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史书编纂：一个实质的变化
根据以往的模式，我们期待宋朝的统一使理想主义型的忠重新成为实践忠的一种主要方式。实际上，虽然人们仍然可以隐逸，而且12世纪以后这种情况明显增多，但当时那些聪明的统治者对重新定义关系型忠的概念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们重新恢复并有效地制度化了后安禄山时代忠义与通敌之间的对立关系。
这种转变主要是通过重新评价五代时期臣僚的行为来完成的，特别是对于冯道的评价使其成为易主臣僚的典型。 (80) 对忠的态度，随着时间推移，越发苛刻，在帝国晚期渐居主导，随着民族主义的发展，在民国以后依然盛行，在这一进程中，批评冯道也是应有之义。因为11世纪对五代臣僚的重新评价主要出现在史书中，这些史书对于10世纪来说是研究忠的关键资料，所以对于我们研究忠的概念是如何变化的非常重要。 (81)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提及冯道时，是这么阐述忠的：
予于五代，得全节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学古自名，而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多矣，然使忠义之节，独出于武夫战卒，岂于儒者果无其人哉？岂非高节之士恶时之乱，薄其世而不肯出欤？抑君天下者不足顾，而莫能致之欤？孔子以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岂虚言也哉！ (82)
在欧阳修早期撰修的《新唐书·忠义传》中，他大幅压缩了能够被视作忠的行为，敢言直谏者以及其他一些人被他忽略和替代，忠的概念几乎被明确地限定为阵前英勇。然而，在欧阳修后来的《新五代史》中，他暗中贬低五代忠义的英雄们所展示出的阵前效忠，他的理由是任何一个时代仅有这么一种忠是不够的。此
时，他所推崇的忠的类型 (83) 是一种理想主义型的忠：有操守的儒士应在乱世中隐逸，要以避世来抵制他们那个不道德的时代。
司马光引用了欧阳修书中大部分的段落，接受了他的观点并且更进一步对忠做了重新界定。欧阳修相当清晰地描绘了出世与入世之间长期存在的差异，司马光则进一步解决了易主的问题。在他的笔下，这样的行为纯粹是由道德沦丧所致，不幸的是冯道成了这个为天下笑的反面典型：
内有夫妇，外有君臣。妇之从夫，终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无贰。此人道之大伦也。苟或废之，乱莫大焉！……臣愚以为正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为女不正，虽复华色之美，织纴之巧，不足贤矣；为臣不忠，虽复材智之多，治行之优，不足贵矣。何则？大节已亏故也。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君则兴亡接踵，道则富贵自如，兹乃奸臣之尤，安得与他人为比哉！ (84)
欧阳修和司马光都认为君臣间的任何冲突在于双方皆有过，但若致轻启战端，常常是因臣子变节易主。欧阳修与司马光当时的政治观念看重的是，最初侍奉的君主才是唯一合法的君主，必须从一而终，臣子若不重操守，不以易主为耻，则必然导致不忠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以前的理念，天命归于有道之人，已经没用了。 (85) 现在看到的，不是政治形势或是君主有道与否决定忠与不忠，反而是忠于谁，决定了政治的有序与否。
在某种意义上，这将关系型忠概念里的互惠互利型模式在逻辑上发挥到了它的极致：如果臣子对国家稳定的重要性不逊于统治者，那么国家治乱依赖于他们的选择。但另一方面，常常又将责任都推到他们身上。欧阳修和司马光将政治秩序看得比别的更重要，所以他们希望君臣关系也能同夫妻关系一样，具有等级差异。虽然两人仍然保留了实践理想主义型忠的可能性（在穷乡僻壤度日的时候，两人都有机会去实践理想主义型的忠，因为他们本来就时运不济），但互惠互利型的忠所固有的危害在当时是无法被接受的。因此，关系型的忠原有较多的自由，却被驯化压缩到只能适应等级差异型忠的狭窄范围内。反对效忠于某个特定的君主，并不是说效忠于不同的君主就是正确的，而是说背叛本身就是一种道德沦丧的行为。
从冯道所处的历史环境来看，对他的强烈谴责似乎并不合理。对他的谴责与对安禄山效忠的那些人的报复行为不同。后者是对因唐朝的侥幸脱险所引发的恐慌而做出的应急反应，而前者是欧阳修和司马光等史家所表达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在他们冷静地重新评价以前的历史记载的基础上形成的。欧阳修和司马光在一个局势稳定的王朝里著述；虽然因内部剧变而导致天命的改变已远离他们的脑海，但是他们正逐渐为外部的威胁而担忧。危险的来源已经由反叛者转移至异族。
生活在澶渊之盟下，有异族政权可以承担所有的责任，所以让人奇怪的是欧阳修和司马光选择了冯道而不是一个易于被作为不忠典型的辽南人。实际上，欧阳修和司马光如此在意冯道侍奉过几朝，以至于他们完全忽略了冯道曾短暂地为辽效力。他们在此聚焦的问题就是守节和贰主，而他们并不关心贰主是谁。其原因只不过是异族本身还不是个问题，当然后来也成了个问题。真正重要的还是品德。 (86)
在忠的概念变迁中，早期灵活多变的含义被去除。南宋丧乱之际忠义之士的行为展现出忠的思想在不断递进：从宋初要求不事贰主的忠义观，发展到不仅与爱国主义相关，还与男性反对淮河以南女性奢侈之风相关。 (87) 抵抗蒙古的那些人有一种成为忠义之士的特别意识，谢慧贤认为在忠义之士自己留下的记录中“完成了对忠义的构建”，他们将自己对宋的忠义确立为“一种经久不衰的美德” (88) 。但即使通过像这样如此粗略的研究我们也可以发现，与帝国晚期对忠的要求相比，帝国早期忠的概念较为丰富，并且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