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世纪后期的战争与国家的形成
后周的统治者以及后来的北宋统治者，比先前更加关注他们北部边界的位置。 (39) 他们在版图上投入了新的精力，明确了忠的边界。这些政策的效果不仅体现在越境的总体比例大幅下降上（之后的半个世纪里越境的数量仅占越境总数的30%），还体现在人们拒绝易主的意愿急剧增强上。南北双方从局部的相互争斗逐步升级到全面持久的战争状态或临战状态，这些都伴随和推动了以上这些越境方式的变化。
郭威为后周开疆拓土，被公认为是一个有魅力的君主。952年，他禁止入辽劫掠，希望结束持续不断的双边侵袭，这些侵袭破坏了朝廷对边疆区域的控制。同年冬，辽朝边境的几个州遭遇洪灾，迫使辽朝难民向南流入紧邻的后周治下的河北地区，郭威下令赈济灾民。该年末，麟州背弃北汉而改投后周。
954年，郭威的继任者郭荣（世宗，954—959），在高平与辽汉联军爆发了首次大规模的冲突。北汉刘崇认为他的军队无须辽的援助也可以获得胜利。他希望在这一战中不仅要消灭后周收复南朝，而且要摆脱北汉对辽的依附。郭荣认为只有胜利才可以稳固他的皇位，因此他通过下令屠杀临阵投降的千余名军士，展示出他对忠的强烈渴求（#155）。这些临阵投降者的死亡明确地画出了一条至少当时士兵不得逾越的边界线。 (40)
郭荣为了开疆拓土，更为清晰地划定了地理上的边界和思想意识上的分界线。他疏浚河道，修建堡垒，设置驻防，公开表示渴望恢复之前的边界。他令近臣20余人，各撰《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借此强调臣僚在君主临危时，仍应忠贞不渝。同时，辽也缺乏支持北汉的热情。当辽在955—958年放任后周征讨南唐时，郭荣立即拿下辽的束城和北汉六镇。959年，他沿着新的水路进攻，收复了莫北三关（见图11），守关将士几乎未做抵抗就投降了。在这种坚决执行对郭荣军事效忠的新形势下，那些轻易的投降行为意味着守关者缺少对辽的依恋。这不仅巩固了郭荣的皇位，而且激励着他的军队团结一致。
虽然那年稍晚些时候郭荣的去世立即缓解了对北方联盟的威胁，但一个7岁孩童恭帝（959—960）的顺利即位，依然彰显了后周的强大实力。节度使已不再是影响结果的参与者，只有政权之间和政权内部的关系才是关键所在。因此，南唐试图利用恭帝即位之机，宣布独立，与辽重修旧好，但是后周间谍通过谋杀辽朝派往南唐的使节从中作梗。随后在新的一年960年，北方联盟常规的侵袭再次为政权更迭提供了契机。除非由赵匡胤取代年幼的皇帝，否则忠于后周大将赵匡胤的军队拒绝开拔。与之前的郭威一样，僭越者毫不在意来自北方的威胁，而是选择了进军首都，宣告自己为一个新王朝大宋的皇帝（太祖，960—976）。只有一位后周的官员面对郭威的画像潸然泪下，并且寻求北方联盟的援助，但辽汉联军大败。与赵匡胤相邻的南方政权吴越和南唐派出使节以示祝贺，宋承后周基盘而立。
辽朝内部的权力争斗和宋朝对内的政权巩固使得两个朝廷周而复始地关注自己的内部问题，但是赵匡胤像郭威一样，为了扩张试图清晰界定他的边界。赵重申了后周对越境侵袭的禁令，下令归还缴获的马匹，颁布禁令的目的就是稳定北部边界，为征服淮河以南地区提供有利的条件。在接下来征伐南方的整个过程中，赵匡胤对北部边界的政策更为严苛，颁布了几条禁令以反对不受欢迎的贸易行为。
南方政权不愿投降，直到968年北汉国主刘钧 (41) （睿宗，954—968）卒、辽穆宗耶律璟被害、耶律贤（景宗，969—982）即位，赵匡胤才完全投入对南方政权的征伐中。宋围困并引水淹没北汉都城太原，然而北汉新主刘继元（英武帝，968—979）拒不投降，并处决了一名建议他投降的官员。这明显提升了城内的士气，而且说明在宋朝以外的其他地方忠的界限也是泾渭分明的。然而，宋朝南边的南汉（970—971）和南唐（974—975）迅速陷落。宋辽双方的斗争贯穿这一时期始终，并且宋朝不断表彰守疆护土的有功之臣，最为典型的就是节度使何继筠（卒于971），据说他熟悉辽的情况并且令辽在疆场生畏长达20年。然而，到975年为止，宋的疆域大增，辽在南北关系中也不再占有优势，宋辽双方都渴望和平，因而宋辽交聘开始正常化。
随着在10世纪60年代的节节胜利，宋逐渐成为越境行为的受益者。北汉的归附者就像涓涓细流源源不断，有时还有辽人来降，如961年的契丹将领解利和969年宋撤离太原后的契丹十六族。 (42) 当辽不时在宋境劫掠之时（#165），宋已开始较为有序地大批俘获人口，如969年“徙太原民万余家于山东、河南，给粟”和976年战役中“俘北汉山后诸州民三万七千余口” (43) 。与其说宋朝的目的是扩充自身，不如说是削弱北汉。
相反，随着辽在北朝将注意力转向与属部的关系上，从1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20年时间里，由南入北的越境行为几乎绝迹。因此，辽要求归还吐谷浑逃入北汉的400户，使人想起辽对石敬瑭也有过类似的要求，并且在东北辽与女真重新恢复到之前劫掠与交聘并存的关系。但无论是从后周/宋还是北汉，由南朝越境入辽者，20年里仅有3人（#158，165，169），这与辽晋联盟初期源源不断的由后晋入辽者形成鲜明对比。 (44) 事实上，所有越境入北者最先选择去的可能是北汉而不是辽。北汉是争霸南朝的两个对立政权之一，为所有选择从周/宋越境入北者提供了正当的理由。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北汉与周/宋之间有一条狭长的边界。虽然北汉扮演着辽与南朝的联系渠道和协调者的角色，但实际上，越境归附北汉者也甚少。因此，当时越境入北的停止表明不愿改变忠诚的意愿不断增强 (45) 。因为大多数越境入宋者也都是被掠夺来的，他们并不愿越境，所以北朝和南朝似乎同样存在不愿越境的情况。在北朝和南朝，均产生了不愿跨越忠诚边界的行为，这对于巩固政治—地理边界线十分有益。
辽于947年征服后晋，虽然使成千上万的人进入辽朝，但没有任何疆域并入辽的版图。相反，宋于979年征服北汉，虽然完成了它蓄意开疆拓土的计划（见图12），但主要依靠的就是归降。976年对北汉的征伐始于赵匡胤，完成征服的是他的弟弟赵匡义（太宗，976—997），他从四面围攻太原，击败了来自辽的援军。北汉主力部队投降，两位大将逃入辽，但他们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效忠对象（#171—172）。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刘继业，赵匡义对他的褒奖让人想起德光在936年对张敬达忠贞的表彰。但最终北汉的灭亡使得个人的效忠对象重新洗牌，例如，前北汉大将杨业就成为北宋抵御辽的一代名将。
当时，北朝和南朝的策略明显不同。辽不再试图将战场的胜利转化为永久性的军事占领；因此，980年他们在瓦桥关击败宋军后随即撤军。此后，从982年耶律隆绪（圣宗，982—1031）统治辽朝开始，辽朝便陷入了属部民众的反抗之中。相反，赵匡义想要利用980年辽的撤军收复幽州。他集中力量保卫边境州县，从而鼓励农耕。他囤积粮草、修筑工事，这表明宋对固定防御设施的逐渐依赖以及宋已暗自划定了边界。作为对此的被迫回应，辽朝开始更加关注自己的人口，他们准备索要迁入宋的1 000余户居民（#177）。
各个阶层的人越来越不愿改变他们的忠诚。赵匡义没能颠覆渤海与辽长达半个世纪的从属关系，但986年高丽在辽后方起义，在此支持下赵匡义北伐契丹。在辽迫使宋军撤退前，战火已蔓延至十六州。宋朝名将杨业战败，被辽擒获后，以不食而亡的方式展现了他对宋的忠贞（#185）。其他将领在撤退时，将全部民众移至宋境。在该年末，辽军重获胜利，收复了忻州和深州，征召当地人充实了他们所剩无几的军队，并对他们进行常规的军事训练，同时将民众迁回辽。 (46)
989年以后，辽宋双方对和平的渴求带来了一段10年的休战期，但是双方的敌意并未消解，原先的战争模式转化为双方对西北定难军的争夺。982年夏州的李继捧将定难五州献给宋 (47) ，但是他的族弟李继迁反对归顺宋朝。985年李继迁在银州自立为定难军节度使，并归附辽，辽确立了他的地位并将一位公主许配给他。虽然李继迁并不是一个积极或是值得信赖的伙伴，但辽乐于将他栽培为宋朝的眼中钉肉中刺。整个90年代，两个堂兄弟为了眼前的利益先后效忠过宋与辽。
女真和高丽也企图从辽宋对峙中获益，但是受到了诸多制约。在10世纪90年代初，他们均寻求宋的军事援助来抵御辽帝国统治权力的扩张，但是赵匡义不愿破坏双方的和平局面。为此，他试图在994年正式确立双方的和平关系。因此，女真人被迫再次效忠于辽，高丽加强了与辽的关系，甚至从辽的后族中迎娶了一位新娘。宋和高丽的君主双双死于997年，高丽试图重新效忠于宋，但辽的使节支持了一位亲辽的新国王上台。
虽然早先双方的和平既没有被贯穿始终的局部越境劫掠所阻止，也没有被破坏（#206—207，209—210），但是现在耶律隆绪，仍像早期的南方君主一样，不时下令惩处那些越境劫掠者，归还人口、牲畜和战利品。南朝和北朝的君主都想将自己和自己的臣民限定在各自的疆界内。
辽宋双方通过代理人10年的暗中角力，于999年重又剑拔弩张。最终以1004年辽人来犯以及稍后缔结澶渊之盟而告终。辽宋交聘重新正常化，为两国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和平解决争端的途径（见图13）。 (48) 虽然在第1章已经提及誓书的内容，但是在此我们仍然应当关注一些通常较少被引用却能反映边界制度化的内容。沿边人户，“各守”疆界，不得互侵，而且双方皇帝也承诺归还逃人。这些安排意味着一条公认的边界线被优先确立下来；不同的是它不再是通过地方当局协商出来的。双方的誓约划定了这条边界，在这条线上指定了一个名为雄州的点，作为宋向辽交割岁币的地方。虽然在双方皇帝交换的誓书中没有关于榷场的条款，但是誓书强调了这个新划定的边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 (49) 将其规定为双方的官方榷场。 (50) 澶渊之盟的目的似乎就是要使这种情形固定下来，事实上誓书除用来限制和约束贸易与外交活动外，就是用来封锁边境的。
1005年的誓书标志着国家建构的进程到达了顶点，它将南朝提升到与辽在军事和政治上对等的地位上来。后周和以后宋的君主逐渐成为南朝合法权力的唯一来源，他们剥夺了境内官员的选择权，对于军事上的忠诚执行了一条严苛的标准。这个过程中，辽顺利地成为与整个南方统一体对立的他者，从而证明了宋对剩下十国的征服是正确的。由于个体的忠诚直接失去了它的政治意义，所以对于领土的关注涌现出来。誓书的一个条款反映出了两国间不得相互交侵的新型关系，该条款将领土视为决定忠诚归属的最基本因素，所以这彻底颠覆了不到半个世纪前的情形。
对于这个世纪大部分时间来说，个体占“自愿越境”的绝大多数，但在10世纪80年代的战争期间，宋朝有几拨平民完全自愿地归附于辽，他们没有明确的首领，所以不能被表述为逃亡者（见表2）。例如，983年宋边境70余村投奔辽（#176）。三个月后，千余户由宋归辽，他们似乎是被一位南京官员劝归辽的，这很可能是前面70余村归降计划的延续（#177）。另外两个事件分别是986年宋240人和989年宋进士17人挈家来归辽（#184，208）。这就意味着甚至在这一时期，一小部分边民对待辽比对待中原王朝的态度更为灵活、实用，然而我们应当注意所有这些例子都是在《辽史》中发现的。这些越境行为发生在中国历史上极少出现“农民起义”的时期。历史上这样的起义大都发生在地方。如果这些起义被迅速镇压，尤其是同时还发生许多其他事情，那么这些起义就可能不会被文献记载。但也可能，至少边民无须起义，就能够选择归附另一个政权。上文提到的10世纪40年代孙方简在定州的行为印证了这种可能性（#84）。
这些普通群体的自愿越境与955年以后个人自愿越境的绝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也有两个例外：一个是在战败被俘后选择投降的宋朝将领（#205）， (51) 另一个是为了逃避法律制裁的富有的逃亡者（#215）。与955年以前相比，个人被迫归附的比例也直线下降，总共只有两位将领在979年逃入辽（#171—172）。这说明社会地位和军事地位是选择越境的重要因素。然而，在10世纪初，选择越境更多的是社会地位较高的人，通常他们会带着自己的属民一起越境。但是在10世纪后半期，个人很少再会选择越境，这就导致了非自愿越境的数量剧增，已占到这一时期越境总数的4/5。假设地位越高选择的自由度越大，那么统治阶层的行为变化似乎反映了他们某些看法的变化。周宋政权的连续性以及宋代前两位君主前所未有的活力，都使得与政权稳定休戚相关的理想主义型的忠得以复兴，并且它将首先对官员和知识阶层产生影响。
但这种道德上的要求还没有加强皇权控制重要，特别是没有加强对武将的控制重要。宋朝的前两位皇帝成功地剥夺了武将的行政管辖权，以致节度使不再能够控制国家的精锐部队。因而，武将个人的行为不大可能影响他们的辖区和辖区内百姓的迁移。由于武将作用的减弱，导致他们无法再从越境入辽的选择中获益，所以他们不再这么做，因此除宋将郭荣外（#205），他们不再带走自己的军队。简而言之，虽然越境仍能带给这些武将丰厚的回报，但武将个人已经没有从前重要了。
在10世纪后期，因为将领越来越多地抛弃他的士兵或是做出与士兵们不同的选择（见表3），所以没有将领率领的军队越境入辽的例子也相应增多，这也证明了武将不再重要。与早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宋辽战争期间只有两位官员率军入辽（#194，205），而且当士兵只能依靠手中的武器时，他们宁愿冒着被俘的危险继续战斗，也不愿投降。从1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只有三个在没有将领统率的情况下军队被迫越境入辽的例子（#203，209，219），但同时士兵因被俘而非自愿越境的情况相当普遍。士兵无须将领鼓励，他们也会坚持抗敌，即使败局已定，将领劝其归降也是没有用的；实际上就像杜重威，据说他让军队投降就违背了他们的意愿。因此，我们可以做一点补充：联盟的消失和被迫越境的减少， (52) 在这一时期意味着宋朝军队的各个层级越来越倾向于与辽战斗到底。宋朝作战方式的变化涉及宋代军队的各个层面：上至宋朝皇帝亲自控制的禁军，下至众多较小的镇。这种作战方式的变化可能也促使人们宁愿冒着被俘的危险继续战斗，也不愿站在实用主义的立场上选择投降。 (53) 一些材料也暗示，在这一时期尽诛俘虏的暴行在不断增加，这更促使了军队要奋战到底。 (54)
决心与敌人战斗到底者由将领变为了士兵，这一明显的变化致使整个10世纪几乎没有出现军队在没有将领统率的情况下自愿越境入辽的例子。在整个10世纪中仅有一例，那就是刘守光的军队（#11），他们显然有逃入辽的充分理由。基于此，我们可以推测出普通士兵对越境入辽的态度比他们的将领更加坚定（见表3）。
除了上文提到的在没有将领率领的情况下自愿越境的特例，在这一时期大部分普通百姓的越境是非自愿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劫掠中还是在大规模战争中被俘，大部分普通百姓的越境是由被俘所致。与军队越境的情况相似，在10世纪早期普通百姓是在将领和官员的率领下越境的，而且通常是被命令越境，但在10世纪后期，人们的越境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受他人左右。这些人中大约有2/3来自10世纪80年代末，与此同时，辽朝的边官大规模地叛辽，他们将辖地献给宋以示效忠。俘虏作为辽武力收复失地的结果，虽然他们反映出宋朝野心的失败，但他们也使人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宋朝的各个阶层都有这样一种野心。《辽史》孜孜不倦地记录这些越境行为表明，辽对获取人口的重视。但许多普通百姓的越境并非由朝廷的直接行为所致，而是源于地方上的越境劫掠，这很可能比战争对百姓群体影响的时间更长。 (55) 史书中记载了两个向对方赎回被掠夺人口的例子，这种赎回方式是边疆生活的常态（#165，211） (56) ，澶渊之盟的誓书中对这类事情做了明确的限定，由此可见它的数量与规模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