这个事件通常被解读为又一个胡汉之间有关领土冲突的问题。同时在这个事件中，韩延徽打消了阿保机的野心，保护了他的汉人同僚。 (44) 但是，我们反而可以将韩延徽的不同意见视为一条分界线，它界定了在对待使臣上人们认可的行为和不认可的行为。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在这一时期使臣常被欺凌。

韩延徽似乎认为加入辽政权的人越多越好，至于这些人来自何处并不重要。因而，无论韩延徽是为了保护南朝的领土，还是为了维护后唐统治者的利益，以上这两种观点对于韩延徽所处的那个时代来说都是错误的。如果说韩延徽有一种超前的疆域观念和一种对南朝异乎寻常的文化依恋，虽然说这不是不可能， (45) 但这与他先前的行为并不相符。那么，对于韩延徽来说，提醒他的主人在邻国的君主面前展现出一个与之相称的庄严形象才更具有意义，因为阿保机常被认为无法比肩他的对手。如果阿保机违背了国家间在边疆地区公认的行为准则，那么他的道德形象和政治地位将被大打折扣。因此，我们反而可以将这一事件作为韩延徽对阿保机效忠的有力证据，这种效忠是以经典的直言敢谏的方式来表达的。随后，《辽史》抛弃了所有标志着韩延徽心系南朝的记述，也就意味着这是《辽史》有意为之的一条编纂方针。

韩延徽似乎轻松地穿梭往来于南朝与北朝的君主之间，这充分地表明文化差异不是他做决定的因素。文献中从未提及这样的差异，反而将韩延徽的北归明确说成是因为人事纷争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危机。当然，有人还会争辩说，是因为来自王缄的潜在威胁严重到迫使韩延徽不顾文化差异再次投奔北朝。实际上，司马光在后来补充道“因以老母为托”，也证明了对于韩延徽来说这不是一个真正的危机。但是这一观点完全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之上的，没有真凭实据。如果韩延徽已为文化差异所困扰，那么他可能早就逃到河北中部和南部的几个藩镇去了，甚至都逃到后梁去了（见图3），然而他选择了北归。

阿保机死后，直至辽朝的新君主德光派韩延徽出使后晋（936—947），我们没有再听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德光派他出使的时间很可能是在石敬瑭发动对后唐的战争之时或是在此之后，然而对于此次出使，我们没有更为详细的信息。 (46) 战争以赵德钧和赵延寿的军队投降而告终（见第5章），其中有位文官叫张砺，他先前的履历可以与韩延徽的例子做一个有益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