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选择方式
简而言之，汉与之前的秦最主要的是创造出了公认的中央集权，这使得臣僚失去了选择效忠于别处的机会。虽然在楚汉争霸之际，臣僚的选择如火如荼，但刘邦的胜利再一次关闭了选择的大门。战国时期，引入道作为影响忠的一个因素，暗示了忠与已经开始盛行的政权合法性之间的联系。
臣僚可以选择任何一个地方的君主，就是相信一个君主有道并不会妨碍其他君主也有道。道被视为一个无限的资源，忠可以被给予任何有道之人。随着秦汉的大一统，皇帝成为唯一有道之人，因为皇帝出于天命，对忠有专属权。 (27) 在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内，臣僚不再能够选择为谁效力，而只能选择效力还是不效力。
虽然皇帝控制下的中央集权限制了臣僚的选择，但是臣僚仍能以天命转授作为挑战君主的正当理由。然而，除非通过军事胜利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否则挑战者便是乱臣贼子。 (28) 因此，官员就遇到了一个新问题：面对叛乱，他们必须在获悉哪一方获胜前，就在君主与叛乱者之间做出选择，而那时根本无法知晓鹿死谁手。那些支持君主捍卫皇权的人会因为在危急关头对确属合法的朝廷忠贞不渝而广受赞誉，而那些支持篡位者（像王莽，其实还有汉光武帝刘秀） (29) 建立一个新王朝的人也会因为实践了互惠互利型的忠而加官进爵。这也证明了他们“先前”是顺应天命的，虽然这一天命未经验证，但显然是正确的，因为它符合他们所追求的更高层次的道。选择失败自然是要承担风险的，通常是致命的，所以聪明人力图规避风险。对“选择”的道德评判没有一个绝对的道德标准，评判的依据就是事件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先前的易主行为还是现在拒绝为主人效力的行为均可能被认为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由此，忠的概念不只是对君臣关系的规定，而是有更宽的道德要求，它为尴尬处境下的艰难选择提供了清楚说明的框架。在汉代，对那些别无选择只能反抗统治者的人，理想主义型的忠，是他们唯一的诉求，因此越发被看重，但关系型的忠也没有因此消失。
当政权定于一尊时个人选择不仕，这种选择的出发点与另择明君是截然不同的，也引申出很多问题，比如忠之本义，以及如何践行等问题。屈原（前340—前278）成为讨论这些问题的一个焦点。他选择投江而非辅佐他认为的无道之君，并为此写下了《离骚》。司马迁和班固在《史记》和《汉书》中对他的评价有所不同，扬雄（前53—18）的《反离骚》引发了为屈原辞赋及其行为的激烈辩护。 (30)
虽然我的主题是理想主义型的忠，但当时的评论完全集中于讨论屈原的抗争和自杀是高尚的还是自私的，他是否应该自杀，是否应该继续活着辅佐君王。虽然司马迁甚至曾疑惑屈原为何不直接以自己的才能辅佐别的君主，但是除司马迁之外，似乎没其他人敢于挑战臣僚只能忠贞不贰这一想法。 (31) 甚至当人们赞美屈原选择的同时，也会认为这种选择是疯狂的。因此，在这里，更重要的是讨论屈原不从众的行为（论者一般对此持否定态度）而非谁应该接受官员的效忠。
后来的人们更趋向于选择不再为君主继续效力。在汉代，因为儒家作品逐渐成为经典，所以他们才可能对以后忠的观念做出解释。在11世纪前，正是从这些儒家经典中而不是从屈原的效忠方式中，产生出一套正统的忠的思想。《论语》本身并没有对忠的直接论述，而是阐释了一个基本概念“居处恭，执事敬” (32) ， (33) 以及上面提及的君臣互惠关系。流传于汉代的《论语》为我们提供了对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另一种解读。这些解读在某种程度上不仅揭示了对效死输忠的要求，而且为解决这一要求面临的现实困境提供了机会，并且对这些历史事件的结果做出了解释。
在《论语》齐臣管仲的故事中，孔子的门徒认为“管仲非仁者，桓公杀公子纠，不能（为公子纠）死，（更恶劣的是）又相之（桓公）”。很显然这一声音假定臣僚誓死忠君是一个普遍的准则，但孔子通过叙说管仲大功抵小过颠覆了这个准则。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34)
在此，孔子对管仲的正面评价，并没有妨碍孔子在《论语》的其他地方以“不知礼”来对他的身份加以批判。 (35) 在汉代，其他的儒家经典对管仲这个故事存在另一种看法。孟子认为任何一位想称王者，都会批评管仲只是帮齐桓公称霸，而未能助其称王。称王的渴求是高于一切的，采用何种方式是次要的，因此孟子甚至根本没有考虑管仲是否应当为公子纠献身这个问题。然而，与孟子同时代的人将管仲视为变大乱为大治的典范。 (36)
荀子虽然承认明君少，但承认二流的君主也可以带来国家大治。他将管仲归为在“态臣”“篡臣”之上、“圣臣”之下的“功臣”。因为荀子清楚管仲虽然可以因其功劳而获得称赞，但他缺少仁和节，使他无法成为明君的“圣臣”。
在汉代儒家经典中所展示的管仲的故事从反面确立了等级差异型忠的标准。 (37) 这一标准就是为主人献身，之前仅由春秋时期的士实践过这一标准。但它能够成为在汉代广泛传播的一个理论，是因为在汉代还存在其他的政治选择。虽然在战国的君主之间做出选择不存在道德问题，但是人们在选择辅弼还是归隐时变得更为困难，最为典型的便是蕴含理想主义型忠的屈原的故事，其中对屈原归隐本身的道德质疑使其个人境遇更加恶劣。对那些面临政权更迭甚至社会动荡的人，除一贯被灌输的效死输忠之外，管仲的例子也提供了另外选择的可能，这体现在对管仲行为的不同评价中。这些选择很可能导致臣僚没有跻身道德排行榜的资格，但必须承认的是，大乱之际需要不拘一格。屈原和管仲的这两个故事所蕴含的对选择多样性的认可，在汉末以降政权分裂的三个半世纪里，得到了充分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