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力于辽

王继忠被俘后的行为表明他不打算回到宋朝。他随即接受了户部使一职，效力于耶律隆绪麾下（辽圣宗，982—1031），《辽史》将此归因于承天皇太后知道王继忠的价值，让他首次获得了辽的任命。 (76) 与韩延徽的例子一样，皇族中的女性对从南朝入辽者的职业前景影响极大。皇太后为王继忠联络了一桩好婚配，与康默记家族联姻，该家族入辽较早，在辽的官场上已扎下牢固的根基。 (77) 王继忠婚后育有一子，但是他在南朝已有三个或者甚至四个儿子，虽然他在宋朝的妻子仍活着，但是她已无法像赵延寿的妻子一样被送至王继忠身边，因为她身处非盟友的敌境。这桩婚姻似乎证明了王继忠愿意待在辽朝。

据说为了对这些扶持表示感激，王继忠尽心尽力，尤其是在促成澶渊之盟的谈判上。 (78) 如果我们相信南方系统文献的记载，那么王继忠获得了辽的信任后，“乘间言和好之利”，这恰合皇太后想要结束宋辽纷争之意。 (79) 他草拟书信让宋派使节前来谈判，当宋的主要使节被宋的边官滞留时，他进一步写信确保使节被放行，此后双方很快达成了和平誓约。 (80)

克里斯蒂安·施瓦茨-席林指出，王继忠与宋的首次通信不仅解释了结束战争的原因，而且证明了他为辽效力的行为是合理的。 (81) 韩延徽也为他从太原越境归辽提供了正当的理由，即他要逃离政敌的魔爪。韩延徽自信这个理由是能够被接受的，虽然韩觉得有必要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但他并未对自己的行为道歉。王继忠似乎就没有那么自信了。首先，他描述了被俘时孤身一人战斗的情形，强调了他英勇抵抗、营帐未备、资粮未至、士卒疲劳、持续作战至第二日，以及增援部队未出现，这些导致了他被俘。他又说：

非唯王超等轻敌寡谋，亦臣之罪也。北朝以臣早事宫庭，尝荷边寄，被以殊宠，列于诸臣。臣尝念昔岁面辞，亲奉德音，唯以息民止戈为事。 (82)

王继忠不仅解释了他做了什么，并且试着为此开脱。他对战

斗的详细描述打消对他胆小懦弱的指控，他通过坦承 (83) 自己也应该承担责任，减少了他对上司的批评。王继忠声称他本人仍对主人效忠，这使赵恒相信王继忠没有忘记自己对他的恩惠。王继忠为了呼吁双方熄兵止戈这一唯一目标，他不仅为普遍的厌战情绪而呐喊，而且暗中倡导君臣当为百姓福祉而弭兵求和的儒家思想。 (84)

如果我们承认王继忠确实写了一些与《长编》记载相似的东西，那么这说明他自己所认可的忠诚行为的标准比我们前期的研究对象所实际践行得更为严格。在早前几十年里，越境被认为是一种常见的行为，殉国才是罕见的，但是现在王继忠觉得自己离人们心目中忠的标准越来越远，所以即便他为自己的越境行为辩护，但仍然还要为自己没有殉国而道歉。与许多后来被归为投敌者的人一样，他对自己所做或是未做的事情表示了愧疚。 (85) 虽然我们不确定王继忠所述能否反映他的真实想法，但是这恰好表明了宋对澶渊之盟以及对王继忠的矛盾心理。从宋方来看，和平的积极方面反映在宋方努力展示王的英勇和他仍继续效忠于宋上，但是对王的英勇和效忠的不确定性长期以来贯穿在文献编纂的过程中，则表明王继忠最终没有通过宋的道德测试。

《辽史》的记载也指出开启和谈对普通民众有益。《辽史》在此记载，宋朝使节给王继忠带来弧矢、鞭策作为礼物，以及皇帝求和的札子。王继忠打开札子有曰：“自临大位，爱养黎元。”最重要的是，札子结尾言：“汝可密言，如许通和，即当别使往请。” (86) 从宋廷要求王继忠传递信息来看，宋正以传统的方式邀请辽南人代表南朝的利益行事；李澣和赵延寿也同样经历过这一切。

王继忠的密报已引发了许多有关王继忠是否为赵恒派至辽的间谍的讨论，既然《辽史》都记载了宋方要求王继忠密报一事，也就表明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秘密了。 (87) 南北双方的文献中都记载王继忠对开启和谈极为重要，但各有解释。《辽史》暗示宋只是试图用王继忠的内部消息去确定何时提请议和最有可能成功，而南方的文献则表明王继忠代表辽首次与宋接触时 (88) 多次表示要忠于南朝，而且王继忠一开始并没有获得赵恒的信任。 (89)

因为王继忠的行为促成了双方和平共处的最终目标，所以与其说王的行为在那时是一起间谍事件，不如说这代表了后来的文献记载、史家以及正史的编纂者对王的行为的不确定性，他们不确定王继忠到底为谁效力以及他到底忠于谁。南方的文献说澶渊之盟达成后，双方定期交聘，宋使经常给王带礼物。这都是有例可循的：韩延徽和赵延寿也定期收到来自南朝的礼物。早期的这些礼物说明接收者位高权重。虽然王继忠于1019年成为辽朝的枢密使，但是以他在1005年的品级定期收到礼物是不合理的，除非是为了表彰他在促成宋辽和平中所做的努力。王继忠公开接受礼物，假如是因为他帮助宋而获得宋的酬谢，那么他帮助宋达成和平一事也只能是与辽共同谋划的。

据南方文献记载，王继忠曾公开表达非常渴望回到宋朝。 (90) 他在收到宋的礼物时必然恸哭，而且通过宋使恳请宋主召其归国。我们可以看到早先那些越境者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南归，但这是第一次请求被正式召回国。假如在宋辽双方刚刚达成和平协议之时，那么王的请求似乎是合理的，因为这仍有前例可循：当辽晋双方互为友邦时，赵延寿的妻子就被允许在双方之间迁移。然而，辽晋联盟是建立在尊卑等级秩序上的，辽宋双方则不同，直至1005年两国在严格遵守誓约后，敌对的双方才勉强实现平等的关系。誓约规定双方应遣返越境逃亡者，文献中明确地说宋朝皇帝因为履行誓约而拒绝了王继忠的请求。原来的分界线，只有当人越过时才会被注意到，现在拒绝王继忠的入境请求，就赋予了分界线长期的实际效用，也显示了赵恒恪守双方誓约的决心。

同时，赵恒在内心深处并不反对王继忠归宋，据《长编》记载，他也传递出这样的信息“（辽）国主若自许卿归，则当重币为谢” (91) 。对这样一种自愿归宋的倡导意味着在澶渊之盟初期辽宋之间的关系有多么不稳定。我们有个明显的感觉就是，誓书的条文虽已确立，但仍有许多基本的法则需要去制定，赵恒不想在双方达到平衡前成为扰乱局势的人。 (92) 因此，王继忠为自己如此努力才实现的和平局面付出了代价，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和平局面却阻碍了自己愿望的实现。面对归宋无望，王继忠只能继续为辽效力。

王继忠在辽颇受器重，他以地方高官的身份为辽效力，并且作为一名将军率军征伐高丽。 (93) 在为辽圣宗效力19年后，他于1022年致仕，同年去世。宋方文献自然略去了这些，但《辽史》增加了一件轶事，在这个故事中王继忠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并认为道德应高于学识，由此展示了一个儒家官员的典型特征。我们知道王继忠只是简单地重申了在别处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并且他的观点可能受到了他那个小集团利益的影响。 (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