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贞至死？947年辽征服以后的李澣
李澣是李回的曾孙，李回在唐武宗朝（840—846）为相，是李氏皇族的远亲。 (6) 因此，李澣获得了最好的教育，而且无须为官也可以任意游走于上流社会。《宋史》本传记载他幼时便能“慕王、杨、卢、骆为文章”，说明他的文学才能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他的骈文被当作公文的典范，而他本人也在各种史书记载中广受赞誉。 (7)
李澣最重要的特点是他的文学才能。当他在后唐秦王李从荣幕府效力时，他是一个前途光明的进士，但933年十二月初秦王政变，他受到了牵连。虽然李澣那时在河南为官，但还是与其他人一同被贬。对李澣来说值得庆幸的是随后李从厚即位，李澣很可能在934年一月前已被召回朝廷，负责撰写起居注。 (8) 如果没有权力的更迭，即便李澣有才，也很难说他还要在卑微的地方职任上待多久。李澣必然见证了李从珂（934）和石敬瑭（936）的即位，并且趁着石敬瑭即位后用人之际成为翰林学士。 (9) 数月后，也许是对李澣文学才能的认可，他虽身为八品“拾遗”，但仍被授予了五品官的绯袍和鱼符。 (10)
这也是在石敬瑭940年废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和枢密院学士后，李澣立即重获任用并有所升迁的原因。然而，令人奇怪的是，11世纪的文献注意到李澣“好饮而多酒过，高祖以为浮薄。天福五年（940）九月，诏废翰林学士” (11) 。其他文献也说李澣“轻薄，多酒失，上恶之，丙子（十月十七日），罢翰林学士” (12) 。虽然在文献中没有明确李澣与废翰林学士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已明显暗示了这层关系。 (13) 但很难说清这一记述与李澣升迁之间有怎样的因果关系。
李澣好酒是一个较为普通的癖好，这种癖好通常与非凡的创造力联系在一起，战国末楚国的屈原就是典型的例子，离李澣较近的典型例子就是唐代诗人李白和杜甫。可能发生于940年的一则故事说道：
澣登科，在和凝榜下。与座主和凝同为学士，会凝作相（940），澣为承旨，适当批诏。次日于玉堂旧阁（澣）辄开和相旧阁，悉取图书、器玩去，留诗于榻上云：
座主登庸归凤阁，门生批诏立鳌头。
玉堂旧阁多玩珍，可作西斋润笔不？
人皆笑其疏纵。 (14)
不过，李澣却因为他人的推荐而获益。943年辽与后晋之间爆发战争，像冯道 (15) 一样受人尊敬的高官们加倍努力复置枢密院，为的是卸掉他们无法胜任的额外负担。 (16) 他们在944年实现了愿望，桑维翰仍任枢密使，统领朝廷百官，两周后复置翰林学士。 (17) 李澣再次因他人的政治动议而获益，因为他是与桑维翰一起官复原职的许多“亲旧”之一，而且被升为五品官。这些人在之后的辽晋战争中制定着方针政策，后来又因都城沦陷而在947年向德光投降。
德光打算携所有后晋官员北归，但他死后，他的侄子兀欲需要巩固皇位，这使得带着这么一大批行进缓慢的随从继续北归变得不再现实。德光已选出了一批文采卓著的官员伴随左右。这些人中包括宰相冯道、李崧与和凝，但也有一些博学多才的年轻文人，如李澣。 (18) 张砺实际上从与他们一起为后唐效力开始就认识所有这些人，因而也一同随行，也许他还充当了临时通事。这些人被兀欲召至所馆饮酒，席间赵延寿被抓 (19) ，但当兀欲加速北归时，留下了三位宰相，仅带了一小部分人随行，其中就有李澣。 (20) 据《五代史补》言，李澣“（北主）以其才，特留之” (21) ，从归上京，授翰林学士。 (22)
虽然951年李澣再次通过易主行为获益，但他没有尽忠报主。是秋，兀欲支援北汉攻打后周失败，其间兀欲遇刺身亡，由其堂弟耶律璟即位，是为穆宗，他升李澣为四品官。 (23) 耶律璟迅速得到了怠惰和行为乖张的恶名，此时南朝正处在一位立志开疆拓土的君主统治下，这样的统治者自唐以降已不复见。李澣将自己对上一任北朝皇帝 () 的忠诚移交给下一任北朝皇帝，并且直到那时他似乎都十分乐意为辽的君主效力。然而，现在他甘愿冒险与后周联系，计划携辽南京节度使及其辖地转投后周，以此表忠。
很显然，我们可以看到七条有关李澣叛逃活动的记载，但是大多只讲述了部分情况。 (24) 事情基本是这样的：952年 (25) 李澣说服契丹节度使萧海贞（亦称眉古得）转投南朝，并且李澣通过定州孙方简秘密与后周联系此事。《旧五代史》本纪中简明扼要地说：“壬寅（七月十二日），前翰林学士李澣自契丹中上表，陈奏机事，且言伪幽州节度使萧海贞欲谋向化，帝甚嘉之。” (26)
除此事外，萧海贞并不为人所知，至于他为何这么做，史书中也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册府元龟》说他“慕”中原（也许渴望去那里） (27) ，但这确实不足以使身居高位的契丹贵族想要易主；即使倾慕中华的东丹王耶律倍也只是到了生死攸关之际才逃离辽的。 (28) 最有可能的是政治原因。萧海贞的姐姐嫁于辽帝兀欲。在耶律璟刺杀兀欲后，萧海贞作为后族直系成员之一，非常担心自己在辽的安全。诚然，新皇帝虽派其到幽州南京任职，但对于萧海贞而言福祸难测。
无论萧海贞的动机是什么，李澣的作用就是让萧确信会获得后周的救援，甚至支持。然而，两人似乎谁也未付诸行动。直至定州的间谍田重霸到来，他将李澣的一封信交予节度使孙方简。孙方简通知后周的郭威，此后田重霸直接将李澣的信件交予后周。至此，萧海贞显然想让郭威出兵，为此他向后周提供了一份被辽扣留的使节名单以示诚意。但是李澣报告郭威，实际上在他送出信件时萧海贞仍犹豫不决，这显然是因为萧海贞没有得到后周的回应。李澣向萧的属下展示了一道郭威所下诏书，以此说服了萧继续与田重霸联系。 (29)
李澣的信件表明他在劝说萧海贞易主上下了很大功夫，当然这么做都是为了后周的利益。田重霸也给李澣带来了一封信，信中表明了家兄李涛在后周的“家问”，李澣回信催促李涛要快速行动才能为南朝争取到最好的结果：
今皇（耶律璟）骄騃，惟好击鞠，耽于内宠，固无四方之志。观其事势不同以前， (30) 亲密贵臣尚怀异志；即微弱可知……乘其乱弱之时，计亦易和。若办得来讨，唯速；若且和，亦唯速。将来必不能力助河东也。 (31)
《宋史》在记述此事时强调的是李澣在此事上的主动性，因此在他附给南朝的信中说：“澣乘间讽海贞以南归之计，海贞纳之。周广顺二年（952），澣因定州孙方谏（简）密表言契丹衰微之势……” (32) 《册府元龟》的记述则暗示田重霸的到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宋史》给人这样一种印象：李澣已为易主做好准备，正将后周拉入计划。而且《宋史》补充说李澣被要求继续为后周提供情报。因而，《宋史》所传达出来的李澣忠于后周的信息得到了强化。
然而，我们应当考虑到李澣很可能并不愿继续为后周效忠。以上的证据透露出，李澣的主要目的是想让萧海贞在割据一方的边疆藩镇中享有与定州孙方简同样的地位，因为与李澣首先接触的孙方简，先是成功地将他的忠诚及其藩镇在946年献给了辽，然后又于948年献给了后汉。幽州的地理位置优于定州，更易于在两个政权间各持两端（见图10），并且幽州从8世纪中叶开始就已从南朝政权中独立出来。随着郭威领导的后周蒸蒸日上而耶律璟统治下的辽停滞不前，萧海贞为表忠心欲携其所辖的整个辽南京地区转投后周。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李澣与后周的关系则纯属偶然，并非原先就计划好的。正如我们所见，直到10世纪中叶，要求与邻国建立宗藩关系仍是寻求藩镇割据的那些人惯用的伎俩。建立这种关系的标准方式就是邀请宗主国进攻现在的君主。萧海贞不仅要求郭威保护其安全抵达后周，而且要求他进攻辽。既然从抵辽伊始，李澣看到的只是事业上的按部就班而不是平步青云，那么现在他已经发现成为割据一方的边疆节度使的左膀右臂获得的好处，是朝廷里的中级文官无法获得的。 (33)
不管李澣出于什么目的，他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劳的，因为“壬寅（七月十二日），重霸至大梁，会中国多事，不果从” (34) 。虽然《辽史》本纪将后周侵袭北汉系于同一日 (35) ，但实际上，后周早已开始应付来自慕容彦超的挑战。 (36) 如果萧海贞按其所说带着南京来投奔郭威，他应该很高兴，但是此时郭威根本无法两线作战。 (37)
但是至此，时机已过。《辽史》虽然没有提及间谍或是与后周联络的事情，却记载了七月二日，李澣、萧海贞等“谋南奔”一事被发觉，此事也许发生在郭威拒绝萧海贞寻求帮助的10天之前，可能在田重霸离开后不久。 (38) 没有任何一点迹象表明此事超出这几个人的范围，这说明《辽史》要将这件事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对张砺和赵延寿所做的那样。要不然就是，辽朝也许从未知晓他们的完整计划。
不管怎样，李澣对待逃离辽是认真的，但是他知道这并不容易。他在上京，但为了接近边界且不被怀疑，所以“（他）托求医南京，易服夜出，欲遁归汴（州）” (39) 。
李澣离后周还有150公里的时候，在半道上的涿州就被边境徼巡者所获，送回南京。（有人不禁要问，田重霸至少三次越境入辽并且很有可能到了上京，那么他是如何躲过徼巡者的？）李澣被贬为下吏 () ，不过“（澣）伺狱吏熟寝，以衣带自经；不死，防之愈严。械赴上京，自投潢河中流，为铁索牵掣，又不死”②。
李澣的离去和归来与韩延徽和张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促使李澣试图自杀的直接原因是他逃跑失败，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的反应会如此激烈。虽然我们很容易想到，他可能是无法承受为异族契丹效力带来的煎熬 (40) ，但很明显直至李澣因谋南奔被抓前，他都没有为辽朝的皇帝效劳而担忧过，这意味着李澣的逃跑和自杀行为是他为了逃避耶律璟的惩罚，并非表示他仍效忠于南朝。
辽穆宗没有处死李澣，那是因为他的一位同僚高勋救了他。高勋与李澣 (41) 同时入辽，那时高勋正任枢密使。 (42) 高勋屡言于穆宗：“（澣）本非负恩，以母年八十，急于省觐致罪。且澣富于文学，方今少有伦比，若留掌词命，可以增光国体。” (43) 这与先前解释南人为何离开辽的原因是一样的，高勋以李澣孝顺老母为由替其开脱，以此反驳李澣被视为忘恩负义、无异于不忠的行为。
虽然这只是一个常见的借口，但高勋也确实有充分的理由，那就是李澣非凡的才华。但是从韩延徽，甚至从张砺那时开始，也就是从15年前开始，时局悄然已变。虽然君主曾经迫切需要所有他们能找到的（即便资质平庸的）文人为其效力，但是现在这只能被简单地理解为耶律璟对李澣的欣赏。处死李澣只是一个小损失，对于辽朝政治机构的发展来说无关大碍。因此，高勋呼吁的是穆宗的宽宏大量而非政治上的需要。
李澣逃脱了死罪，仅被杖打。在面对耶律璟时，他不再试图自杀。他的同谋就没那么幸运了。萧海贞和四名契丹臣僚在几周后被处死。与南朝一样，那些身处权力核心内部的人被认为比身处外部的人更危险。与947年的赵延寿一样，李澣未被处死是因为他的死活已无足轻重。
与其他文献相比，《辽史》强调的是李澣不愿为辽效力，只有《宋史》提到的是他真心想逃跑。这个故事反映出的耶律璟，与元代史官对他无情的记述是一致的。元代史官详述了他的荒淫无度，甚至认为在其统治时期“变起肘腋，宜哉” (44) ！高勋的介入可能表达的是良臣能够给暴君一个好的影响，但是从这个记述中很难看出，是否有意要突出高勋与其主人之间汉人与非汉人的区别。
虽然李澣在穆宗的暴戾恣睢中幸存下来，但他被禁锢在群山环绕的奉国寺内，遭受“艰苦万状” (45) 。六年后，高勋再次施以援手，向穆宗推荐他道：非李澣无可秉笔 (46) 为太宗德光书写功德碑者。因此李澣被释放，任宣政殿学士，官至三品。不久，他于962年去世。
李澣草就的功德碑很可能是他作过的最重要的文章：据《辽史》记载，直至穆宗对该文章表示认可，他才获释。因此，他虽然需要一个举荐者以便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但似乎最终还是李澣自己的才能为他赢得了自由。虽然在《辽史》中只提及了李澣的文学才能，但《论》中强调学习对于这一区域内所有政权的重要性。元代的汉人史官反映了文以教化蛮夷思想的复兴，这正是10世纪初大为缺失的，甚至是完全没有的。然而，对于高勋而言，向穆宗推荐李澣的文才更可能是给老同僚重新证明自己的一次机会，而不是教化契丹主子的一种方式。
李澣死后不久，家兄李涛强调了李澣为南朝尽忠的决心。李涛将李澣的文章收入《丁年集》，该文集的命名与汉朝官员苏武（前143—前60）有关。苏武时值壮年（丁年）首次受命，出使匈奴，被扣留19年而未降，因此苏武被塑造为一个虽身陷胡虏仍为南朝尽忠的典范。李涛编纂的这部文集不仅为李氏家族光耀门楣，还展示了李澣在为北朝效力和著文的同时，仍念念不忘要为后周皇帝效力。
虽然李涛的努力既维护了家族荣耀，又表现了自己以弟弟为荣。但李澣积极与南朝建立联系，仍与早期辽南人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便李澣积极与南朝联系，但他还是接受了高勋提供给他的官复原职的机会，重新为辽效力。他既接受了重新在辽朝为官的机会，同时又公开表达了继续为南朝效忠的决心。不管李澣的哥哥希望表达的是什么，李澣自己最终拒绝了非黑即白的道德标准，而是选择了一条灰色的现实之路。他这么做，也预示了南宋忠义之士的选择，他们大多数没有选择以身殉国，而是或早或晚地放弃归隐后为元效力。 (47)
虽然我们最终只能猜测李澣为辽效力的感受，但是我们可以对比同一时期他与韩延徽的行为。 (48) 作为辽的重臣，韩延徽必定在10世纪40年代协助辽运筹过伐晋一事，而且我们确实没有发现任何韩延徽反对推翻南朝的劝言，他忘记了要保护南朝免受辽侵袭的承诺。如果李澣唆使萧海贞是因为他真的心系南朝，那么他与韩延徽的想法则大相径庭。但如果李澣这么做纯粹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希望自己能在自治的幽州政权内平步青云，那么他与韩延徽则没有什么不同。也许两人最大的区别在于，韩延徽从未做过任何让人质疑他忠于辽的事情 (49) ，然而，李澣背叛北朝，却没有为后周殉国，他对南朝略显表面的忠诚，可能只彪炳在文献对此的一再强调中。实际上，他的行为依然是模棱两可的。
李澣的经历在个人层面上反映了10世纪上半叶政治发展带来的环境变化。辽政权已不再缺少汉臣。辽为了建立管理机构招募了最早一批的抵辽者，而这项工作已于947年基本完成，因而一个毫无建树、不得人心的皇帝能够成功在位18年而没有亡国。这与耶律璟的暴戾性格一同预示着逃跑者必不再被宽恕。同时在南朝，辽征服带来的创伤促进了中央权力的恢复，令南北阵线愈加分明，这也要求人们更加明确地选择自己的立场。王继忠就是这一新形势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