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与忠：文化或政治？
虽然张砺和赵延寿在他们职业生涯初期曾多次易主，但936年之后他们再也没有这么做。虽然张砺的确尝试过，赵延寿也曾试着成为君主，但直至辽太宗耶律德光去世，两人一直衷心为之效力。虽然他们都觉得应当获得更大的认可，但他们没有一个表现出对效忠于谁的选择和行为而后悔，没有一个表现出返回南朝的强烈渴望。
一首罕见的出自辽南人赵延寿之手的诗，为我们了解他的感受提供了一些线索。
黄沙风卷半空抛，云重阴山雪满郊。
探水人回移帐就，射雕箭落着弓抄。
鸟逢霜果饥还啄，马渡冰河渴自跑。
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 (100)
这首诗确有唐代边塞诗典型的朦胧特征，表达了某种忧郁，当然更主要的是表达了对平静的渴望。 (101) 如果这表达的是赵延寿的真实感受，那么他似乎对自己现在平静的生活很满足，并不感到沮丧和不安。
虽然赵延寿和张砺也许觉得他们的行为没有什么问题，但这一观点并不被他们同时代的人认可。 (102) 然而韩延徽和张砺为南朝效力时，他们并未因几易其主而得到包括文献记载在内的任何负面评价，但是936年赵和张做出的选择则导致他们遭到批判，不管是实实在在的批判还是含蓄的指责，均来自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和史家。
两个人都遇到的问题是936年政治形势的剧变（虽然并非不可避免）。虽然后唐将梁与太原的晋政权纳入一个皇帝的统治下，并开始限制节度使的权力，但割据地方的藩将们仍是朝廷一个严重威胁。 (103) 在极端的情况下，节度使甚至可以夺取整个帝国，例如李嗣源在926年所做的，当然还有936年的石敬瑭。辽晋联盟使得石敬瑭可以进一步削夺他辖域内节度使的自治权。虽然相较于南朝，德光的政权更为稳固，但这也为德光提供了一个用以喘息、巩固政权的机会。直至943年辽晋交恶，辽所面对的不再是一个像936年那样一触即溃的节度使联盟，而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充满凝聚力的国家，这个国家支撑了一场全面而持久的战争。
战争明确了选择，因为邻国和联盟变为了敌人，并且这种改变也带来了对忠的评价的变化。赵延寿和张砺在战争中越境入辽，他们的选择，或者至少是赵延寿父子的选择，决定了石敬瑭挑战南朝皇权的成功和德光的介入。假如赵延寿和张砺后来没有深陷与南朝的战争，这是可以被接受的。
我们可以看到同时代的人对他们行为的不满，从沈赟在祁州对赵氏父子激烈并且戏剧化的斥责中可以看到这一点。对这一斥责的记述在我们现存最早的文献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在这一时期能够表达出这种忠的观点极为罕见，所以能出现这种声音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持与沈赟类似看法的人极少，但是按照记载，赵延寿和张砺在战争中及之后的所作所为，说明了在该时期的文本创作中，已开始出现这样的观念：即赵延寿和张砺很可能在战争中“站在了错误的一边”。然而，韩延徽和其他人在辽初创时就已入辽，在战争期间继续为辽效力并未受到谴责，但是赵和张就要对在战中为辽效力承担责任。
当韩延徽选择为辽效力而非为幽州效力时，他的行为并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重要政治影响，因为他那时年轻，虽然有野心，但只是个小人物，而且阿保机的政权才具雏形。虽然从长远来看，韩延徽 (104) 对辽立国贡献较大，但就短期而言，韩仍是自己行为的主要受益者。韩延徽的越境与张砺早期选择由梁转向为太原效力相似，那时张砺也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但相反，赵延寿和张砺在936年做出的选择，以及由此在10世纪40年代产生的结果，在政治上都不可能是中立的。因为他们的选择是将一段已有的稳定的忠诚关系改换成另一段忠诚关系，而不是简单地建立一套无须打破先前稳定关系的新的合作关系。
那么，赵延寿与张砺的差异之一就是身份：地位越高，决定的影响力就越大，所以如果决定被认为是错的，那么相应承担的过失也就越大。但是两个主要政权的政治形势已被固定下来，双方先是盟友，后是敌人，这也在两者之间画出了一条更为清晰的界线。双方让忠诚的改变立即变得更加明显、更加重要。这普遍提高了改变忠诚的风险。政治仍是导致这种态度转变的决定因素。不过，当可以评价某人“应当”做这个选择而不应当做那个选择时，道德色彩不可避免地开始悄悄介入其中。我们在沈赟斥责赵氏父子时再次看到了这一点。
赵延寿和张砺积极为南朝的敌人效力引发了新一轮对道德的关注，这可以在《通鉴》中李恕给赵延寿之子赵匡赞的一些建议中看到。这位建言者李恕是赵延寿的旧臣，他建议赵匡赞离开辽加入后汉新政权，但是赵匡赞担心因为父亲的行为而被后汉拒绝。李恕说：“燕王入朝，岂所愿哉！” (105) 李恕意识到赵延寿的选择是有问题的，但是这也暗示了如果赵延寿是被迫这么做的话，那么他的选择也是可以原谅的。虽然这话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但似乎刘知远还是接受了李恕为赵延寿开脱的这个理由。当然，刘知远的决定也受到这样一个可能性的影响：如果他不接受赵匡赞的效忠，那么他将会在与后蜀争夺臣僚的竞争中失去赵匡赞。这个世纪的前30年时间里，两者一直为此你争我夺。
但重要的是直至10世纪中叶，易主行为都没有被夸大为道德问题。因为刘知远接受赵匡赞的效力表明，无论何时只要政治形势提供选择的可能，主人对臣僚的选择仍是一个平常的并且完全可以被接受的行为，因此947年辽离开后，这种情况再次出现。也只有在战争的特殊情况下，在两个已建立的国家间改变立场，并且改变立场的那些人所作的决定具有重要的 (106) 政治意义，这才可能引起官僚阶层中少数人的关注。随着后周的建立以及辽决定支持北汉在太原抵抗后周，这种情况直至951年才可能出现。在辽晋战争期间，所有我们看到的对易主行为的忧虑仅局限于那些想法与众不同的人的范围内。
也许更让人意外的是，11世纪的文献几乎不关心赵延寿和张砺越境为辽效力的对与错。正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对他们行为的最直接评判来自欧阳修。他关注的恰恰是越境的问题，并且删去了那些展示张砺早期个人忠诚和赵延寿阻止屠杀晋军的记载，而增加了对他们摧毁南朝的错误行为的指控，同时用冠服的故事来强调他们二人的虚荣做作。然而奇怪的是，欧阳修既没有指责赵延寿挑起伐晋的战争，也没有宣称他是为了皇位的承诺才打的仗（即使后一件事已出现在《旧五代史》中）；而且，在《新五代史》中兀欲的即位只是展现了赵延寿缺乏城府，并没有表现出赵延寿积极谋求皇位的一面。这其中的教训也许是：“当你胡乱插手自己没把握的事情的时候，后果便是如此。”但即便如此，似乎对于欧阳修而言，这只是一个判断失误的问题，并非是一个不道德的问题。
司马光在他的书中对张砺的评价是正面的，强调他不惜以死来捍卫至高无上的原则，但是对赵延寿则有大量的指责。《通鉴》详述了赵延寿无力抵抗后唐掌权者，首次提到了他对伐晋的热情，网罗了德光死后对赵延寿争夺皇位的争论。但是《通鉴》也保留了赵延寿挽救晋军的记载，并且以后晋定期向其馈赠礼物来突出他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司马光记述的几件事情展示出赵延寿是一个以恰当的方式向主人进谏的良臣。
所以这幅图景是复杂的。虽然赵延寿越境入辽受到批评，但此事遭到反对与辽朝君主的品行无关，因为德光能认识到赵的良臣之才，说明他也是值得良臣为之效力的明君。这里不是在评判德光的道德，而是在评判赵选择为南朝的政敌效力，此事是否正当？赵延寿使对北朝与南朝政权的界定 (107) 更加泾渭分明，但是对于司马光而言，南北双方的这些差异是长期存在的，也是最重要的。如果他当时所关注的这些差异阻碍了他对一个多世纪前的事物的认识，对此我们不应当感到惊讶。然而，贤明可敬的德光已经故去，但对司马光而言，德光毕竟是敌人，这也是赵延寿不应当为德光效力的原因。
但是这样的评判依然不涉及文化内容而且完全不涉及“族性”因素。无论是赵延寿还是张砺，他们对于征伐那些与自己有同样文化倾向的人毫不感到愧疚，其他人也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大唐帝国领地内的藩将们数十年间相互攻伐，涉及的只是政治利益、军事实力和经济资源，无关其他。文化属性，更别提我们所说的族性了，没有一个是他们考虑的因素。即使当张砺建议不要“北人”治理南朝时，他担心也只是特殊的契丹贵族小集团的统治，或者至少担心的是北人的文化身份会让被征服者抵制他们的政治权威。
但如果文化认同不是做决定的一个因素，那么文化差异则是，并且它会成为一个影响个体生存环境的因素。张砺试图离开辽给出的理由显然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而赵延寿明显无法理解辽朝继承之争的实质则是另一个例子。他是辽南面官系统中最高级别的官员，但他从未经历过辽的皇位继承。按照唐朝的模式，他既没有料到契丹贵族遵循的是完全不同的规则；也没有料到，像他这样地位的人，会被完全排除在皇位继承整件事之外。
在《契丹国志》，更多的是在《辽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关注点相当不同。虽然《契丹国志》几乎照搬《通鉴》的记述，但《契丹国志》暗示了是契丹的劫掠致使张砺提出以南人治理南人的建议，而没有简单地将张的建议放在对契丹掠夺后晋都城的记述之前。这意味着到了13世纪中期，南宋与蒙古交战，文化边界意识增强。对于《辽史》而言，文化认同也是一个问题，这表现在《辽史》删节了张砺“臣本汉人”的表述上。但是删除这一表述的原因是政治而非道德。汉人必须被塑造为一个热心为“非汉人”的君主效力的仆从，在这方面赵延寿被描绘得有过之而无不及。 (108) 与其他文献相比，他被《辽史》塑造成了一位良将，元代的《赞》说他“功勋卓著”。《辽史》删去了所有赵延寿在德光死后不愉快的事情，但在对赵延寿早期要求立储的评论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出了一种尴尬：“若延寿之勋虽著，至于觊觎储位，谬矣。” (109)
对于张砺，但更多的是对于赵延寿而言，实际上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对他们易主行为的评价就已发生了变化。我们所掌握的文献反映了这些在叙述上的变化：最早期的文献开始将道德问题考虑进越境行为中，但至少直到13世纪才将文化认同考虑进去。然而在10世纪后半期，对越境的看法开始转变，已较为接近后来史家的态度，正如我们将要在李澣与王继忠的故事中所看到的那样。 (110)
()* *译者按，［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05页。
(1) 唯一例外的是《新五代史》记载了赵延寿向逃奔于唐的东丹王兀欲借书一事（《新五代史》73：901）。赵延寿身居高位，亲历诸多重大事件，因而所有文献对其的记载都很充分，唯欧阳修不愿为其作传。参见《旧五代史》38：527，39：538、542，40：549，41：569，42：575、577，43：596，44：606—607，45：616，46：635，47：644、653，48：657、665—667，49：678—679，66：877，75：985，76：992，77：1018，80：1058，82：1084—1085、1088，83：1099、1102，84：1117—1118，85：1123、1127，88：1144，89：1170、1172，94：1242，95：1267，96：1277，97：1286，98：1308—1310、1311—1313（《传》）、1315，99：1329，100：1331—1332、1334，107：1405，108：1420—1421、1430，109：1441，124：1636，126：1660，127：1668，129：1704，137：1833—1835；《新五代史》6：63、65，7：73，8：78—79，9：93，15：160、164，27：290、292，30：331，33：361—362，47：532，49：557，51：577—578，52：595，57：654，72：893—899，73：901—902；《通鉴》275：8986、8992，277：9058—9059，278：9078—9080、9087—9089，279：9119—9120、9128、9133，280：9151、9153、9155、9159—9161，281：9185、9188、9190，283：9243、9253、9256、9260、9263，284：9267、（9268）、（9272）、9280、9282—9284、9288、9290，285：9306、9311、9318—9319，286：9330—9334、9339、9346、9352、9356—9357，287：9358、9368—9369、9382—9383，288：9388；《契丹国志》2：18、20、22—24、26，3：28—29、32、35—37，4：42，16：163—165（《传》）；《辽史》3：38—40，4：47、53—59，5：64，47：774—775、781，48：804，76：1246、1247—1248（《传》）、1249、1253，86：1322；《册府元龟》980：28（《旧五代史》77：1018）；997：4（《新五代史》73：901）；998：12（《旧五代史》84：1118）；《辽大臣年表》3、4；《辽方镇年表》14a；《辽诗纪事》4：9a；《辽史纪事本末》12：283—290；《辽代文学考》A：6a；《全辽文》69；《全五代诗》9：202—203（《全五代诗附补遗》9：154—155）；《太平广记》200：1508。
(2) 该地被称为常山（《旧五代史》98：1311；《新五代史》72：893）或恒山（《辽史》76：1247）。《契丹国志》16：163将赵延寿的籍贯定于相州，因该地为其养父的籍贯，也同样是张砺的籍贯。
(3) 《通鉴》265：8658—8659。《旧五代史》与《辽史》赵延寿传均将此事系于开平初（907—911），但这与刘守文面临朱温袭击而攻打蓚县的记载不符（《旧五代史》55：741）。
(4) 《旧五代史》98：1311；《新五代史》72：893；《辽史》76：1247。
(5) 124
(6) 《旧五代史》32：445，43：592，98：1308—1309；《通鉴》273：8930，278：9076。更多有关赵德钧及其对幽州的治理，参见史怀梅《10世纪中国北部边疆的重构》与《谁欲为帝？——赵德钧、幽州与辽》（“Who wants to be an emperor？”）。
(7) 《五代会要》2：22。
(8) 这是一次标准的升迁，但这未能反映出五代枢密使的不受节制以及潜在的巨大权力；参见王赓武《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沃西《以外交求生存：吴越的对内对外关系，907—978》，212及以后。
(9) 《旧五代史》44：609—610；《通鉴》278：9091及其以后。
(10) 125
(11) 史怀梅，《10世纪中国北部边疆的重构》；刘一，《飞禽与权力的攫取：9—10世纪河西走廊的鸟类生灵所反映的政治地理学》。
(12) 《通鉴》279：9119—9120。参较王赓武《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附录《五代史上河东道与河北道的联盟》，208—215。
(13) 拙作《游牧者的需求：劫掠、入侵与947年辽的征服行动》与《谁欲为帝？——赵德钧、幽州与辽》展示了五代历史中的这一关键时刻的不同侧面。
(14) 126
(15) 《旧五代史》48：666，98：1309，106：1396；《通鉴》280：9152—9155。对于这些以及后来的事件还有另一种解读，参见史怀梅《谁欲为帝？——赵德钧、幽州与辽》。
(16) 127
(17) 参见史怀梅《剑桥中国五代宋史：五代》。
(18) 《通鉴》280：9156。
(19) 128
(20) 陈明銶说《通鉴》的编纂者讨厌不忠（《〈资治通鉴〉的史学》，17—18），但我们必须要考虑在这种语境下怎样才算不忠。
(21) 《旧五代史》75：981，89：1162；王赓武，《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157—158、176。
(22) 他称赞了晋安守将张敬达的忠，却尽杀赵德钧所置的银鞍契丹直；《通鉴》280：9157—9158、9160；《契丹国志》2：17，16：163；《辽史》3：39。《契丹国志》与《辽史》保留对张敬达的赞誉，但也没有批判谋杀他的人；《辽史》没有提及杀契丹直一事。
(23) 《洛中纪异录》，转引自《辽史纪事本末》12：286—287，记载了另一个结局：赵延寿驳斥了石敬瑭反对其秉政的说辞，导致德光烧毁石敬瑭的致书，任命赵延寿在辽的统辖下镇幽州。虽然随后赵延寿得到任命，但已时过境迁。
(24) 《通鉴》280：9157—9160。高行周可能真想施以援手，因为赵德钧曾经将其推荐给李嗣源（《旧五代史》123：1612）。
(25) 不同文献对于赵延寿越境的记载不尽相同，分为自愿、被迫以及非自愿三种情况，参见《附录》#55、56及其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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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辽史》3：40反而注意到德光在北归前检阅降将赵德钧父子及其兵马一事。
(27) 似乎他在见述律后不久便郁郁而死，此次会面赵延寿也在；《旧五代史》98：1310；《新五代史》72：894；《通鉴》280：9160—9161；《契丹国志》2：18，16：163。赵德钧墓已被掘，参见苏天钧《后唐北平王》。
(28) 《辽史》76：1247说他“总山南事”。
(29) 《新五代史》72：897；《契丹国志》16：162；《辽史》76：1252。
(30) 《奉天通志》221：7b（4702b），因袭自《盛京通志》90：7b。
(31) 130
(32) 《旧五代史》98：1316。
(33) 《通鉴》与《辽史》作“彦英”，《契丹国志》的作者将“唐英”更正为“彦英”。
(34) 参见胡三省注《通鉴》281：9170、塞诺《中世纪内亚的译语人》（“Interpreters in medieval Inner Asia”）。
(35) 此处有细微的改动，有些细节被忽略了。《通鉴》281：9170；《契丹国志》2：20，16：162。
(36) 《新五代史》72：898。
(37) 《辽史》76：1252。
(38) 奇怪的是，《辽史》将“衣服”替换为“居处”，这也许反映了蒙古人对古代这种区分华夷的标志很敏感，例如在管仲的故事中就有所体现（《论语》14：16—17）。
(39) 131
(40) 参见牟复礼《元代儒家的隐逸》；参较罗依果（De Rachewiltz）《蒙古早期的北中国人》（“Personnel and personalities”）。
(41) 牟复礼，《元代儒家的隐逸》；参较蓝德彰（Langlois）《中国的文化主义和根据元代所做的类推：17世纪的概观》（Chinese culturalism and the Yüan analogy）与石康（Swope）《四海之内并非皆兄弟：1592年宁夏兵变的民族认同和王朝忠诚》（“All men are not brothers”）。
(42) 《旧五代史》98：1312，137：1835。
(43) 132
(44) 参见史怀梅《剑桥中国五代宋史：五代》。
(45) 《通鉴》281：9188；《契丹国志》2：21。
(46) 《旧五代史》77：1018；《辽史》76：1247。
(47) 赵的第二个职位是宰执，在926年以前被称为政事令，之后称为中书令，该名称一直延续至赵延寿被任命该职时（《辽史》47：774—775，也见《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485）。有关该职位的研究，参见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143及以后。
(48) 《辽史》与《契丹国志》将张砺在938年与946年两次放在同一职位上，这给人留下该职位无须有什么能力的印象。因为两书均没有传达出张砺缺乏能力这样一个总体印象，所以有可能是叶隆礼记载有误，《辽史》因袭其误。
(49) 《通鉴》283：9242—9243；《辽史》4：52；相关记述，参见史怀梅《剑桥中国五代宋史：五代》与《游牧者的需求：劫掠、入侵与947年辽的征服行动》。
(50) 《旧五代史》88：1144；参较《新五代史》29：322。《旧五代史》本纪的记载给人的印象是，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一个藩镇挑战石重贵以及辽的入侵。《旧五代史》81：1068—1082、1085。
(51) 133
(52) 《通鉴》283：9253。
(53) 《通鉴》283：9243。
(54) 与赵延寿议伐晋，见《辽史》4：52—53，该段记载源于《旧五代史·景延广传》，《辽史》承袭了《通鉴》的记载。即使我们接受了《通鉴》记载此次使节会晤的时间，但《辽史》仍坚称辽受到了挑衅。
(55) 对此的一些影响，参见史怀梅《游牧者的需求：劫掠、入侵与947年辽的征服行动》。
(56) 《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516及其以后，尤其是522—523；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
(57) 134
(58) 《辽史》76：1248。另有文献称被俘的晋将为蔡行遇（《附录》#74）。
(59) 与之相似的变化出现在《辽史》本纪的946年，这意味着赵延寿在定州击败了张彦泽，而其他文献则记载契丹战败，没有提及赵延寿；《辽史》4：57，参较《旧五代史》84：1117；《通鉴》285：9310；《契丹国志》3：30。
(60) 《通鉴》284：9282。
(61) ③《旧五代史》95：1267。
(62) 《新五代史》33：362—363。欧阳修称其为沈斌。有关“死事”章节，参见戴仁柱在欧阳修《新五代史》（英译本）中的评论。
(63) 《通鉴》284：9284；随后是在《契丹国志》3：28中的记述。
(64) 沈赟曾是李继岌伐蜀大军中的得力干将，在军中他一定认识张砺（《旧五代史》33：457，95：1266；《新五代史》33：362）。有人推测这里是将沈、赵二人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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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辽史》4：55；也见《旧五代史》83：1101。
(66) 特别是参见《旧五代史》84：1118；《新五代史》72：896，52：595；《通鉴》285：9306；《辽史》76：1248。
(67) 《辽史》76：1248。“宁”字有歧义。
(68) 《旧五代史》98：1311；《通鉴》283：9256。
(69) 《通鉴》285：9318。
(70) 《旧五代史》85：1126，137：1835；《通鉴》286：9327—9330；《辽史》4：58—59。但笔者在《游牧者的需求：劫掠、入侵与947年辽的征服行动》一文中认为德光在此问题上别无他选，就像他不得不选石敬瑭一样，他希望授权他人管理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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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旧五代史》98：1312；《新五代史》72：897；《通鉴》286：9339；《契丹国志》3：36；《辽史》76：1248。
(73) 《新五代史》72：898。《辽史纪事本末》5：116在《考异》中删节了《新五代史》的这段记载，增加了辽代蕃人的朝服之制；《辽史纪事本末》12：289《考异》引用了《宏简录》以及《东都事略》的记载。
(74) 《通鉴》285：9319—9320。该段充实了《旧五代史》本传的记述，98：1314：“此胡用法如此，岂能久处京师？”注意在这段记述中，看重的是这些人做了什么，而不是看重他们的文化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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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通鉴》285：9322。
(77) 《通鉴》285：9318—9319；也见《旧五代史·杜重威传》109：1435。
(78) 《通鉴》286：9331—9332；参较《旧五代史》98：1312。
(79) 相反，《通鉴》胡三省注质疑其可信度，言赵延寿志在帝中国，赵所言旨在觇德光之意。
(80) 《新五代史》72：899。
(81) 138
(82) 《旧五代史》98：1313，99：1329，100：1331；《新五代史》73：901—902；《通鉴》286：9356—9358；《契丹国志》4：42—43，16：165；《辽史》76：1253。
(83) 《新五代史》73：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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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通鉴》286：9356；也见《契丹国志》4：42。
(86) 936年，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赵德钧身上；参见史怀梅《谁欲为帝？——赵德钧、幽州与辽》。
(87) 《通鉴》286：9357。
(88) 140
(89) 对于刘知远而言，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孙方谏传》见《旧五代史》125：1649—1651；《新五代史》49：560。
(90) 定难军的李氏便是一个例外，他后来建立了党项人的国家西夏；参见邓如萍《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西夏》，154—180。北汉则是另一个例外，虽然它的独立对辽的依赖较重。
(91) 《通鉴》287：9358。《契丹国志》4：42通常补充了《通鉴》遗漏的记述。
(92) 《新五代史》73：902。
(93) 141
(94) 《辽史》76：1248。
(95) 这与后来掌握实际权力的人，特别是与韩德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辽史》82：1289。
(96) 《旧五代史》98：1315—1316。
(97) 《通鉴》287：9365；也见《契丹国志》16：162。据其《辽史》本传（76：1245），解里力图阻止张彦泽杀掠汴州。
(98) 《通鉴》287：9365；《契丹国志》16：162。
(99)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萧翰后来反抗兀欲，于949年一月被处死；《辽史》5：65。
142
(100) 《太平广记》200：1508；《全五代诗附补遗》9：155；《全辽文》4：69以“重”代“动”。《全五代诗附补遗》称此诗为《塞上》；陈述，《全辽文》称其为《失题》，但言该诗“咏契丹景色也”。在《太平御览》中无题。
(101) 参见詹玛丽《岑参》、胡若诗（Hu⁃sterk）《好恶之间：唐代诗人的“夷狄”观》（“Entre fascination et repulsion”），参较林可（Linck）《中国边塞诗中的边界观》（“Visions of the border”）。
(102) 143
(103) 参见王赓武《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134—143。
(104) 144
(105) 《通鉴》287：9382。
(106)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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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147
(109) 《辽史》76：1253。
(110) 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