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世纪中叶的联盟与战争
在10世纪中叶，后唐与辽两个依然存在的政权不断扩张，这就要求在双方之间建立一套以辽占主导的新的关系模式。 (24) 政治中心越来越少，对于势力较小的将领来说， (25) 选择也越来越少。于是，改变边界的力量从那些拥有地方统治权的人转移到某些特定的个体上，这些个体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在征服战争中都直接效力于他们的统治者。此时，军事冲突变成了政权与政权之间的矛盾，所以胜利赢得的不再是一城一地，而是整个帝国的统治权。在最高政治层面上的剧烈变化造就了大批的越境者：10世纪越境总数的一半都是在此后20年里出现的。“自愿越境”的比例与以前持平，实际上“非自愿越境”所占的百分比在下降，而在这一时期“被迫越境”的比例则是此前的两倍。 (26) 换句话说，在10世纪中期，人们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强迫选择他们效忠的对象是相当普遍的。这样的选择增强了一方的实力，而同时减少了选择效忠另一方的数量。
石敬瑭，这一朝廷的反叛者，是这一新情况的首个重要例证。在德光和李嗣源统治时期，辽唐关系在本质上是平等的，这可能导致了南方政权对辽的实力和企图的恐惧。后唐幽州对辽的有效防御和其他回应措施已经将契丹的常规劫掠西推至云州。对此，后唐的反应就是在932年任命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兼云州大同军等四个边境藩镇的蕃汉马步军总管（图6）。他在晋阳（太原）的权力坚不可破。蔚州刺史张彦超素与石敬瑭不和，拒绝为其效力，转投德光（#42）。虽然蔚州不与辽接壤，辽与后唐的边界并未因此而改变，但德光吸引人们由后唐转向效忠自己的能力引起了后唐朝廷对辽的恐惧，而后唐这种疑神疑鬼的心理带来的只能是更大的灾难。
对后唐而言，更大的危险来自李嗣源之子李从荣，他在933年企图弑父篡位。虽然此事落败，但李嗣源不久便死，君臣猜忌继起。李嗣源的继任者（闵帝，933—934）不信任其兄——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欲将李从珂调离职任。李从珂于934年反叛，夺取皇权（末帝，934—936）。轮到李从珂即位时，他又对石敬瑭及其以备御契丹为由而日益高涨的军需起疑。936年李从珂将石敬瑭由河东调任河南天平军。 (27) 石敬瑭开始挑战朝廷，随即就得到了其他藩镇的响应，这反映出对李从珂信心的普遍缺失。后唐讨伐石敬瑭的军队包围了他的治所晋阳，为获支援，他投靠的正是辽朝的耶律德光。
为了报答德光派军援助，石敬瑭向 (28) 其称臣纳贡，割让燕云十六州（#46—48）。 (29) 德光率军包围晋阳的唐军，册立石敬瑭为后晋皇帝（高祖，936—942）。此前，幽州节度使赵德钧请求每年向辽缴纳更多的贡赋，欲意取代石敬瑭为帝，为德光所拒。相反，后唐大将张敬达拒不投降，被裨将所杀（#49—50，参较#51—52）。德光在受降其部时却赞扬了张敬达的忠贞。在后唐各州军队投降之后，德光驻后，石敬瑭率军向京城洛阳进发。在洛阳，后唐宰相冯道率群臣投降。冯道筑坛迎接新的统治者，并仍像他在李嗣源及其两个继任者手下供职一样，转而为石敬瑭效力。
石敬瑭胜利的结果就是，不计其数的官员、军队和普通百姓投向辽，这些人占10世纪越境总数的10%（#59—66）。他们大部分来自燕云十六州，当然在十六州中也出现了一些拒绝效忠于辽的例子（图7）。云州节度判官吴峦闭城抵抗辽军围城六个月，石敬瑭致书德光后才得解围，最终吴峦归顺南朝（#62）。 (30) 应州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威亦“耻臣契丹，挺身南归”（#63）。因为似乎很少有类似的记载，所以他们的行为并不具有典型性。
无论如何，辽晋联盟都会尽可能地扼制他们的行为，如此才能压缩其他臣服者谋反的空间。辽不再是武力反抗石敬瑭者的靠山，因此再度成功推翻石敬瑭的统治已不大可能。首位反叛者魏州节度使范延光，在937年通过寻求辽的支持反抗石敬瑭测试了辽晋联盟的诚意。最终，不仅这一请求被拒绝，辽晋联盟还商讨如何来对付他。 (31) 作为回报，石敬瑭也拒绝帮助那些与辽对抗的人。940年，吐谷浑部千余帐不堪契丹暴虐，逃入后晋。辽遣使诘责石敬瑭招纳叛人，后晋遂将并、镇、忻、代之吐谷浑遣还故土。 (32)
石敬瑭的协助巩固了德光对北方的统治。虽然这要求石敬瑭一再对辽表示臣服，但这也提升了他自己作为贤君的形象。更为稳定的统治，以及德光主张清晰界定辽晋双方各自的人地管辖权，这些都一起帮助辽晋联盟界定和“巩固”了双方的边界。 (33)
然而，辽晋联盟的这些条款也招致了激烈的反对。941年，辽朔州节度副使逐契丹节度使耶律画里，附晋。但当晋使至朔州时，他却闭城不开，后为辽军攻陷。辽军为报复契丹将领褭古只战殁城下，尽诛城中丁壮。镇州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则威胁更大。安重荣大斥石敬瑭向契丹称臣纳贡，他杀死辽使，袭击辽的幽州，并上表请求与辽一战。安重荣的建议被驳回，但直至安重荣进军邺都（魏州），他仍居其位，这导致辽一直都在怀疑石敬瑭是否忠心。此次，石敬瑭函安重荣首以献德光。
这些事件强调的是，辽晋联盟是如何让“自愿越境”——挑战当局者的求援——即使存在可能，也无利可图。在这一时期，仅有的由晋入辽的越境显然也是非自愿的。例如，在安重荣事件中被契丹扣留的晋使（#67），以及朔州城30户叛民（#68）。通过相互拒绝彼此的挑战者，辽晋联盟要求德光与石敬瑭通过外交而不是武力方式解决争端，所以这也预示了后澶渊之盟时代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格局。但石敬瑭向德光正式称臣是辽晋联盟得以维系的基础，这也正是辽晋联盟毁灭的原因。
后晋的谋臣唆使石敬瑭年轻的继任者石重贵（出帝、少帝，942—947），拒绝承认辽晋的君臣关系。随后辽晋以战争的方式使人们可以重新选择效忠的对象，因而人们可以再一次通过向辽效忠获得好处（图8）。首先抓住这一机会的便是后晋青州平卢节度使杨光远，他向辽密告后晋的弱点，并计划加入辽的先头部队（#71）。943年底，北朝军队在辽南人赵延寿的率领下开拔，赵被许诺立为南朝的皇帝。深怀怨恨和野心的后晋官员自愿臣服于辽，在他们的帮助下（#72—73），赵延寿的军队深入后晋。但在接连吃了两次败仗之后，赵延寿撤军，杨光远被杀。
在945—946年间，辽晋双方并无战事，但在此之后双方又进入了下一个战争期。这时战争培养出来的贼人将自己的地盘牢牢控制在手中，这其中就包括定州的孙方简。 () 孙方简最开始效忠于后晋，但他对获得后晋的帮助深感无望，所以转而效忠于辽，并于946—947年辽晋战争开始前，借道给契丹，使其安全通过定州（#84）。
但是孙方简效忠于哪一方并不是最关键的。几个月后，辽将赵延寿被说服，愿意重新效忠于南朝，并答应联合晋军 (34) 接管燕云十六州。当整个晋军进入该地时，却发现赵延寿实际上仍然效忠于德光。晋军主力被击溃。负责抵抗的晋将杜重威欲降辽，此举激怒了他麾下的晋军将士（#88—90）。另一位晋将（#92）以后晋京城汴州降辽。德光仍以冯道为相，并且接纳了京城和地方上几乎所有降辽的官员（#93—110，119—122）。他们中的大部分仅将辽的征服看作是王朝的另一次更替。在新的王朝里，德光被认为拥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这就要求官员们抛开固有的偏见，去接受辽的统治。仅仅几周后，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便背弃了向德光称臣的最初承诺，自立为帝。
在接下来辽占领后晋的五个月里，德光开始将整个后晋的官僚机构北迁（#111—118，123，126—128）。这使得越境的人数急剧增加，以至于945—949年这一时期越境的数量占到总数的近1/3。当德光在占领中原三个月后率数千官员北归时，他的意图很明显。虽然许多京城的官员经历过改朝换代，并在新的政权里官任原职，或者最多被调至南朝的其他地方为官，但像这样背井离乡远徙北方是史无前例的。然而在途中，德光身染重疾，尽管一小部分文人学士与宫女、太监、乐师一道继续北迁，但大多数官员被留于镇州。在臣服刘知远前，绝大多数官员整个秋天都在镇州，当时镇州守军已将契丹将领赶走。
因此，许多开始北迁的人转而效忠南朝，但是他们仍有许多同僚在北朝无法或者也不愿回归南朝。此外，德光也宣称“获得”后晋地区百万余户（#129）。显然，在征服后晋期间（946年11月—947年5月）有被迫越境的情况出现，我们发现2/5（40%）是“被迫越境”，近1/3（30%）是“非自愿越境”（参见表2）。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所有的越境者中，拒绝为辽效力的顽固分子只占1/3（30%），另外70%的越境者至少具有一定的选择权，这说明大部分被辽所获的人口，很可能是自己选择臣服于辽的，虽然他们通常并不情愿效忠于辽。
德光的北归和死亡在北朝与南朝之间形成了一个权力真空，这又退回了辽晋联盟前的行为模式。 (35) 辽将萧翰强迫李嗣源幼子李从益领导南方的傀儡政府，但几乎无人为其效力（#130—136）。事实上，赵延寿通过宣布自己为南朝的统治者与这个朝廷对抗，并以此努力确保自己应得的奖赏。但契丹贵族支持德光子兀欲（世宗，947—951） () ，他于五月北归继承皇位。刘知远在南朝称帝建立后汉（高祖，947—948），他已下令全面抗辽。《通鉴》记载，繁重的苛捐杂税导致对辽的抵抗此起彼伏，这为刘知远赢得了大批追随者。
但是刘知远的统治并不是那么名正言顺。事实上，第一批从辽归来的越境者去了南唐，因为在他们看来南唐是除辽之外最正统的政权。然而，随着辽军撤离，后汉的《实录》便自然地记录了刘知远占领城市，杀死辽使，以及人们普遍转向效忠于刘知远。但他也依然要面对一些顽强的抵抗。他接受了辽军撤退后留守邺都魏州的杜重威的投降，但当刘知远试图将杜重威调离邺都时，遇到了杜重威的抵抗。杜重威占领了邺都，并向以前俘获他的辽将麻荅求援（#137—138）。在杜重威被处决之后，麻荅引军向北仍借道孙方简控制的定州。直至兀欲要将孙方简调离定州，孙方简才不再效忠于辽，而转投后汉的刘知远。
此后，联盟重新回到战前的模式（见图9），随着辽对这些野心勃勃者的援助，辽可利用的空间再一次扩大。948年辽军撤退的最后一个月，在渭河周边有三方力量联合挑战刘知远。河中李守贞寻求辽的援助，并联合长安赵思绾对抗刘知远，而此时在刘知远调集镇压军队之前，他不得不贿赂官员以换取支持。然而，李守贞未能再次赢得辽朝的支持，最终转投南唐。当他们的军队被击溃时，这些挑战者便投降了。
辽拒绝应援弱小的挑战者，却与南唐商议联合攻伐后汉。为了抵御随后辽的侵袭，950年新皇帝刘承祐（隐帝，948—951）命郭威为邺都节度使，使其手握重权。这种由于对辽的恐惧而产生的反应恰好使石敬瑭那样的人有了篡权的机会。半年后，轮到先前的忠臣郭威挑战皇权了。然而，郭威先立了刘知远的一个族人为傀儡皇帝，以此继续获得信任，以致当辽人再次来袭时，郭威仍被派去应对此事。郭威的军队在途中拥立其称帝。郭威甘愿放弃任务、班师回朝就已表明辽人侵袭的真实性了。 (36) 951年，郭威（太祖，951—954）建立后周，冯道仍为宰相。
身处的情况不同造就了对后周这个新政权不同的反应。挑战者们向另一个最强的政权寻求帮助。辽世宗兀欲虽寻求和平，但与此同时刘知远的弟弟刘崇（世祖，951—954）在晋阳称帝建立北汉，并与辽联盟（#148）。在辽汉联军进攻后周失败后，辽虽向郭威称帝道贺，但当刘崇请求兀欲正式对其册封时，辽却立即开始扣留后周使节（#149—150）。此时，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发誓效忠于邻近的北汉。辽穆宗耶律璟（951—969）即位后，辽汉联盟遭遇了首次失败。同时，北汉人民税负过重，很多人逃入后周的原因也许就在于此，并非如他们所言是由于反感北汉向辽称臣而投奔郭威的。当然，这在无形之中增强了郭威统治的合法性（见图10）。另一方面，北汉河南兖州节度使慕容彦超先向郭威纳贡，随后又于952年加入南唐与北朝联盟一起对抗后周，但未成功（#151）。
虽然这种模式很常见，但情况在不断变化，因为到936年为止，与他人联盟的风险悄然增大。北方既然建立了稳固的政权，那么也推动南方逐渐形成与之相似的政权，这就减少了势力较小的将领在边疆区域内的选择权。在10世纪30年代，很少人能有幸通过虚张声势来与大国平等结盟，于是自愿臣服的情况就开始增多了（参见表2）。因此，石敬瑭与辽的联盟为他赢得了帝国的统治权。但当赵德钧意图取代石敬瑭失败时，赵德钧既可以选择主动向石敬瑭臣服，也可以选择静观其变。因为前一种选择意味着后唐的落幕，所以赵德钧选择静观其变，之后他作为一名败将投向了辽。许多人像赵德钧一样在决定越境前都犹豫不决，这其中就包括一些军队，因为他们的将领左右不了他们的选择（#43，44）。但几乎没有听说那些具有选择权的人做过积极的抵抗：在这一时期“非自愿越境者”是一些被俘的军队（#45）和燕云十六州的百姓（#65）。
石敬瑭时期所倡导的南北二元体系实现时，越境已经不太可能了，但他向德光称臣以及后来947年辽攻占后晋，都凸显出了新王朝在建立之后由于过度依赖外来势力的帮助，在礼仪上与政治上面临的困境。 (37) 辽晋联盟末期 (38) 可以看到“被迫越境”超过了第一阶段的“自愿越境”。这时大量的“非自愿越境”与936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中多半只是在战争期间跟随征服者越境的。这些人不仅包括拥有众多选择且有地位的个体，还包括以自身利益为行为准则的士兵和普通百姓群体（#78，80，125）。显然，在社会底层不愿易主和能够行使选择权的情况不断发生和显现出来。但有意思的是，与随后的辽晋战争一样，辽晋联盟也同样凸显了南北之间的巨大差异，而正是这种南北双方的二元体系代替了先前的多元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