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辽的早期成就

相反，韩延徽的到来和他在辽初的成就被认为相当重要，以致在四种文献中被记载了七次。 (9) 所有人都认为刘守光很可能是在907年派身负重任的韩延徽 (10) 去与阿保机交聘的。 (11) 韩延徽见阿保机不拜，阿保机怒，留之不遣，使牧羊马。后来，韩延徽被阿保机召见，并深得其义，阿保机用以为谋主。在其新任上，韩延徽以唐朝的管理模式，监管安排南朝流民在辽定居。他还帮助阿保机“平定”了诸部。 (12)

以上仅有的这几件事不仅表明韩延徽已做好了面对强权的准备，还表明他是一个值得肯定且干练的管理者，具有领导才能，能够白手起家。这也是那一时期的统治者看重汉官的地方。这些事没有告诉我们他对自己的处境和选择是怎样的感受，但是通过分析文献中对这些事的解释，我们一定会有所收获。因为这些文本历经了三个多世纪的编纂和修订，所以每一次的编纂与修订都会体现出不同的关注点。通过将这些关注点不断变化的材料与早期的记载对比，我们即使不能深刻地理解10世纪本身，但至少也能深刻地体会到：对于最早记录韩延徽这些事的人来说，这些事并非那么重要。

《通鉴》记载了韩延徽在辽的早期经历，它将韩延徽描述为一个守节不屈之人，对阿保机的文明开化起了很大作用；同时还将他描绘为一个推动南朝归附者在辽定居之人。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是一个天才，因为司马光倾向于将韩延徽抵达辽的时间定在911年冬至912年。从911年冬截至913年，除其他事情之外，韩延徽在最多两年的时间里，出色地完成了一系列事情：牧马于野、获得阿保机任命、推动南朝归附者定居、帮助阿保机平定诸部以及为辽开牙建府。 (13)

《通鉴》对《旧五代史》的记述做了重要的补充，这些重要的补充也为后来的文献所沿用。《通鉴》的这些补充赞扬了述律后对阿保机的建议，她向阿保机指出应当利用韩延徽的长处，而不是用一些卑贱的劳筋苦骨之活来侮辱他：“述律后言于契丹主曰：‘延徽能守节不屈，此今之贤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礼而用之。’” (14) 这对强调韩延徽的品质是一个贡献，比《新五代史》记载详细，因为《新五代史》仅仅只是说皇帝“知其［韩延徽］材” (15) 。《通鉴》没有批评韩延徽辅弼阿保机，却暗示他守节不屈。韩延徽的守节不屈使其成为“今之贤者”（这也是我要强调的）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而且，司马光选择述律后所表达的观点， (16) 说明司马光也认为：在辽政权内的一些人（包括女性）也公认守节不屈是衡量越境入辽者的标准。

但用这个故事来说明守节不屈是10世纪初所展示的或是得到公认的价值观，是不妥的。因为这仅是一个将最早一批为辽效力的南人作为蛮夷开化者来展示的经典故事。作为一个未开化的独裁者，阿保机一开始并没有一个用人的标准。但随着阿保机将韩延徽的例子作为学习的催化剂，同时在述律后明智建议的促进下，他开始认识到道德，并且学会以此来选择良臣。虽然司马光将阿保机的转变归功于韩延徽，但他还是将阿保机与那些无法应对越境事宜且反复无常的暴君区别开来。他将阿保机归为一个能够看到守节不屈这一优点、愿意向臣僚学习并奖励他们功绩的明君。因此，臣僚为君主忠心效力巩固了君主的统治。通过展示这些，司马光已经默认了阿保机作为辽朝皇帝的合法性。因此，欧阳修没有记载此事不仅意味着他不愿承认阿保机有这样一个学习过程，还意味着与故事里的主角以及与其同时代的司马光相比，欧阳修在文明与野蛮之间画了一条更为严苛的线。

似乎司马光看重的是韩延徽为辽开创了一个稳定的局面。《通鉴》是第一本告诉我们韩延徽为安置南方民众做出贡献的史书。在阿保机新近获得的这些南人中，大部分人可能是被阿保机俘掠入辽的，也有许多人是作为流民或是因刘守光的暴政入辽的。 (17) 韩延徽“始教契丹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由是汉人各安生业，逃亡者益少” (18) 。他被视为一个能给民众带来安定生活、为百姓带来福祉、减少流民的人，他所做的这一切又反过来促使了税收的增加。简而言之，他实现了儒家理想中强国与富民的平衡。《通鉴》使用“汉人”一词，可能是司马光在暗示韩延徽帮助的是自己的同胞。但是很明显，韩延徽在此关注的不是自己的文化属性，而是百姓的纳税能力。在此，他只是辽朝一介勤勉的官员。

然而，欧阳修通过强调文化差异来展示韩延徽作为臣僚的美德。虽然所有文献都记载韩延徽帮助阿保机平定与辽相邻的“诸部”，但是《新五代史》特别提及：阿保机“平定”党项和室韦两大部， (19) 完全是出于韩延徽的计策。可是《新五代史》却没有记载他在安置汉人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功劳。 (20) 所以虽然欧阳修并不认为韩延徽为辽建立了唐制，但就韩延徽平定那些尚不及阿保机开化的“夷狄”而言，他则被欧阳修视为官员的楷模，因为他使世界变得有序。奇怪的是，韩延徽与任何已知的“平定”党项和室韦的记载都对应不上。 (21) 《通鉴》和《契丹国志》仅说征服“诸部（国）”。因此，欧阳修夸大了韩延徽在征服诸部中的作用，目的就是支持自己的观点。

《辽史》强调的是制度而不是道德使命，才是对国家进行有效管理的基础。很明显韩延徽负责“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 (22) 。《辽史》三次提及韩延徽是辽朝财政制度的建立者，并且提到他曾任幽州观察度支使，也意味着他有财政工作的相关经验。 (23) 因此，我们认为辽朝需要的只是一个专家，因而无须考虑这个专家的道德是否高尚，也无须考虑他是汉人还是蕃人。

在《辽史》中，韩延徽的积极主动充分地反映了作为君主的阿保机不仅擅长选任臣僚，而且信任他的臣僚。但是韩延徽为阿保机效力的热情更意味着韩延徽忠诚的转变，这在所有文献中都记载得很清楚。从纯粹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明智的越境行为。韩延徽先前的主人刘守光，不仅危险而且野心勃勃。911年在他遭到来自太原晋的猛烈进攻之后，他的政权已岌岌可危。没有人再会回到他那里。对于韩延徽来说，接受现实似乎是明智的，他发现自己幸亏在刘守光政权最后崩塌前逃了出来。我们也应当明白在一个藩镇的政治结构内能够获得的升迁和机遇是有限的，韩延徽要么越境进入一个帝国的朝廷任职，要么足够幸运能给一位赢得这个帝国的节度使效力，但这根本是一件无法预知的事情，也是一件完全不能指望的事情。

但也有一些其他促使韩延徽越境入辽的因素。在辽，韩延徽发现自己深受欢迎。他处在一个令人激动的位置上。在这个职位上，辽朝放手让他从无到有地为新王朝设计一套新的治理模式，他似乎也有志于去完成这一切。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像韩延徽这样有着实际经验的人在辽朝初创阶段千金难求。阿保机为巩固自己的统治，需要农耕人口的归附， (24) 因而对待他们的方式与对待被征服的游牧人口不同。当韩延徽承担这项任务的时候，他只有二十来岁，因此他的管理经验一定是有限的，但是他愿意承担更大的责任，去做那些被认为需要做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承认他深刻地理解了边疆地区社会的多样性。这里混合着农民、牧民、商贾、各种语言，以及各种文化的变体。韩延徽成长于卢龙/幽州的一个官宦家庭，在那里他获得了人生第一个官职，这些不仅给予了他管理农耕人口的经验，还使他熟悉了游牧者的生活方式和需求，因为经营与游牧者的关系也是作为边境刺史的韩延徽的父亲所要处理的政务之一。

这些记述也表明：在韩延徽所处的时代，君主诱使别人的追随者转向效忠于自己的能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君主自身的权力。阻止像韩延徽这样的官员选择另一个主人是一件困难和微妙的事情，需要安全和生活上的激励机制。此后的三种文献都提到阿保机以韩延徽为谋主，因此对其“举动访焉” (25) 。实际上，对于臣僚而言，他们并不受边界的束缚，他们有选择主人的自由。每位君主或多或少都会给予侍臣一些奖励和机会。一个重要的臣僚可以利用自己的稀缺性获得更好的待遇和更高的职位，韩延徽就是获益者之一。因此，他是这一时期实践互惠互利型忠的各级臣僚的典型代表，也是政治分裂时期的典型代表。在阐释这个互惠互利型忠的时候，虽然所有文献强调的重点均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清晰地表明：阿保机的魅力赢得了众多非契丹的臣僚和将领来为其治国。即使11世纪的史家以11世纪的标准，试图将辽的成就归功于南人，但他们仍然无法逃避这样一个事实：那些在此被讨论的南人将自己的忠诚献给了一位北朝的君主，这么做本身就证明了那位君主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