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跨越边界与边界的移动——第一批辽南人

这种相互联系的架构很脆弱，需要时时调整与重构来保持它的平衡。

——西蒙·麦克莱恩（Simon Maclean），《亲属与政治》（Kinship and politics）

11世纪的欧阳修和司马光对晚唐至五代初年的记述与评论，与该时期剧烈动荡的历史事实是基本相符的。1005年的澶渊之盟明确界定了宋辽边界，两国均接受了相互平等的关系，至此开启了双方120年的和平外交。边界被精确地标注在地图上，并期望以此来左右忠的归属。对于这些地区的个体而言，他们很可能觉得自己在政治、地理和情感上都站在了“错误的”一边。但本书讨论的9世纪末至10世纪初的边疆区域，不是两国间的过渡地带，而是由众多短暂的小政权组成的区域，它们为了生存和利益相互角力，彼此间的关系和相互间的边界也随之不断变化。这些政权分属不同的统治集团，如渤海、汉、契丹、沙陀、吐蕃、奚以及当地的土人，但这一时期我们所关注的重点不是文化认同，而是忠的归属。在文化上群聚的群体，常常没有固定的边界，同样，疆界线的划分也很难决定他们的归属。相反，边界首先是一个个人效忠关系的问题，领土的划分只是个人效忠关系的结果。 (1)

因此，那些自愿或被迫的越境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10世纪上半叶的政治边界。个体可以通过改变其忠诚的归属以及带着他们控制的人口与土地造成边界的移动。 (2) 下至县级甚至更低级别的官吏都可以对效忠于谁做自由的选择，但他们的选择有时会给自己以及辖域内的民众，带来直接甚至是严重的后果。这些作为普通群体的民众，在我们的材料中很少被提及，更不会作为受到关注的个体出现。 (3) 他们只是偶尔主动地改变自己的效忠对象；但是他们常常发现自己生活的区域已经因当地官员的行为被移动到政治边界的另一侧。换句话说，他们的统治者有移动边界的权力，概言之，这些普通人只能恍然发觉边界已从他们头顶越过。

本章通过分析在辽与南方诸政权对抗的背景下南人入辽方式的变化，来考察在边界划分中个体角色的变化。 (4) 通过回顾历史，我们知道辽宋双方最终会建立起对等的双边关系，但是我认为10世纪初的人不会有这样的预见性，因而他们不会意识到在诸多可供选择的主人中，选择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将边界与忠诚的关系作为主要考察对象，有助于我们了解辽为何变得如此重要。

在以时间为序的史料中记录了200多个越境的例子，这些例子可能涉及单个个体乃至千百万家庭。每个例子的相关信息包括所有征引的文献均被列于附录。虽然我们并不认为这些例子反映出来的信息是完全一致的，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材料反映了该时期越境行为的一般趋势。因此，这些材料被按照时间先后和不同类别进行分类分析，并以此绘制出一个表（表2）来反映随着南北双方国力的增强，越境方式是如何变化的。因为我们在此关注的是越境行为本身，所以略去了某些例子。虽然我们知道有许多为辽效力和在辽犯罪的例子，但其中绝大部分没有记载他们的入辽方式。因而，在本文中你不会发现耿延毅家族的例子，而且作为犯人出庭的例子也未被采用。 (5) 在此，我们也未收录带有欺骗性质的越境例子。此外，在党项人肇兴的西北地区，由于情况迥异，我们也不予考虑。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