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领土与权力
在现代，权力的分配主要是以领土为基础的，但也并非总是如此。我们不将领土从权力中分离出来，并且不去调查而只是假定两者关系的属性，是无法理解10世纪的。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在通猜《图绘暹罗：一部国家地缘机体的历史》一书中已得到较好的阐释：“现代地理学、地图和一个民族国家地缘体的霸权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得多。它复制自己，将我们囊括在它的统治之下。”我们经常以国家为单位来考虑问题，而国家没有自己的边界线是无法想象的。 (17) 目前，我们构建世界的主要方法就是用边界将地球表面分割成独立的领土，每一块领土都造就一个经过严格界定（不一定无可争议）的政治空间。现代的边界线标志着一个特定国家或地方政权的界限和范围。边界线在空间上和政治上划分了彼此的国家主权，正是依靠对这一基本概念的普遍接受才使得今天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得以存在。我们绘制地图，过于强调政治区划，以至于就我个人经验而言，很难找到地形图。这就意味着地形图需求量小，所以生产量也少。在国家层面以下，我们生活在这条线的哪一侧决定了许多的事情，比如在哪里交税、在哪个地区投票以及孩子在哪里上学。
在现代，这样那样的边界线无所不在，当然这并不是说它们作为一条构建世界的原则就不会受到挑战。个别政府可能在适当的时候违背这一国家领土主权原则。例如，它们通过经济杠杆像贸易禁运、操纵援助费用，或者政治手段如军事行动、撤回大使，努力将自己的权力伸向边界以外。 (18) 这些行动挑战了那些遵守原则的国家的主权，但与此同时增加了强势一方的国家利益；因而它们甘愿为打破这一国际体系而受到不一定有效的谴责。因此，对国家主权的挑战通常起到了从各个不同方面巩固这一普遍原则的效果。
当面临下列不确定因素时，边界对于一国政府来说则更成为问题，例如，流亡人口、大规模移民和其他跨国或跨境现象。这些跨国或跨境现象包括，慈善团体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有组织犯罪和恐怖活动。政府必须亲自研究这些问题，比如处理不同种族间的关系、管理人口迁徙、为救援者提供通道与帮助、解决国家法律与国际宗教权威之间的冲突（如祭祀牺牲）、参与国际警务合作和建立国内安全机构抵御跨国恐怖袭击。那么多不在国境线内发生的事情，即便他们只是一股善良或温和的力量，也给政府制造了许多困难，而且引起了国内民众的焦虑和紧张（例如担心外来移民或先发制人的战争），这意味着占据优势的体系已在社会各阶层中深深扎根。边界已经成为我们赖以生活的标准范式，我们还会注意到，学者和政府都在花大力气，试图理解、控制或处理很多与这一范式冲突或不太契合的问题。
现代的边界线作为构建世界的主要原则而被赋予的权力甚至都面临着挑战，这可以通过香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例子看出来。英国同意中国调整它的地理边界，并以领土为基础，拥有对英国属土公民香港人的政治权力，这些人将失去他们的英国国籍，成为中国公民。从1986年开始，香港人可以申请，但并非自动成为英国海外国民，因而他们在1997年之后仍可拥有英国国籍，但他们不享有不列颠群岛的居住权，在这些领土上居住的特权只给予英国本土公民（full citizen）。在1989年中国政治风波后，面对香港大量的人才外流，英国不得不将英国公民身份给了被认为对殖民地将来很重要的5万个家庭，而且授予了他们不列颠群岛的居住权。英国做出痛苦的有限让步预示着，英国与中国同样不愿否定以地理边界来确定居住人群公民权这样的现代基本理念。 (19) 再举一个例子，任何一个犹太人都可以成为以色列的公民，但为了获得这个身份，他们必须生活在以色列的领土上。相反，以色列完全以边界为依据，以有限的方式将公民身份给那些在1948年选择留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在任何复杂的情形里，几乎都能发现最终决定政治权力范围的，首选的仍是领土边界线。
要宣示对边界的权力，最好的方式是通过现实的区隔（demarcation），在地图或观念上将分界线具体化。例如，柏林墙和以色列的“隔离墙”（或称为“种族隔离墙”），前者构筑了一条公认的政治边界，后者创造出一条存在较大争议的边界线，这条边界线来自对以色列人和恐怖分子之间的概念划分。 (20) 在历史语境中，中国的长城是这一具体化努力的典型例证，这一例证阐明了分界线的多重用途。虽然我们认为一个真实的长城不可能完整地延续至今 (21) ，但它确实存在于某一特定时期，特别是汉（前202—220）和明（1368—1644），这一时期真实的长城是划分敌友的分界线。 (22)
然而，比起实体长城，影响更深远的是长城的概念，这一概念贯穿整个中国历史。长城依旧是东北亚地区公认的农牧概念的分界线，它是自南宋以来一系列历史地图上唯一不变的特征，长城甚至出现在了传说中的舜禹时期，这比我们通常所知道的秦始皇于前221年首次修建长城要早2 000年。 (23)
虽然这一系列历史图册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现存最早的中国地图 (24) ，但12世纪绘制的前代地图，很明显不能被当作10世纪就有边疆、边界和分界线概念的证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五代各个政权以及宋初二帝对外扩张的地图上，都出现了与国家有关的边界。 (25) 每张图上都出现了一个相同的区域“中国本部”，这是有其依据的：其他势力统治长城以内地区，在地图上会被明确地标记出来。因此，虽然长城在那里，但它似乎所起的作用更多的是一个参照物而并非一条需要坚守的战线。它反映的是宋代绘图者所希望的帝国范围，并非帝国真实的疆界。这种疆域观念（territorial conception）在10世纪未必是主流。
地图本身的特性就决定了它总是受到制约，它们必须严格地描绘出周边的情形，特别是疆域的边界。 (26) 因此，虽然南宋的地图集为五代的每个政权都提供了一幅地图，但完全没有展示出各朝代间疆域变化的过程。现代由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地图集》落入了同样的窠臼。唐代地图是依据新旧唐书中《地理志》的记述绘制的，因此它所反映的是741年唐帝国疆域的面貌。另两幅唐代的全图也不足以反映近三个世纪疆界发生的变化。 (27) 此类参考资料要想编得易用明白，难免都得画成这样，但它确实意在将边界画得比实际情况更加固定。
处在10世纪这样一个剧变的时代里，这是一个尤为突出的问题。在这一时期，边疆地区的各方势力（包括辽）相互博弈，该地区的行政管辖权在他们之间频繁易手。边界不再是地图上看似静止的实体，而是在不断移动的。但是，当时的人们比我们更容易理解这一点。10世纪的人们似乎对边界线一词没有多少概念，他们是依据行政中心和效忠的对象结成群体，这也是前现代欧亚大陆的普遍现象。 (28)
一个典型的行政区由众多居住在该辖域内的家庭组成，并由在特定治所办公的地方长官或其他官员统领。治所名通常与县名、州名或省名一致。自汉以降，最基层的县或者甚至是田界，已被绘制成图（有时是被标在地界上），因而我们理解起来较为容易。 (29) 州界由所辖县界的外缘组成，与此相同，省界划分则是依据所辖州界的外缘。
然而，县以上的边界线被置于何处已不重要（虽然这些边界线也总是被记录在案，并且官方也屡有越界侵袭的报道），当地官员将忠诚置于何处才是最为关键的。如果县、州、省的官员决定改投他人，也就是说向侵犯者举城投降，那么他的这一行为会通过税赋以及辖区政府的行政机构，影响到整个辖区。 (30) 如果一个官员这么做了，那么上一级行政区的边界线不得不随之移动，把已变节的地区移到另一侧。
但是此类边界线的移动是政治立场改变的结果，而不是现代所认为的是政治立场改变的原因。 (31) 改变的关键是官员效忠于别处了，通常他们依然会在新主人手下谋得一个合适的职位。虽然这一过程会产生大量的流民，但这种现象似乎只是短暂的。这些人为自身的利益也必须使他们的属民留在自己的辖域内，因为没有赋税的土地是毫无价值的。
当我们发现边界线不那么重要时，可能会感到不安，但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这恰好让他们对彼此之间以及与身家性命所系的官员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因为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官员改变忠诚并不直接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变化。他们可能会遭遇战乱，这些战乱通常会促使他们变节，但如果他们侥幸逃脱而幸存下来，那就继续向原来的政府或个人纳税或逃税。 (32) 如果我们知道个人选择在这一变化中的重要性，我们就能够通过个人做出的不同选择来确定边界线的位置。因此，用我们的标准来衡量，可以说跨越了边界线的那些人已经自觉承认了边界线的存在。
对边界的反思凸显了中华帝国晚期与中华帝国早期世界的差异。在帝国晚期，虽然政府通常无法控制中国本部内所有的人口和土地，但“中国”基本上被认为是一个统一的实体；而在帝国早期，并没人认为统一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有“中国”或“天朝上国”概念的话，那通常只是一种理想。从唐到元（1260—1368）的中古时期纷繁复杂，我们如何判定中华帝国是统一的还是分裂的，取决于我们是以领土还是以权力作为判断的标准。在唐代，皇室统御了整个中国本部地区，但755年安禄山叛乱后皇室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侵夺。在两宋，虽然三个“征服王朝”的侵入一再分割了中国本部地区，但979年宋灭十国后，它的权力明显是统御在皇室之手的。当然，这个以民族统一主义著称的朝代，长期以来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帝国的边界以外。
此前，尤其在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9），发生在我们在此所讨论的边疆区域内的冲突，常常将权力和领土分割开来。虽然我们承认在10世纪出现的一些因素，有助于促进帝国晚期团结一致抵御外敌模式的形成，但10世纪冲突的根源仍在上述边疆区域内。 (33) 甚至，当宋的创立者不满足于只是控制自己境内的合法臣民，而是致力于征服北部敌人时，辽宋之间的战争也仅局限在边疆地区，双方都想在战略上或政治上控制这块地区。 (34) 澶渊之盟确立了相邻的两个拥有平等关系的帝国。在明确划分两者关系之前，争夺疆界的两个政权，可以视作属于同一个以争夺领土为目标的政治体系，但如今，澶渊之盟则标志着，双方已经将对方视作外部的“他者”了。
在澶渊之盟开创的世界秩序之中，就像今天一样，边界线成为划分相邻政权之间权力的主要依据。两国誓书如下：
·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
·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
·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
·至于垅亩稼穑，南北勿纵骚扰。
·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掘河道。 (35)
上述五项条款中有四项直接涉及领土问题：划分边界线，细化军事、商贸活动的范围等等。甚至这四项条款以外的另一项，也指定了岁贡在边界的交割地点。双方共同确定的边界线限定了双方权力的同时，也赋予了双方权力，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要求归还逃人的条例。个体应当遵守其所在辖区内的管辖权，他们所在的辖区就限定了管辖权的范围。他们已别想指望通过简单的越境方式来寻求庇护了。实际上，澶渊之盟使得两国君主要求所有生活在各自地界的人对其永远效忠，这一要求巩固了双方朝廷的权力，但这是以牺牲边疆地区的民众以及其他可能更愿效忠于某个人、某个群体或某种意识形态之人为代价的。权力与严格划定的疆界绑定，与以往相比是个显著的变化。 (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