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选择的描述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一种观点：10世纪初的北方与南方直接是后澶渊之盟时代相互对立的辽与宋的前身， (63) 那么也只有韩延徽通过加入辽跨越过边境。然而，如果仅就两人的效忠行为而言，韩延徽和张砺有过类似的举动，两人在职业生涯的初期都曾易主。韩延徽因此而出名，因为他曾两次投奔阿保机。他和家人已经接受了在不同情况下（有些情况特别复杂）可以易主的观念。在韩延徽赴辽前，这些早期的易主行为并未遭到谴责，首先是因为在它们出现的那个年代，并不为人关注；其次是因为它们与最早记录此事的史家处在同一个文化世界里。同样地，随后的文献完全没有关注过张砺职业生涯早期的易主行为，因为他的易主行为并没有实质地跨越边界。《旧五代史》倒是对此行为略加关注，但也只是在这些易主行为被认为能佐证某些其他观点时，才会如此。改变忠诚对10世纪的史家来说并不值得大书特书。
然而，《旧五代史》记载张砺早期生活的材料与后来文献中对韩延徽的记载形成强烈对比，这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在不同时代的文献中，人们对改变忠诚的态度是如何变化的。在《旧五代史》中，年轻的张砺是以典型的传记人物形象出现的，年纪轻轻就展现出诸多儒家传统美德。《旧五代史》记述的细节在后来的文献中消失了，尤其是张砺展示出来的对他父亲小妾的孝顺。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到《旧五代史》强调的是张砺对上级的个人效忠，例如对李愚和郭崇韬的效忠。
相反，后来的文献除简要地记述张砺外，实际上删去了所有关于张砺早期生活的内容。他的孝顺、他的美德，以及他个人对李愚的效忠，全都没了。保留在《通鉴》里的就只有张砺忠贞不渝为郭崇韬恸哭和他对处死蜀中叛将李绍琛的决绝。《契丹国志》仅保留了恸哭一段。后来的史家简化了这个故事，因为他们更愿意关注像郭崇韬那样的大人物，而不是像李愚那样的小角色。然而，司马光和叶隆礼仍保留了对张砺个人效忠最详细的记述，并且呈现了张砺为主人恸哭获得普遍赞誉的故事。我们将在下一章更多地看到张砺的名字，但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是直至925年他仍在为南方政权效力，而韩延徽则没有。
由于得到欧阳修的关注，韩延徽从遗忘的角落中被请出，他的故事在《通鉴》中非常详细，故事强调的新重点将韩延徽整体的道德形象提升至普通人物传记所要求的水平。 (64) 述律后认识到他守节不屈的个性，并且意识到他对母亲的孝顺并不完全是个借口。至于11世纪史家补充了大量对韩延徽如何给阿保机的疆域带来大治的记述，无外乎是要将韩延徽塑造成将光明带给“夷狄”的良臣，但实际上史家更为看重的是国家的大治和文明，他们赞赏任何一个能给国家带来大治和文明的统治者，并不在乎他们的文化属性是什么。
第一个将韩延徽入传的《契丹国志》，呈现了与《通鉴》几乎一致的画面，但它对韩延徽早期的生平多有篡改。当刘守光于907年篡夺其父幽州节度使的位子时，虽然刘的行为违背了孝道、推翻了皇帝的任命，但没人听说韩延徽对此表示反对。因此，对于《契丹国志》记载他仅在四年后就公然反对刘守光在燕称帝，我们感到相当惊讶。据叶隆礼所作的《韩延徽传》，新皇帝对此的反应是置斧锧于庭，用以威胁那些直言敢谏者。臣僚孙鹤冒着被惩罚的危险强烈反对主人的决定，遭到了惩处。叶隆礼却说韩延徽未因言获罪，是因为他一直是刘守光的幕僚，且素来受到刘的器重，并且孙鹤虽身居高位，却是刘守光其兄刘守文坚定的支持者，而刘守文是反对刘守光篡权夺位的。 (65)
作为《契丹国志》的主要史源，两部“五代史”和《通鉴》中也都记述了刘守光置斧锧于庭前的故事。然而，在这些较早的文献中，故事中的英雄是孙鹤，文献中完全没有提及韩延徽 (66) ；并且许多更为具体的细节，比如孙鹤说了什么使刘守光愤怒以及刘守光又是如何严厉惩罚他的，这些全被《契丹国志》删去了。《契丹国志》仅留有对孙鹤不幸遭遇的简略记述，这与韩延徽的英勇和幸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契丹国志》强调了《通鉴》中韩延徽形象的一个侧面，明确地将其塑造成临危不惧、敢言直谏的忠臣。 (67) 虽然这是《契丹国志》众多谬误之一，但这也是《契丹国志》对《通鉴》标准解释的重新审视。司马光对于自己将韩延徽描绘成一位具有传统美德的臣僚已很满意，然而《契丹国志》进一步将他塑造成了一位圣人。
《契丹国志》中无论是韩延徽一直关心南朝的利益还是他与辽朝君主的分歧，这些都被《辽史》删去了。 (68) 《辽史》通过删去这些可能对韩延徽效忠于辽朝皇帝产生怀疑的记载，呈现了一个相当不同的韩延徽的故事。《契丹国志》中强调了韩延徽与主人的分歧，但在《辽史》中被省略了。《辽史》保留了韩延徽一开始就对阿保机桀骜不驯的记载，但当时阿保机并不是韩延徽的主人。最为明显的是，《契丹国志》特地记载了置斧锧于庭的故事，但这个故事没有进入《辽史》。甚至，当《辽史》记载韩延徽解释他为何离开辽时，《辽史》所要强调的都不是韩延徽的行为，而是阿保机不应对韩的离去负有责任。
我们必须假定元朝的史官做了这些改动，这意味着史馆和同意他们这样编纂的皇帝已开始关注在宋或宋以前被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元人通常将蒙古人与契丹人类比，把两者都划归异族入侵者。但是，蒙古人很难让先前在宋为官者为其效力，韩延徽的例子则说明契丹人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元人并未因此觉得辽与蒙古这两个王朝有什么不同，他们倒是发现韩延徽可以作为一个良好的历史典范，因为他愿意与蒙古相类似的政权合作。但也可能是这样：元末的史家既无法接受10世纪宽泛的易主观念，也无法接受司马光所展示的云谲波诡的时局，更别说能接受《契丹国志》将韩延徽塑造为圣人所呈现出来的强烈对比了。
韩延徽和张砺早期履历的对比，不是一个人前往辽和另一个人紧随其后的对比，而是一个拥有治世之才的实用主义者与一个甘愿犯险输忠的理想主义者的对比。当他们选择离开第一个主人另谋高就时，二人都获益巨大。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依托的环境，这些环境给他们带来了不同的机遇和不同的成就。韩延徽进入一个新兴的政权，显然很享受从零开始建设一套管理体制所带来的挑战。张砺进入了另一个新兴的政权，但这是一个各项制度早已完备的政权。韩延徽视野广阔、极具创造力，非前人能所及。他为辽贡献了规范的统治框架，因此创造了一个新的政治力量。相反，张砺的雄心被已有的官僚体系 (69) 和他辉煌的过去带来的负担所限制。导致两人差异的关键是各自君主给予他们的政治环境，而不是君主的文化属性。
我们知道对于两人来说，政治分界线（以及与之相关的地理上的边界线）无须与文化认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个人的忠已径直越过10世纪早期不断变动的政治边界线。在选择忠诚归属的时候，文化分界线和文化差异，对于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其他人也许很重要，但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对他们来说，重要的就是为自己创造机会，以及那些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人的所在地。这可以被看作是唯利是图的行为，但那仅仅是谴责他们行为的一种手段，因为他们的行为是符合那个时代人们的观念的，并不为时人所诟病。从我们现有的材料来看，韩延徽和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张砺功大于过，优点大于缺点。我们可以因为某些事批评他们，例如韩延徽帮助阿保机征伐邻近部落、张砺建议残杀叛将等，但是这些都与他们被认为是否忠诚和他们效忠于什么无关。在接下来的一个时期，这种10世纪早期相对开门见山的效忠方式在11世纪开始因政治事件的走向变得复杂。在这些政治事件中，张砺和他的主人赵延寿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 齐心，《韩延徽族世系》。韩延徽出现在如下文献中：《旧五代史》60：805；《新五代史》72：890、898；《通鉴》269：8810、8811，275：8989、8993，281：9188；《契丹国志》1：2、6，2：11，13：138，16：160—161（《传》及《论》）；《辽史》2：22，47：77、777、782，59：926，71：1199—1200，74：1230—1232（《传》），75：1243（《论》）；《册府元龟》1000：11（《五代会要》29：455）；《奉天通志》（1934、1982）102：2330b，138：3179b；《辽大臣年表》2、3、4；《辽诗话》A：14a；《辽史纪事本末》5：109—118；《辽史拾遗》20：385。《新五代史》很可能有其独立史源，因为在《旧五代史》中非皇族的《传》被认为很大程度上未被改动过，这也就意味着欧阳修的材料来自其他地方。虽然对韩延徽的记载始于幽州，但单独记载幽州政权的材料未能保存下来；有关他在后唐以前的记载较为简略，因为那时他还没有参与重大事件之中，所以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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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辽史》74：1232明确记载他生于幽州东南的安次，卒于78岁。
(4) 参见彼得森《安禄山叛乱后的东北藩镇割据》（“Autonomy of the northeastern provinces”）、梅兆赞《河北的叛乱：唐代节度使的成功谋反》（“Rebellion in Ho⁃pei”）。
(5) 参见《旧唐书》180：4680—4683。
(6) 《辽史》74：1231。
(7) 有关藩镇的组织结构，参见日野開三郎《五代鎮將考》与周藤吉之《五代节度使の支配体制》。
(8) 《新五代史》72：890；《契丹国志》16：160。刘仁恭早先已任命他为录事参军（《辽史》74：1231）。我们不清楚刘仁恭是命韩延徽仍任旧职，还是另授其参军一职（此处参军为录事参军简称）。《辽史》未言及其权力有所变化，故而我们认为韩延徽仍任旧职。
(9) 《辽史》记载两次，《契丹国志》记载三次。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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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司马光没有采纳《汉高祖实录》记载的出使时间，而是将时间系于911年末或912年初，因而造成了一些混乱。他的论据是刘守光与契丹长久以来互有敌意，除非在生死存亡之际，否则他不会向辽求援。有关出使时间的进一步讨论，参见史怀梅《由中原北部到辽的越境之举，约900—1005》，111—112。
(12) 虽然“Tribal”是个有问题的词，但在此仍被用于翻译“部”和与之相近的词语。我这么用并不是说在这一（或是任何）时期的边疆地区存在单一的族群社会。
(13) 王缄死于913年十二月（《旧五代史》60：806），说明韩延徽完成这一系列事情不应晚于此，详见下文。
(14) 《通鉴》269：8810；也见于《契丹国志》13：138，16：160；《辽史》74：1231，71：1200。
(15) 《新五代史》72：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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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参见宋德金《契丹汉化礼俗述略》，129；尹克明《契丹汉化略考》，495。
(18) 《通鉴》269：8810；《契丹国志》1：2，16：160。参较《辽史》74：1231。
(19) 110
(20) 《新五代史》72：890；《通鉴》269：8810；《契丹国志》1：2，16：160；《辽史》74：1231；《五代会要》29：455；也见于《册府元龟》1000：11a—b。
(21) 似乎在916年七月前没有辽攻击党项的记载，并且也没有909—965年间攻击室韦的记载。《辽史》1：4—8没有911—913年攻击诸部的记载，《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辽代大事纪年表》（Liao chronology），574、575、581对已知的进攻时间做了简要梳理。有关进攻诸部时间的进一步研究，参见史怀梅《由中原北部到辽的越境之举，约900—1005》，114—115。
(22) 《辽史》74：1232；参较《辽史》59：926。
(23) 《辽史》74：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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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通鉴》269：8810；《契丹国志》1：2，13：138；虽然很明确《辽史》对韩延徽的记载源自《通鉴》与（或）《契丹国志》，但此事未载于《辽史》。这一故事出现在《辽史·韩延徽传》与《述律后传》中，两传均各自对先前的记载有所改动，也就是说两传的编纂在某些地方是相互独立的；《辽史》71：1199—1200，74：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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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辽史》74：1231将时间弄错了，事实上韩亡归后唐发生于923年。《辽史》略有改动，用了“亡归”一词。《通鉴》用“逃奔”（《契丹国志》沿用该词）隐含着从家乡逃至另一地的意思。
(28) 例如，王成国，《辽朝的二韩》，89。
(29) 参见史怀梅《剑桥中国五代宋史：五代》、臧嵘《论五代初期的汴晋争衡》。
(30) 《新五代史》72：890；《通鉴》269：8810；《契丹国志》1：2，16：160—161；《辽史》74：1231—1232。这位友人随后也于921年越境入辽，见《附录》#25。
(31) 《旧五代史》60：806。
(32) 也很可能直至王缄死时，韩延徽仍有一子在辽。如果是这样，那么他的家庭可能也是他考虑归辽的原因；参见史怀梅《由中原北部到辽的越境之举，约900—1005》，118。
(33) 《通鉴》269：8810；《契丹国志》1：2，16：160。
(34) 这一借口也被用于李澣；《辽史》103：1450。参见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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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辽史》74：1231。
(36) 《辽史》74：1231。
(37) 《辽史》74：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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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通鉴》269：8811；《契丹国志》16：161。
(40) 元朝胡三省（1230—1287）的注引述了契丹欲深入为寇的事实，并且认为契丹未能深入为寇，并非韩延徽之力，而是晋（后唐）之兵力强，能折其锋；《通鉴》269：8811。《辽史》记载了在这一时期以及之后契丹的多次劫掠，实际上926年之后劫掠才停止；参见史怀梅《五代时期的劫掠与边疆社会》，167—168。
(41) 《辽史》74：1230—1231，2：22。
(42) 《通鉴》275：8989；《契丹国志》1：6。
(43) 《通鉴》275：8993。
(44) 参见牟复礼《中华帝国：900—1800》，44—48给予的标准解释，又参见姚从吾《阿保机与后唐使臣姚坤会见谈话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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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契丹国志》16：161；《辽史》74：1231。
(47) 《旧五代史》42：583，67：892，92：1224，98：1312、1313—1316（《传》）、1317（《论》），100：1332，108：1421，137：1835，《新五代史》55：638，72：897—899，73：901—902；《通鉴》274：8955、8964，280：9153、9161，281：9170，285：9319—9320，286：9330、9339、9346、9352，287：9358、9365；《契丹国志》2：20，3：37，4：42—43，16：161（《传》）、165—166（《论》）；《辽史》4：59—60，76：1251—1252（《传》）；《奉天通志》221：4702b；《辽史纪事本末》5：115—118；《辽史拾遗》20：389—390；《辽史拾遗补》5：115—116；《辽代文学考》A：26a；《全辽文》70；《盛京通志》90：7b。《旧五代史》中第一版的《张砺传》是由《永乐大典》（卷10798、13913）与《册府元龟》（卷796）拼凑而成。虽然清代重辑《旧五代史》者认为该版《张砺传》为足本，但他们仍将殿本《旧五代史》中“张砺……惜焉”838字补入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旧五代史·张砺传》（《旧五代史》98：1319，注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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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滏阳在唐代是相州的一部分，但是后属磁州。一些文献将河东慈州作为张砺的籍贯，参见《旧五代史》67：892及同卷注。
(50) 有关这种关系的重要意义，参见莫欧礼（Moore）《唐代科举之仪：读王定保〈唐摭言〉（870—940）》（Rituals of recruitment），尤其是210—212。
(51) 《旧五代史》98：1314。在《李愚传》中，当李愚举荐他时，张砺已为举子；《旧五代史》67：892。对于张砺教育经历的详细记载与对韩延徽学习经历记载的缺失形成鲜明对比。
(52) 《旧五代史》67：892。在此，北人指的是太原朝廷。张砺点出了李愚的三篇文章。
(53) 《旧五代史》98：1314；《通鉴》274：8955、8964；《契丹国志》16：161；《辽史》76：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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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旧五代史》98：1314。
(56) 《旧五代史》98：1314—1315；《新五代史》34：474；《通鉴》274：8694。
(57) 《旧五代史》98：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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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旧五代史》92：1224。《新五代史》55：638言其诗赋“不工”。
(60) 大量有关当时人的评论，参见莫欧礼《唐代科举之仪：读王定保〈唐摭言〉（870—940）》，由于我得到该书太迟，导致我未能全面吸收它的成果。
(61) 《旧五代史》98：1314—1315，42：583（回去效力）。
(62) 《旧五代史》98：1314—1315；《通鉴》280：9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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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契丹国志》16：160。
(66) 《旧五代史》135：1803—1805；《新五代史》39：424—426；《通鉴》268：8744—8745。虽然《通鉴》将此事系于911年八月，但《旧五代史·刘守光传》似乎将此事系于907年六月，并将其称帝系于907年八月，一定是有关这一年的记载已亡佚。《新五代史·刘守光传》也同样记载模糊，以致此事似乎发生于908年。《旧五代史》与《新五代史》均将此事系于刘守光称帝之前，以此展示其残暴以及对权力和地位的渴望。《契丹国志》承袭《通鉴》记载，将此事紧接在刘守光称帝之后、正式即位前。
(67) 叶隆礼似乎发现了这样一个吸引人的品质；参较他对张砺的记述，《契丹国志》16：161—162。《辽史纪事本末》5：109保留了他这样一个形象，说韩延徽“力谏不听”，该词应当引自《辽史》，但未能找到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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