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节：王继忠的越境与澶渊之盟的影响
王继忠是一名武将，自幼为宋真宗效力。然而，韩延徽、张砺和赵延寿来自地处边疆地区的河北，王继忠来自更南一些的宋的首都开封（先前的汴州）。 (50) 韩延徽、张砺和李澣凭借自己的才能获得任用，而5岁的王继忠在其父戍守莫州瓦桥关战死后，便以父荫在宫中补了一个东西班殿侍的闲职。 (51)
赵延寿父子可能从未想到李嗣源会登上皇位，但是王继忠从他被任命的 (52) 那一刻起就知道他的仕途要好于一般人。王继忠第一个实职是储君宋真宗赵恒任命的。据《宋史》记载，王继忠的谨厚赢得了赵恒的信任，赵恒于997年即位，王继忠随他至开封；同样，后唐的李嗣源在其成为皇帝后，也将赵德钧与赵延寿一同带入朝廷。 (53) 主仆关系兴盛于后唐以降的历任政权，与数十年前一样，效力于皇储的藩邸仍旧是一条重要的升迁途径。到了10世纪末，随着藩镇势力的削弱，在皇储的藩邸效力则显得更为重要，这成为获得皇帝和储君青睐的唯一来源。就如同10世纪30年代初李从荣未对李嗣源构成威胁一样，王继忠所效力的皇储也不会被认为对前任构成威胁，所以王继忠无须在逃离职任或承担逃跑带来的后果之间做出选择，而这些是赵延寿和李澣所要面对的。总之，王继忠享受着在“单一”政权下生活的好处。
赵恒即位不久，率军亲征契丹，王继忠迅速升至云州观察使，于1001—1002年甚至累迁至负责战场事宜的职位。 (54) 这一职业生涯既反映了军事在宋初的重要性，又反映了从赵匡胤开始的变化：朝廷高官很少再亲自上阵，更不用说皇帝亲征了。 (55) 随着像王继忠一样的官员统帅边疆地区的军队渐成主流，那么这些朝廷官员发现自己无须再面对越境的选择，这就解释了947年以后个人越境为何大规模减少的现象。
南北双方的文献从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对王继忠入辽一事做了详细的记述。《辽史》轻描淡写地记述了他的被俘过程：“统和二十一年（1003），宋遣继忠屯定之望都，以轻骑觇我军，遇南府宰相耶律奴瓜等，获之。” (56) 南方系统的文献则完全抛弃这样一个客观的记述。南方的文献强调了辽“万骑南侵”宋北部边界，随着后来南方文献每一次的复述，王继忠的英雄气概一再被放大。
因此，与《辽史》形成鲜明对比，12世纪的文献高度赞扬了王继忠的英勇。其实，王继忠所部只是王超、桑赞和周莹所率军队的其中一支，但没有任何文献提及宋的这支主力防御部队及其高级将领们。据 (57) 这些文献所载，王继忠显系孤身一人率军抗辽。
咸平末，契丹入寇，继忠帅定武出战于望都之北，自以被遇厚恩，力战图报，而服饰稍异，戎人识之，转斗累日，援兵不至，遂陷虏中。初谓已死，赠大同军节度使。 (58)
《长编》的记载更加详细，《契丹国志》完全抄自《长编》，有两处改动（《契丹国志》用<>括号表示）和大量删节（用｛｝表示）：
｛丙子（5月20日）｝，契丹入寇<攻宋>，定州行营都部署王超｛遣使召｝镇州桑赞、高阳关周莹｛各以所部军来援。超先发步兵千五百人｝逆战于望都县，翌日，至县南六里，｛与敌遇，杀戮甚众。｝副部署、｛殿前都虞候、云州观察使｝王继忠｛常以契遇深厚，思戮力自效，与敌战康村，自日昳至乙夜，敌势稍却。迟明复战，敌悉众攻东偏，出阵后焚绝粮道。继忠率｝麾下｛跃马驰赴｝<死战>，素炫仪服，｛敌｝ <契丹>识之，围数十重，｛士皆重创。殊死战，｝且战且行，旁西山而北，至白城，｛陷于敌｝<继忠为契丹擒>。｛超等即引兵还定州，遣使入奏。｝ (59)
《长编》的记载相对公允。它没有夸大王继忠的作用：《长编》解释得很清楚，王只是主力部队中的一支， (60) 而且未明言有援军可期。另一方面，《长编》给出的战斗细节展示了王继忠直面排山倒海的敌军，突出了他的英勇，因此暗示了他的忠诚。《契丹国志》删节后的记述虽然仍将王继忠作为大军的一部分，但通过只保留对战斗第二阶段王继忠英勇奋战场面的生动描述，进一步突显王的英勇。
虽然《宋史》王继忠本传照抄了《长编》的部分记述，但《宋史》通过对其润饰更进一步增加了王的英雄气概。 (61) 它记述此事以辽军大举入侵为背景，将王继忠塑造为宋方第一个迎敌的将领：“咸平六年（1003），契丹数万骑南侵，至望都，继忠与大将王超及桑赞等领兵援之。继忠至康村，与契丹战……” (62) 在辽方切断宋方饷道后，“超、赞皆畏缩退师，竟不赴援，继忠独与麾下跃马驰赴”。其他将领畏缩不前，弃王继忠性命于不顾，而王继忠“跃马驰赴”更增添了他的英雄气概。
这种一再赞扬王继忠的观点与辽方审慎的记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辽方的记述中，王继忠是在侦测辽军时被俘的，双方没有任何激战，王继忠也没有做顽强的抵抗。实际上，北方系统的文献暗示了他没有反抗的机会。《辽史》希望尽量弱化王继忠被俘所引发的抗争，这也是意料之中的。因为从辽的立场出发，无疑是要尽可能地展示出越境没有什么痛苦；同样，从宋的立场出发，则是要突出王继忠做出了最英勇的抵抗。
这些记载将王继忠与早期的越境者完全区别开来，据说早期的那些人都是在非暴力的（虽然并不总是自愿的）情况下越境的。当然，他们越境的环境也都是由战争造成的，但是没有人表现出丝毫积极抵抗的迹象，所谓的抵抗就是要么像张砺和赵延寿一样拿起武器，要么对他们四人来说就是不与敌方合作。甚至，李澣在面对复职机会的时候都没有拒绝为辽效力。作为一名武将，虽然王继忠遇到武力抵抗的机会要比文官多，但是王继忠所处的环境也是造就他英勇抵抗的一个因素。虽然武将赵延寿将为北朝效力看作自己的一个机会，但是名字意为“继续效忠”的王继忠认为，以誓死输忠的方式履行对宋的责任则更具吸引力。 (63)
宋廷的反应体现了当时对这种行为的赞赏。赵恒认为王继忠已战死沙场，在其死后追封他为大同军节度使，同时以王继忠当年首次被任命的官职恩荫其子。 (64) 边疆地区的人们对王也是赞赏有加，正如《辽史拾遗》所言：“彼土（河间）人士或称之曰：‘古人尽忠，止能忠于一主，今河间王（王继忠）结南北欢好，若此可谓尽忠于两国主。’” (65) 明显这是1005年后不久的一种看法，这似乎反映了在边疆区域内的那些人对澶渊之盟带来的稳定生活的感激之情。然而，这立即就招致11世纪官方史家的反对：“然则继忠身陷异国，不能即死，与夫无益而苟活者异矣。”③后来的史家对时人观点的强烈“批判”反映了他们越来越质疑王继忠的行为道德，因为对官方的史家来说越来越难以想象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王继忠的选择是讲得通的。
实际上，与王继忠同时代的一些人已经对他的命运表现出了矛盾的心理。《宋史·赵安仁传》记载王继忠越境后，一位宋朝官员姚东之“屡称其材”。但是赵安仁说：“继忠早事藩邸，闻其稍谨，不知其他。” (66) 赵安仁对王继忠的才能不予置评，更不消说对他的品德了，特别是《赵安仁传》后面说赵安仁有“切中事机”之才，但他却用一种模糊的方式来称赞王继忠，实际上是对王的一种谴责。
在11世纪讨论越境入北朝的道德问题以及如何对待这一问题时，人们有时将王继忠作为参照物。11世纪初，宋朝官员贾昌朝在为一个被西夏俘虏之人刘平辩护时创立了一套实用主义的观点。边吏诬告刘平降敌，要处死其全家以示惩罚。贾昌朝回复道：“汉族杀李陵，陵不得归，而汉悔之。先帝厚抚王继忠家，终得
继忠用。平事未可知， (67) 使收其族，虽平在，亦不得还矣。” (68) 这样一种开明的思想方式其着眼点就是使越境的官员归来，或者至少使他们仍能为我所用。贾昌朝的言论表明在11世纪初仍然流行着对忠的另一种解释，于是这让已经不解于王继忠及其家族行为的人更加困惑。
11世纪70年代后，欧阳修和司马光的作品表达出一种对改变忠诚严加批判的态度，但是并不是所有与他们同时代的人都持有与他们一样的道德标准。编纂于1078年的《玉壶清话》就记载了一位占卜者对后来的宋真宗讲述的有关王继忠的预言：“此人可讶，半生食汉禄，半生食胡禄。” (69) 赵恒（真宗）此时一笑而过，当然后来的记载印证了占卜者的话。虽然这一记述表现出赵恒过于相信王继忠对于自己的忠诚，但也同时表明命运安排是造成他越境行为的一个因素，这就减少了王继忠为越境入辽所应负的责任。因为他无法控制事态的发展，所以他不应遭到严厉的谴责。
在此后王继忠的记述中，我们知道他力图返回家乡：“继忠服汉服，南望天阙，称未死臣，哭拜不起。”这一画面感人至深，将王继忠描绘为一个对宋忠贞不贰之人，这种对宋的忠更进一步缓和了对他越境行为的质疑。即使他已通过为辽效力而不是为宋殉国违背了明确的忠诚原则，但他称自己为“未死臣”展示出了他对忠义思想的认同。
11世纪，欧阳修与司马光强硬的观点尚未成为正统的忠的观念的一部分。然而到了14世纪，在忠的问题上不再留有任何被质疑的空间，两部正史中《论》的部分对王继忠的评价极低。《宋史》的《论》中很清楚地说他“（愿）以死自效”，但是因为王效力于辽，所以作者得出“大节固已亏矣”的结论。 (70) 这样一个结论与王继忠本传中强调他的英雄气概是明显不符的。而且，《辽史》的《论》称：“继忠既不能死国，虽通南北之和， (71) 有知人之鉴，奚足尚哉！” (72) 他的失误就在于束手就擒，而没有战死沙场，或者杀身殉国，在此这些彻底抹杀了他起到的积极作用。
元朝辽宋金三史的主要编修者欧阳玄很有可能撰写了两书的《论》，因而两书的观点极为相似。不管作者是谁，毫无疑问就元末官方史学的立场而言，几乎无人替王继忠的行为辩护。 (73) 此时对忠诚行为的理想要求，比起10世纪实际践行得更为严格，对越境行为的评价也比欧阳修和司马光的更为严苛。相反，韩延徽和张砺、赵延寿和李澣，在他们各自的传中对于他们的评价普遍是积极的。王继忠却在边界以及边界观念被强化的时候被标记为最后一个重要的越境者。而且，也许是因为，14世纪，新儒学思想成为正统学说，这一时期正史中《论》的作者希望王继忠成为新儒学思想所阐发的“新的世界秩序”的先驱，而他们对王未能完成这一使命感到异常失望。
以上的一系列观点阐释了，从王继忠入辽到元代修撰正史的这段时间内，人们对忠诚行为的态度及其变化。虽然早期越境者对后世有关忠的讨论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五代时期复杂的政治环境使得在那一时期很难对忠做一个清晰的判断。此外，《旧五代史》编纂者均是从其他政权入宋的，他们的身份就使得他们不愿对自己的同僚过于苛刻。 (74) 我们发现只有到了11世纪的宋代，才能看到对五代时期易主行为无情的批评。在那时，即使有像欧阳修一样的史家全面否定五代时期的官员，但其他对于忠的解释仍旧能够发出声音。与欧阳修同时代的司马光对冯道的评价和批评就相对温和。 (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