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文献与《辽史》对“心系南朝”情感的描写
当我们将所有文献，包括《辽史》放在一起阅读时，可以看到对待边界和边界概念不同态度的糅合。此时可以看到，对从南方政权转投辽，南方的文献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忧虑，因为南方文献越来越强调 (12) 这些人心系南朝。南方文献抓住各种机会强调任何对南方政权效忠的行为，这主要表现在对辽南人力图返回南朝的记述上。其中，我们研究的四个个案中，只有赵延寿没有表现出希望离开辽。
张砺的例子清晰地说明了，一系列史书强调的重点是如何变化的。正如我们所见，《旧五代史》呈现了一幅张砺最完整的肖像，在这个肖像中张砺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展示了诸多美德。他试图回到南朝被认为体现了他为南朝效忠的程度，但是当他被俘时，他似乎完全放弃了回到南朝的想法。虽然《旧五代史》以此完美地为《张砺传》画上了一个句号，但这在张砺的整个传中所占分量并不大。《新五代史》则更关注张砺的变节和他为辽效力一事。当然《新五代史》也记载了张试图南归，但并没有以此进一步说明他效忠南朝的品质。而且，欧阳修还增加了德光因南朝遭受破坏而对他的指责。但是到了《通鉴》这里，删去了大部分有关张砺早期生活的记载，仅保留了他个人效忠于不同主人的少量证据。《通鉴》压缩了对他所拥有的其他诸多美德的记载，而是突出他力图逃离辽一事，以此说明他一直效忠于南朝。《契丹国志》进一步对《通鉴》的记载做了删节，不管这些被删节的部分展示的是张砺好的还是坏的一面，张砺试图南归一事更为突出了。
因此，在越来越简略的张砺的个人画像中，他故事中持续存在最久的基本元素正是那些展现他心系南朝的事情，他对北朝的观点可以解释这一点：“臣华人，饮食衣服皆不与此同，生不如死，愿早就戮。”当然这也很可能是张砺在文化方面仍将自己认同为汉人，但我认为，对张砺来说，这不必然等同于他的渴望，更不用说觉得有义务居住在特定的地方，效力于特定的政权，或者忠于和他有同样文化属性的君主了。然而，南方的文献似乎愈来愈注重展示张砺虽然已为辽效力多年，但实际上仍心系南朝。这样的叙述，使南朝人在地理、政治、道德和情感上易于接受。
就像早前我们所注意到的，《新五代史》对韩延徽的记载有整整一半篇幅都是关于他离开辽又返回辽的。《新五代史》对他的记载以阿保机兴奋地宣称韩延徽“自天而下”结束，这暗示了韩延徽最终还是愿意效忠于辽的。然而，《通鉴》和《契丹国志》在此增加了一封韩延徽写给晋太原解释他为何给辽效力的信，该信不仅
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而且通过他允诺辽不复南侵表明了他心系南朝。 (13) 这是对欧阳修暗示他改变忠诚最有力的反驳。反而，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位南人，虽然他返回北朝，但最终仍旧效忠于南朝，并且以南朝的立场行事。
李澣和王继忠属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型。我已在第6章对他们心系南朝的记载做了讨论，因为在他们的个案中，很难将这个问题与史家对他们品格的普遍赞誉分开。虽然我已指出为什么早期的研究对象韩延徽、张砺心系南朝的程度和本质值得怀疑，但似乎这确实为宋代的史家找到可以借题发挥的依据。《通鉴》和《契丹国志》通过不断强调他们一直心系南朝表明辽南人仍然具有他们原先的那些优点。然而，在《宋史》中这种观点似乎正在改变，因为对于我们后来的研究对象李澣和王继忠来说，《宋史》除展示他们效忠于南朝的优点外，完全没有提及他们任何其他的优点。在《宋史》《长编》和其他南宋以及元的文献中，似乎也对王继忠这个处于临界点的个案的态度变得越来越矛盾了。
《辽史》呈现出一系列相当不同的观点。《辽史》既保留了张砺敢言直谏的事情，也保留了他站在道德立场上反对萧翰的事情，总的来说张砺在《辽史》中是以一个良臣的面貌出现的。最重要的是，在此只能看到他效忠于德光，虽然《辽史》也记载了张砺企图逃跑，但他在为自己开脱的时候，并没有表示他宁愿死也不愿留在辽朝。对于韩延徽而言，他所构建的辽的管理体系被《辽史》一再地强调，以致人们以为是他以一己之力创造了这一体系。《辽史》在这里强调了韩延徽的尽忠职守，但反映他孝顺的事例则被删去，一同被略去的还有一切能反映他心系南朝的事例，比如他承诺辽不复南侵太原，比如他拯救汉人的性命，仿佛这些都未曾发生过。此外，我们注意到《辽史》不再明确地说在他返回辽后获得更大的优待，而是明确地说阿保机认定韩延徽必定会回来，并且与早期的文献记载不同，《辽史》记载阿保机对于韩的归来既不感到惊讶也不过于高兴。反而是，韩延徽宣称要效忠于阿保机。在此，韩延徽完全将自己的忠诚投向了辽，虽然他也以诗表达了离开家乡的忧伤之情。
于是我们就不奇怪为何南方史书对赵延寿刻薄，而《辽史》对他宽容了。《辽史》不仅夸大了他在辽晋战争中取得的战绩，而且忽略了同时代人对他的谴责，例如在祁州被围的沈赟，并且《辽史》根本没有提及赵试图 (14) 继承德光皇位一事。赵延寿不仅完全效忠于辽，而且未被责难。
李澣的形象不是很清晰，早期的记载并没提及他是何时入辽效命的，《辽史》只是说他“归辽”。然而，《辽史》先是记载了李澣应其兄李涛之邀欲逃离辽境，然后莫名其妙地加入了李数次试图自杀的记载。这些记载表明《辽史》默认了李澣心系南朝。因此，在这些相同的记述中，我们发现李澣虽然忠于辽，但明显更忠于南朝。至于王继忠，《辽史》通过简单记述他在侦察时被俘，忽略了他的英勇以及其中蕴含的忠诚。《辽史》说他用积极为辽效力来回馈辽对他的好，后来我们看到他随辽军征伐高丽。这都是王继忠改变效忠对象实实在在的例证。
虽然《辽史》删去了一些反映越境者心系南朝的事例，但仍保留了不少其他事例。如果那些心系南朝的事例也能用来证明越境者忠于辽的话，那么《辽史》就不会把它们删去。因此，《辽史》对心系南朝表现出一种出乎意料的宽容。至少一些编纂《辽史》的汉人同情那些一直心系南朝之人 (15)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蒙古的皇帝已像辽朝的皇帝那样理解了文化效忠的含义 (16) 。但也可能是，《辽史》要强调的是南朝与北朝君主互动的积极作用，赵延寿就是典型例证。又或许是，《辽史》希望通过类比的方式，展示14世纪的汉人与高等级的蒙古人或是西方和中亚的色目人之间的界限是可以被打破的。也许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整部《辽史》都给人以成于众人之手的印象；而且由于《辽史》的编纂时间较晚，仓促成书，材料相互抵牾，则更加深了我们这种印象。 (17) 自相矛盾的观点在《辽史》中都能得到保留，使其成为一个内容相当丰富的文本，使我们能够对其进行更深的历史挖掘。 (18)
10世纪以来一系列历史记录对什么才是“忠”存在异议，这表明了关于“忠”的两种不同概念体系（从10世纪关系型的忠到帝国晚期“忠义”与“通敌”二元的主导理念）缓慢而不稳定的转变。虽然那些为辽效力之人都是在剧烈的政治动荡时期从南朝越境入辽的，但是由于宋与其他北方邻国的对立，导致忠的道德标准变得日益严苛，因而他们的故事很快就被重写了。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