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路径

三、 研究路径

本文就是试图对上述这些分歧和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然而,这一目的绝不是通过对希腊化文化的某一分支、学科、流派进行孤立研究所能达到的,这是由这一文化本身的复杂性、多元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的。比如在宗教领域,东方因素明显占主要地位,如果以此为据,“东方因素决定论”自然成立,但如果在文学、雕塑方面,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正好相反。而且,在希腊化文化的内圈和外圈,希腊文化与当地文化的关系也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在文化的内圈,也有希腊化王国与个别独立的希腊城邦和自治的希腊人城市之别。在文化的外圈,也有希腊人控制地区,如巴克特里亚(Bactria)、印度西北部,一般认为的曾经希腊化或半希腊化的地区,如博斯普鲁(Bosporus)、本都(Pontus)、俾提尼亚(Bithynia)、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亚美尼亚(Armenia)、帕提亚(Parthia)等,和纯粹的受影响地区,如罗马(Rome)之分。因此,撇开对希腊化文化圈的整体研究,撇开对希腊化文化前后世界文化发展史的比较分析,就难以对现存问题作出较为合理的回答。但希腊化文化涉及各个专门的文化领域,要对每一方面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在目前的主客观条件下又是不可能的。所以,笔者采取宏观考察的方法,从全局着眼,从重要文化现象和地区入手,尽量利用各方专家的研究成果,力求勾勒出希腊化文化发生、发展、影响之全貌,揭示其精神实质与特点,确定其在世界文化发展长河中的位置。此外,在正面论述时,我将就当前希腊化文化研究中的分歧意见表明自己的观点。

正文共分五部分:

第一,希腊化文化的产生的必然性。

第二,希腊化文化的发展轨迹及其阶段性。

第三,希腊化文化的多元性。

第四,希腊化文化的统一性。

第五,希腊化文化的历史地位。

最后是结语。

(1) 关于“希腊化文化”,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第一,“希腊化”是个外来术语(英语:Hellenism,德语:Hellenismus),关于其内涵,国内外学术界见仁见智。本文采纳国外及国内部分学者的观点,沿用“希腊化”一词,但给它的时空范围、性质等以新的解释。详见下文。第二,“文化”的界定。国内外对它的定义解释很多。但总的看来,“文化”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上的文化指与政治、经济相平行、相对应的社会意识形态,具体内容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广义上的“文化”是文化学上的文化,是指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整个社会形态。在后一意义上,“文化”(culture)有时等同于“文明”(civilization)。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的“文化”和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1889—1975)的“文明”即可看作对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表述。我在此文中使用的“文化”概念基本上是狭义的,但也不排除有时赋予其广泛的意义,但非斯宾格勒等文化形态学上的“文化”含义。因此,我所说的“希腊化文化”一般是相对于希腊化政治、希腊化经济而言,但有时也把它与“希腊化文明”相等同。

(2)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57页。

(3) 马克思:《第19号“科伦日报”社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13页。

(4) 【补注】根据法国钱币学家波比拉赫奇的研究,印度的最后一个希腊化王国消失于约公元10年。(Osmund Bopearachchi,Monnaies gréco⁃bactriennes et indo⁃grecques,Catalogue Raisonné,Paris:Bibliothèque Nationale,1991,p. 453.)现在看来,将公元前后作为希腊化王国时代的结束可能更为合理一些。

(5) 【补注】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随着半个多世纪以来中亚和印度西北部考古发掘的突飞猛进,以阿姆河和印度河为中心的地区作为希腊化世界的第二个文化圈——远东希腊化文明圈的地位已经确立。这是近年希腊化史研究的突破,在笔者撰写此文时,已见端倪。但形成一种研究模式,则是近年之事。详见杨巨平:《远东希腊化文明的文化遗产及其历史定位》,《历史研究》2016年第5期,第127—143页,及本书第四编第二章。

(6) Arnold J. Toynbee,Hellenism:The History of A Civiliz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p.6.

(7) 格罗特认为,严格的希腊主义(Hellenism)只能存在于自治(autonomy)的古典时代。他说:“从亚历山大时代起,不仅希腊的政治自由和自立消失,而且富有创造力的天才开始凋谢,体现于柏拉图(Plato)和德谟斯提尼(Demosthenes)身上的那种公元前4世纪无与伦比的杰出文学与修辞学也尽显堕落颓废之象。……希腊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单位已不复存在。”很显然,格罗特是用希腊城邦文化的标准来衡量希腊化时代。G. Grote,History of Greece,Vol. 12,London:John Murray,1857,pp.363,661-662.

(8) 转引自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缪灵珠译,第434页。【补注】德文原文见Johann Gustav Droysen,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erster Teil,Geschichte Alexanders des Grossen,Gotha:Perthes,1877,p.3.英译见Johann Gustav Droysen,History of Alexander the Great,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Flora Kimmich,Philadelphia:American Philosopphical Society,2012,p.3。

(9) M. Rostovtzeff,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World,Vol. I,The Orient and Greece,Oxford:Clarendon Press,1926,pp.378-379.

(10) M. Rostovtzeff,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Oxford:Clarendon Press,1941,p.1310.

(11) W. W. Tarn,Hellenistic Civilisation,London:Edward Arnold,1952,p.1-2.

(12) 见Moses Hadas,Hellenistic Culture:Fusion and Diffus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preface,p.1.

(13) F. W. Walbank,The Hellenistic World,Glasgow:William Collins Sons & Co. Ltd.,1981,p.15.

(14)  J. K. Daves,“Chapter 8:Cultural,Social and Economic Features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in F. W. Walbank & A. E. Astin ed.,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second edition,Vol.Ⅶ Part I:The Hellenistic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320.

(15) L. S. Stavrianos,A Global History to 1500,New Jersey:Prentice⁃Hall,1970,pp.123-127.

(16) 塞尔格叶夫认为:“在文化方面,希腊主义代表希腊的与东方的文化及宗教的综合。……完全不能抹杀地中海西岸的社会中也有许多希腊主义的特点存在。”(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缪灵珠译,第433页)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第二卷上册否定了希腊化即希腊—马其顿的统治和希腊文化向东方扩展的观点,认为“希腊因素与当地因素的结合,宗教、艺术、科学的综合性也是希腊化的特征”(见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第二卷上册,第367页)。科尔宾斯基等著的《希腊罗马美术》指出希腊化文化有两个特点:第一,希腊文化在希腊化世界整个地区十分广泛地流布。第二,希腊文化因素和当地的、主要是东方的文化传统相结合。(见科尔宾斯基等:《希腊罗马美术》,严摩罕译,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第164页。)

(17) 【补注】这里指的是20世纪50年代到笔者撰写此文的80年代。

(18) 详见雷海宗编:《世界上古史》,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代印,1954年?(南开大学历史系1955年油印本),第307—333页。【补注】也见雷海宗著、王敦书整理:《世界上古史讲义》,中华书局,2012年,第277—314页。

(19) 吴先生的观点集中反映在《希腊化时期的文化》(《历史教学》1958年第2期)一文中。在他著的《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和主编的《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62年)中,以及同年在北师大的讲演中(《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2年第2期)中都坚持了同样的看法。【补注】吴于廑先生后来将《希腊化时期的文化》一文改写为《东西历史汇合下的希腊化文化》,对以前的观点做了一些修正,详见吴于廑:《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71—483页;杨巨平:《碰撞与交融——希腊化时期的历史和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补正”,第341—343页。

(20)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分册主编:齐思和),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版(1962年第1版),第242页。该卷的第十八章“马其顿的兴起及其东侵,马其顿时期的希腊”,第十九章“托勒密时期的埃及,塞琉古时期的西亚、帕加马”,第二十章“马其顿东侵时期的伊朗、中亚、巴克特里亚”,包括了亚历山大帝国和各希腊化王国的历史。第十八章第四节的“后期希腊文化”(第247—250页)就是希腊化时期的文化。

(21) 崔连仲先生主编的《世界史·古代史》(人民出版社,1983年)将其归于“公元前4世纪末至公元前1世纪希腊的文化”(见第270—279页)。刘家和先生主编的《世界上古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没有涉及这一部分内容。

(22) 如刘家和先生主编的《世界上古史》在第二章“埃及”中设一子目:“希腊人统治下的埃及”,在第三章“西亚诸国”中设一子目:“塞琉古王国”,在第五章“希腊”中设一节:“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和马其顿统治下的希腊”,基本涵盖了各希腊化王国的历史。

(23) 李纯武、寿纪瑜:《简明世界通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117页。

(24) 刘家和主编:《世界上古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二版),第2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