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与晋：联盟与战争中的忠诚与边界
德光与石敬瑭之间的联盟以及良好的私交为诸如越界劫掠与人口逃匿等越境问题提供了和平解决的方案。 (44) 德光的某些由南入北的臣僚在协调这种关系中的重要性，体现在晋定期遣使给辽朝重要人物的馈赠上，其中韩延徽与赵延寿作为辽南面官的头目，排名紧随皇族和北面官的南、北大王之后。 (45) 对于韩延徽而言，礼物也许是对他在辽建立一套管理体制的回报，这套体制能够处理州与州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于赵延寿而言，联盟双方给予的礼物可能更多的是诱惑其留在辽的手段。德光将赵延寿的妻子从洛阳接来陪伴他，因而赵延寿将一匹马献给德光以此谢恩（记于《旧五代史》），同时更卖力地为德光效力（记于《辽史》）。 (46) 虽然赵延寿的知恩图报可能将他与德光的关系绑得更为紧密，但德光使其位居韩延徽之上，考虑更多的则是切断赵延寿与晋廷高层的联系。940或942年，赵延寿身居南面官的最高职位，总山南事，这是韩延徽所不及的。 (47) 与此同时，张砺仍为翰林学士，未获升迁。 (48)
对于韩、赵、张而言，直至942年局势都很稳定。该年石敬瑭的死致使德光与后晋的新皇帝石重贵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这导致了一场双方长达四年的战争以及后晋的灭亡。 (49) 史书虽然没有记载韩延徽在这些事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虽然作为主要臣僚一定起了某些作用），但记载了张砺，而且赵延寿是主角。各种文献都强调赵延寿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这不仅反映了战争期间忠诚与边界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变化的，而且反映了在一连串的史书中对这种关系的变化是如何理解的。《通鉴》虽然放大了赵延寿的作用，但《辽史》为了强调他的能力，或许达到了歪曲事实的程度。
《旧五代史》将战争的责任归于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景延广的挑唆，他唆使晋少帝石重贵拒绝对辽奉表称“臣”。 (50) 直至944年双方开始进入全面战争，《旧五代史》才提及赵延寿。 (51) 《通鉴》完整地记述了景延广给石重贵的建议，而且也有意增加了景延广对赵延寿的指责：“北朝皇帝勿信赵延寿诳诱，轻侮中国。中国士马，尔所目睹。” (52) 这指的是早前《通鉴》中的一段记述：石敬瑭死后仅六个月，赵延寿建议袭击南朝，因为他“欲代晋帝中国” (53) 。即使这是真的，景延广也不可能知晓此事，但是《通鉴》在此并未将赵看作煽动战争的人，只是借以说明人们对辽已有的伐晋计划的普遍态度（虽然有些过激）。然而，《辽史》本纪记载的此次使节会晤比《通鉴》早一年，以此加深了挑衅来自晋的印象，并且《辽史》记载就在此后，“（太宗）始有南伐之意”，并与左右（包括赵延寿）商议伐晋一事。因为《辽史》对此的记载与《旧五代史》一致，那么《通鉴》确实可能有意将赵延寿的形象抹得比原本应有的更黑。 (54)
司马光或许很难原谅赵延寿指挥对晋的战争，但是从赵延寿的角度来看，他只是为完成父亲的承诺而战。因为赵德钧在936—937年争夺统治权失败，赵氏家族失去了自己的军队因而无法建立自己的政权，但现在赵延寿是当时最强有力的政权中的一位高级将领，指挥攻伐不听话的属国。同石敬瑭一样，德光的支持铸就了赵延寿个人之功，这也让他在与其他潜在对手（包括后晋本身）争夺南朝控制权的过程中，在政治与传统上占据了强有力的地位。 (55) 德光与后晋的联盟带来了更为稳定的局面，扼制了后晋内部各种分裂割据的企图。而且辽朝的集权军事体制，不像南方政权那样，让地方有发展的机会。 (56) 景延广打破了辽晋双方的平衡，这为赵延寿带来了一个梦寐以求的机会。
辽攻克后晋经历了四个阶段三次征伐。在此，战事的细节不是我们所关注的，但赵延寿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在战争第一阶段，943—944年，五种文献均记载了赵延寿率领大军攻克贝州，抵达黄河北岸，因其功勋授其魏博节度使，封魏王。《辽史》赵延寿本传 (57) 说他再度击败后晋，俘获其大将赛项羽，不过后来在元城的交战中失手。 (58) 随着德光亲自设伏的失败，赵延寿建议“径入澶州夺其桥”，直捣后晋首都。但没想到晋军在戚城顽强抵抗，南方系统的文献将此描绘为一场激烈的恶战，后来辽军败退，《辽史》却记载辽方获胜。显然，元朝史官并不认为赵延寿的计策是失败的。 (59)
第二阶段，944—945年，辽军前进缓慢。《新五代史》用有关辽军零星劫掠的材料补充了《旧五代史》的记述，以此暗示赵延寿对家乡的破坏。《通鉴》也记述了赵延寿在相州是如何用计的。城墙上的一小股后晋守军500人面对辽朝骑兵斗志昂扬，列阵以待，迫使辽军撤退。《旧五代史》说赵延寿率辽军“万余骑”，而《通鉴》则宣称赵延寿率辽军“数万骑”，这可能占了辽军的绝大部分比例。 (60) 《通鉴》把敌方写得强大，以此突出南朝守军的英勇，同时把赵延寿写进去，是为了提醒人们他不仅是残害父母之邦的罪魁祸首，还是一个被愚弄的敌人，甚至是一个叛徒。
文献中也展示了对忠的另一种选择。当晋人反击时，赵延寿率领辽军向北经过恒州（镇州）退至祁州。刺史沈赟出兵以击之，不料辽以精骑攻陷其城门。赵延寿试图劝降他：“沈使君我故人也，择祸莫若轻，早以城降，无自辱也。” (61) 但是沈赟登城斥责赵延寿：“侍中父子误计，陷于契丹，忍以毡幕之众，残害父母之邦，不自羞惭，反有德色。沈赟宁为国家死，必不效汝所为也。”③
在10世纪几乎没有沈赟这样的事例：官员真正为了至高无上的忠而自杀。欧阳修从《旧五代史》的传中选取了这个故事，将沈赟入“死事”传。 (62) 《通鉴》也对此有详细记述。 (63) 两书完全没有将沈、赵二人的行为做对比的意思，或许这恰好反映了两书的观点：沈赟的行为与其所处的环境是相符的。 (64) 对于11世纪的史家而言，这段对话明显展示了对誓死效忠的选择，即使赴死也要无怨无悔，并且相信会因忠于道义而永垂不朽。否则一个人为苟活而变节，即使他的良心未受谴责，也会遗臭万年。除《辽史》以外，所有文献中都出现了这段对话 (65) ，所以并不单单是11世纪的人强调沈赟的观点。但是沈赟的行为在10世纪会被认为很另类，而且当时人们并没有像后世一样将他奉作楷模。
虽然战争的结束方式完全取决于赵延寿，但为何取决他的原因发生了变化。在战争第二阶段末，一封无从稽考确切日期的书信邀请赵重新效忠于后晋。最终，赵延寿在战争第四阶段的前夜回应了这封信：赵延寿说他“思归中国”，但需要发大军接应。 (66) 欧阳修和司马光没有将赵延寿的行为视作通敌，而是将此视为赵延寿与其本应归属的政权之间的交流。对于这一部分，《辽史》的记载模棱两可，其中赵延寿说“我陷虏久”，然后说“宁忘父母之邦”。这有两种解释：一是“我陷虏久，宁（怎能）忘记父母之邦”；二是“我陷虏久，宁（宁愿）忘记父母之邦” (67) 。不管以上对文献的哪一种解释，都将满足《辽史》未来不同读者群的需求。
在此，如果赵延寿自己的感受是难以琢磨的话，那么11世纪的文献则是很清晰的：晋军虽然掉进了赵延寿设下的圈套，但德光还是让他失望了。最早的《赵延寿传》说德光许赵以“南朝”皇位，之后《通鉴》补充说赵为此在辽晋战争中拼尽全力。 (68) 然而，当德光在中渡桥被晋军压制时，旋即许诺晋将杜重威代替赵延寿为中原之主，以此来劝其投降。这似乎是因为《通鉴》所记载的“赵延寿威望素浅，恐不能帝中国” (69) 。但其他文献对此意见不一。最早和最晚的《赵延寿传》均记载德光给了他与杜重威后晋降军的全部或部分指挥权。然而，《通鉴》却记载无论是赵延寿还是杜重威都没有得到皇位或军事领导权，这说明德光表里不一。在德光背弃对两位将领的承诺后不久，自己便在汴州称帝。 (70)
赵延寿感到被愚弄了，但张砺与其站在了一边。赵延寿担心时间一久德光许诺他称帝一事将不了了之， (71) 所以请张砺代其提醒德光。张砺以册立赵延寿为皇太子的方式提醒德光，却未能成功。 (72) 据《新五代史》记载，此事完全是由938年冯道将冠服引入辽朝引起的：
德光将视朝（947），有司给延寿貂蝉冠，砺三品冠服，延寿与砺皆不肯服。而延寿别为王者冠以自异。砺曰：“吾在上国时，晋遣冯道奉册北朝，道赍二貂冠，其一宰相韩延徽冠之，其一命我冠之。今其可降服邪！”卒冠貂蝉以朝。 (73)
按照他们那时的品级，947年授予他们的冠服是符合唐代朝服标准的。而且，在这一时期的朝廷中，张砺获得的新职位和他之前的职任在唐代职官系统中同为三品。但两人都要求获得更高的职位：赵延寿要求德光许诺他的皇位，张砺要求辽南面官的最高职位。但两人无一实现自己的抱负。
欧阳修强调赵延寿和张砺的性急，但司马光记载的一些事件，则从较为积极的一面来描述赵延寿。司马光认为赵延寿并非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好战者。并且连同对其他一些事的记述，《通鉴》在总体上表达了对张砺的认可。在征伐后晋都城的最后时刻，《通鉴》首先注意到了张砺为德光提供的建议：
今大辽已得天下，中国将相宜用中国人为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习。苟政令乖失，则人心不服，虽得之，犹将失之。 (74)
良臣的建议未被统治者采纳，但事后证明是对的，这是《通鉴》中一个传统的主题。因为在《通鉴》的记载中，德光被迫北归主要是因为他来自北方的随从和核心集团的傲慢与破坏行为失去了民心。 (75)
后晋降将张彦泽不费吹灰之力为辽占领了汴州，并且纵兵大掠两日；司马光将张砺的建议系于张彦泽纵兵大掠前。 (76) 然而，后两种文献《辽史》与《契丹国志》的张砺的传记颠倒黑白。两书将纵兵大掠归罪于《契丹国志》称为“蕃”的北朝将领，这些蕃将随后听从了张砺的建议，因而也就意味着由北人率领的纵兵杀掠刺激了张砺说出反对北人治理南朝的话。《契丹国志》和《辽史》的记载表现出张砺情系故土，倾力避免家乡惨遭蹂躏的心情。
德光在某一方面也做得不错，因为虽然他拒绝了张砺的建议，但在进入汴州的两天里，他亲自听取了张彦泽恣意横行的大量罪状，将其移交给受害者接受残酷的惩罚。德光迅速取得了后晋君主未能取得的成就，加强了他理应统治南朝的形象。
赵延寿在决定后晋降军的命运上，也扮演起了说服皇帝的良臣角色。杜重威的军队非但不愿投降，而且举声恸哭、咬牙切齿，所以为防哗变，德光要将他们屠杀殆尽。 (77) 《通鉴》从赵延寿最早的传中选取了一段他与德光的对话，其中赵延寿首先诱使德光去问他的观点，然后他向德光建议派晋军戍边对于防御后晋的南面和西面边界有益，使得德光大呼：“善！惟大王所以处之。” (78) 在此，《通鉴》保留了《旧五代史》中赵延寿积极的一面，而且《契丹国志·赵延寿传》中的《论》甚至说这展示了赵延寿的“忠诚天性”。 (79) 在《旧五代史》中，这只是又一个良臣题材的新故事，但在《通鉴》中，它则用来帮助建构此时流行的叙事话语，即构建了文臣善谏与武将劣行的强烈对比：文臣向肯纳谏的君主（不管是否北人）建言，而武将（他们通常为南人，必然率领南朝军队）往往造成破坏。
德光北归，随行的几位臣僚中就有张砺。对此《通鉴》采用了较为客观的记述方式，这与《新五代史》的负面记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欧阳修首先记述了当德光看到因战争而井邑荒残时，他说：“致中国至此，皆燕王（赵延寿）为罪首。”又顾张砺曰：“尔亦有力焉。” (80) 这暗示着张砺身为一个以正直而著称的官员，应当尽力
阻止这种破坏。司马光 (81) 也记载了此次德光对张砺的指责，但这个故事显然有违先前张砺建言德光莫失民心的记述。对人物的描绘在《契丹国志》中再次发生变化，对赵延寿是负面的，而对张砺则是极为正面的。因此，叶隆礼和《辽史》的编纂者都删去了德光批评张砺失职的这一记载。
此后不久，德光死于新的辽中京（镇州）附近的路上。继位过程十分复杂，对后晋的征伐也使即位情况十分混乱。《旧五代史》记载德光任命赵延寿为中京留守，他随即赴任，掌管了包含后晋在内的“南朝军国事”。但一周后，赵延寿被德光的侄子兀欲囚禁，世宗通过假传德光遗训登上皇位。 (82) 这种事很普遍，君主过世后，他的遗命也就很难再被继续执行了。
《新五代史》倒是对此有详细的记述，但欧阳修的这个版本仍是一个典型且复杂的皇位继承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兀欲和德光随行人员中的核心人物也赶赴镇州，在那里赵延寿要求兀欲交给他镇州城门的钥匙。兀欲拒绝了他。赵延寿的谋士说：“契丹大人聚而谋者讻讻，必有变，宜备之。今中国之兵，犹有万人，可以击虏；不然，事必不成。” (83) “虏”大概指的是契丹贵族的上层，这些贵族可能反对赵延寿权知新征服的南朝军国事，但这并不是谋士劝赵延寿“击虏”的唯一原因。兀欲显然不是德光的子嗣，那么为皇位而互相残杀是可以预见的。即使没人要取代赵延寿权知军国事一职，这样的互相杀戮也很可能影响赵延寿控制的地区。赵延寿的犹豫不决给了兀欲在宴会上让其束手就擒的机会。在《新五代史》中，兀欲只是说德光未留遗命，但即使没有遗命，也无人反对兀欲宣称他的叔叔已许诺他知南朝军国事。这就免去了赵延寿权知南朝军国事的职位，而且兀欲明确想要控制辽帝国的南部，并想以此使自己成为德光的继任者，从而控制整个辽帝国。
在《通鉴》的叙述里，赵延寿的垮台更多的是咎由自取，并且这事有更严重的因由。司马光补充了关键的内容，赵延寿在率军回辽途中已不抱幻想，他宣布将不回北朝。后来，德光死，《通鉴》注意到主要人物均率军前往镇州，其中第一个便是赵延寿。“延寿欲 (84) 拒之（这些主要人物），恐失大援，乃纳之。” (85) 赵延寿不知契丹贵族已密奉兀欲为主，所以当司马光记载赵延寿宣布自己权知南朝军国事并将兀欲作为一名普通将领来奖赏时，他已在不经意间挑战了兀欲的位置。《通鉴》的记述虽未明确指出，但已暗示赵延寿认为自己是帝国皇位的有力竞争者，至少是南朝皇位的有力竞争者。
司马光给这个故事最后补充的内容再次加深了这一印象。他像欧阳修一样，也记载了赵延寿的谋士劝其应对突变要未雨绸缪，但就《通鉴》的上下文来看，几乎没有透露出一丝对赵延寿准皇位构成威胁的线索。虽然与《新五代史》的记述一样，赵延寿仍犹豫不决，但在《通鉴》中他最终决定举行一场典礼庆祝称帝。虽然他被谋士李崧说服未行此事，但这一记述将德光先前许给赵延寿南朝皇位一事，发展到了它逻辑的极致。
这与赵德钧不合时宜地力图接管后唐惊人的相似，这意味着直至继承权在上京被确定，赵延寿可能还一直在衷心地努力维护南朝的秩序。 (86) 司马光也暗示他同样关注新任的辽汴州节度使萧翰。兀欲即位后不久，萧翰让李嗣源的一个儿子掌管包括征伐在内的一切南朝军国事，以便自己能够北归，因此萧翰也就避开了后汉皇帝刘知远的进攻。《通鉴》中也记载了有关如何应付如此复杂时局的讨论，并且李崧得出一个颇有借鉴意义的结论：“事理难测。”自赵延寿年轻时起，政局突变，所以他的一位谋士告诫他，“虏意不同” (87) 。
从赵延寿的主人死亡，直至一位合适的新主人出现在他面前，赵延寿只能效忠于自己。从辽晋联盟将边疆地区整合成为两个不同的政治单位开始，一直到辽晋两国开战，选择一个新的效忠对象的机会与后唐时期相比要少得多。赵延寿显然更想成为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君主，但如果他无法成为皇帝，那么他需要使自己成为北朝或南朝皇帝的合法继任者，或者需要军事实力和战略地位来作为后盾， (88) 以他年轻时期节度使的方式在双方边境之间成为一方诸侯。赵延寿从同时期孙方简的例子中受到启发。孙方简通过在北朝与南朝皇帝之间各持两端、摇摆不定，在两年时间里一直享有对定州的高度自治权。但是当南北二主决意对孙方简之流加强控制时，孙方简最终被迫大幅倒向后汉。 (89) “自治”已经不是那么容易操作了，除独立之外，也只能完全顺从而已，那就需要比大多数节度使更为果敢、更有实力才行。 (90)
赵延寿常常面临重大抉择因而变动频繁，相比之下张砺所处的环境则变化较小。《旧五代史》只是简略地记述了赵延寿被兀欲囚禁，而《通鉴》则增加了戏剧性的成分，为赵延寿被捕增添了紧张气氛，并为兀欲提供了当面斥责汉臣的机会，其中兀欲第一个斥责的便是张砺。
兀欲召延寿及张砺、和凝、李崧、冯道于所馆饮酒。兀欲妻素以兄事延寿，兀欲从容谓延寿曰：“妹自上国来，宁欲见之乎﹖”延寿欣然与之俱入。良久，兀欲出，谓砺等曰：“燕王谋反，适已锁之矣。”又曰：“先帝在汴时，遗我一筹，许我知南朝军国。近者临崩，别无遗诏。而燕王擅自知南朝军国，岂理邪！”下令：“延寿亲党，皆释不问。”间一日，兀欲至待贤馆受蕃、汉官谒贺，笑谓张砺等曰：“燕王果于此礼上，吾以铁骑围之，诸公亦不免矣。” (91)
兀欲对张砺所说的话表明张砺似乎也牵涉进了赵延寿的谋反活动，这反映了张与赵的关系密切，德光谴责张砺与赵延寿要夺取南朝政权以及张砺为赵延寿求职一事也说明了这一点。欧阳修似乎进一步明确了这种关系，与《通鉴》记载相反，他发现在赵延寿被囚禁后，张砺是被兀欲罢免的主要对象之一。 (92)
一直延续至《契丹国志》都有暗示张赵二人关系密切的记载，但是很明显到《辽史》就没有了。《辽史》记载了张砺随德光北归，撇清了张砺与赵延寿试图夺取皇位的联系，即便《辽史》出现了对这一事件的记述，也与张砺无关。 (93) 对整个事件的省略，并且代之以兀欲因赵延寿“以翊戴功”而授其枢密使的记载，则意味着《辽史》想掩盖此事。 (94)
《通鉴》的记述再一次展示了赵延寿对权力的渴望，但赵延寿由于缺乏城府，最终被排挤出辽朝的政治核心，未能实现愿望。《辽史》悄无声息地将他排除在外，这样既维护了他的声誉，又表明了他失去了在辽的政治价值。 (95) 这是赵延寿和张砺首次亲历辽朝的权力交接，此时在如此巨大的政治文化环境差异下，他们显然措手不及。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受他们各自的政治地位所限，他们对忠的不同理解不足以使他们在这些事件中发挥实际作用。
虽然《辽史》本纪称赵延寿死时为南京留守、魏王，但他很可能是死于被囚禁后的一两年内。不管是何种死法，他都比张砺活得要长，张砺的耿介备受史家推崇，但这也使他成为别人的死敌。947年，张砺卧病于镇州，辽将萧翰以兵围其第。据《旧五代史》言：
翰见砺责之曰：“尔言于先帝，云不得任蕃人作节度使，如此则社稷不永矣；又先帝来时，令我于汴州大内安下，尔言不可；又我为汴州节度使，尔在中书，何故行帖与我？”砺抗声而对，辞气不屈，翰遂锁砺而去。镇州节度使麻答寻解其锁，是夜以疾卒。 (96)
《通鉴》又进一步补充了萧翰对他的谴责：“谮我及解里于先帝，云解里好掠人财，我好掠人子女。今我必杀汝！” (97) 张砺回复道：“此皆国家大体，吾实言之。欲杀即杀，奚以锁为！” (98) 张砺并非因病而亡，而是“愤恚而卒”。后来的两种文献《契丹国志》和《辽史》也采纳了这一说法。 (99) 最后，司马光强调了张砺对道义的执着追求，他可以为此赴死，这与萧翰未开化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萧翰要对张砺的死负责。《通鉴》这一细小的改动传达了这样一层含义：张砺维护了自己核心的道德观念，而萧翰的行为如同野蛮人。但是，不管别人如何看待张砺，司马光本人既未将张砺的正直归结为他是汉人，也未将萧翰的横行无道归结为他是契丹人。实际上，司马光一直将与萧翰一样同为契丹人的太宗德光描述为各方面都符合标准的君王，但他花了大量笔墨谴责汉人赵延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