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2犬儒派与庄子学派处世观辨析
犬儒派（Cynics）是希腊古典末期与希腊化时期出现的哲人流派之一，庄子学派（The School of Zhuangzi）是中国先秦战国时期出现的一个士人群体。前者以愤世嫉俗、行为乖张为特征，后者以“离世异俗”（《刻意》） (1) 、思想抗争为特征。希腊、中国两个古代文明相距遥远，彼此之间此时尚无直接的文化交流与联系。那历史为什么会在异地同时（约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催生出这两个处世态度颇为相似的哲人流派呢？关于犬儒派与庄子学派的个案研究，海内外学界均有大量的专门之作问世，但就二者的处世观进行比较，恕笔者孤陋寡闻，还未曾见到。因此不揣冒昧，略陈管见。
一、 犬儒派的出现及其主要处世特征
一般认为，古希腊的犬儒派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是所谓的“小苏格拉底学派”之一。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时断时续，一直存在到罗马帝国晚期。但犬儒生活方式的创立、基本思想主张的提出和处世特征的形成却主要是在早期阶段的三位代表人物安提斯泰尼（Antisthenes）、第欧根尼（Diogenes）和克拉底（Crates）活动之时。 (2)
安提斯泰尼（约公元前455—公元前360年）是雅典人，犬儒之名很可能由他而始。据说，他有一绰号：“纯粹的狗”（a hound pure and simple）。［2］（6.13）由于他常在名为“白犬”或“快犬”（Cynosarges）的体育场与人谈话，雅典人于是把他及其追随者称为“犬儒”。他先师从智者学派的高尔吉亚，后来转归苏格拉底门下，从此与这位恩师结下了终生情谊。正是在苏格拉底的影响下，安提斯泰尼完成了两个思想转变，即从一名智者（Sophist）转变为一名苏格拉底派（Socratic），再从苏格拉底派转变为一名犬儒。他一改过去歌妓伴舞、通宵达旦高谈阔论的宴饮哲学家形象，转而身着与众不同的犬儒行头招摇过市 (3) 。但由于安提斯泰尼是在晚年才走上犬儒之路，因此在思想上、行为上难免保留有智者派或苏格拉底派的痕迹，生活方式上也难以与过去完全脱节。比如，他主张节欲，但不禁欲。 (4) 他把快乐的死去当作人生的最大福分，但在疾病缠身生命垂危的时候，却不愿结束自己的生命。 (5) 安提斯泰尼的这种不彻底性是他复杂的个人背景及人性固有的缺陷的反映。不过，这种不彻底性在他的后继者第欧根尼身上彻底地烟消云散了。
第欧根尼的生卒年代难以定论，现在倾向性的意见是在公元前413/前404年到公元前323年之间。据说他曾在雅典拜安提斯泰尼为师， (6) 但此说遭到D. R. 达德利的断然否定。 (7) 然而，第欧根尼是安提斯泰尼之后犬儒生活方式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则确定无疑。第欧根尼转向犬儒，传统的说法是由于受到一次毁币事件的牵连，他在本邦西诺普（Sinope）待不下去，只好出走。此前或此后，他曾到过德尔斐（Delphi）神庙，得到了“改变货币”（alter the currency）的神谕。而雅典则是他开始犬儒生涯的地方。 (8) 第欧根尼宣称要与现实世界彻底决裂，对现行的政治制度、社会秩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统统说“不”，并身体力行，以像狗一样生活为荣 (9) 。由否定社会弊端到否定社会的一切，由脱离世俗生活到排斥世俗生活，第欧根尼的犬儒性确实发挥到了极致。
第欧根尼的极端化在他的学生克拉底（约公元前365—公元前285年）之时 (10) 很快得到了纠正、缓和。克拉底是底比斯人，家境富有，但在第欧根尼的影响下抛弃财产，走上了犬儒之路。虽然他仍保持了犬儒派的基本特征，但对待世人的方式明显改变。他把尖刻的攻击、辛辣的讽刺变成了热情的救助、温和的劝导；把与世人的决然对立变成了渐进式的融为一体；把对他人的苛求变成了身体力行的示范教育。因此，他所到之处深受欢迎，被称为“开门者”（Door⁃opener）。 (11) 这种较为温和的转向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犬儒派的影响，从而使其免于由于第欧根尼式的极端化而迅速走向自我毁灭的死胡同。犬儒派后来的存在与延续应该说与此是有关的。
上述三个主要犬儒的出现，标志着古希腊犬儒派的形成，也标志着犬儒派愤世嫉俗、否定一切的处世特征的成型。
在他们看来，现存的制度、观念、风俗、人情都是人为的“货币”，必须彻底改变，彻底抛弃。所有的世人无一不是浑浑噩噩，名利熏心，在茫茫欲海中挣扎。唯有他们自己有资格对他人、对社会评头品足、横加指责。他们憧憬的是建立一个清一色的由他们这样的智者所组成的共和国。在此国度里，人人都是无民族、城邦、阶级、尊卑之分的世界公民。
他们奉行苦行主义、禁欲主义与自然主义，以乞讨为生。长发，赤足，身穿破烂不堪的短外套，肩上背一个破袋子，手里拖一根木棒或拐杖，是他们的外在形象特征。白天在大街上、市场里、体育场，一切有人群的地方游荡，主动找人交谈或辩论，不时把严厉的斥责、不失幽默的嘲笑抛向路人。晚上，他们则露宿于街头、神庙。第欧根尼就曾以一个大木桶为暂时的栖身之地。他们不要家庭，独身生活，但也有例外，克拉底就与一位富家小姐结为唯一的一对犬儒夫妻，且在公众场所交合。 (12) 他们鄙视金钱，视之为粪土，一旦成为犬儒，就会抛弃以前的一切，变成一无所有的乞丐哲学家。他们热爱生命，但任其自然运行。等到自然生命衰竭或情势需要时，他们会自动地、愉快地结束自己的生命。第欧根尼很可能是犬儒派自杀的第一人。他活了近九十岁，关于他的死传说颇多，但较多的说法是他自愿窒息而死。当朋友发现时，他已裹在外套里死去了。他们估计这是他的精心安排，以便获得生命的解脱。 (13)
犬儒派藐视一切权威，无论是城邦的政治制度、宗教活动，还是那些威严赫赫的君主、伟人，无一能逃脱他们的抨击。对希腊人引以为豪的城邦民主选举制，安提斯泰尼就曾不无讽刺地建议雅典人投票决定驴即马，有人说这不太荒谬了吗？他回答说：那些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的人不是被你们选举来做将军吗？ (14) 面对骄横傲慢的亚历山大，第欧根尼毫无惧色。亚历山大感到吃惊，问道：“难道你不怕我吗？”第欧根尼反问：“你是坏人还是好人？”亚历山大答曰：“我当然是好人了。”“那我为什么要怕一个好人呢！” (15) 第欧根尼借机讽刺了这位自我标榜的“好人”。对于希腊宗教活动中一些骗人的伎俩，犬儒派及时予以揭穿。一位奥尔弗斯教的祭司告诉第欧根尼，参加秘仪后死了会得到许多好处。他当即反唇相讥：“那你为什么现在不去死呢？” (16)
虚荣自负、狂妄自大、脱离现实也是犬儒派处世态度的一大特色。他们把改变现实社会看作自己的神圣使命，然而仅靠他们这些人的横加指责就能改变现实的一切吗？他们所想象的“世界国家”、“世界公民”在马其顿大兵压境、帝国取代城邦、君主制取代城邦制的政治格局下又如何能实现呢？犬儒派主要以貌似玩世不恭的态度、惊世骇俗的行为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成为犬儒后很少著述，他们没有、也不想建立自己的伦理哲学思想体系，因此使自己的追求失去了理论的指导和支撑，从而也就不可能对当时及后世产生像同时期的斯多亚、伊壁鸠鲁等其他学派那样深远的影响。犬儒派在克拉底时的转型，在公元前2世纪以后的沉寂，以及在罗马帝国时期的蜕变都充分说明他们的这种犬儒方式不仅无助于现实社会的改变，而且还使自己有可能在多变的、无情的现实社会面前改变了自我，最终成为一群沽名钓誉、投机钻营、人所不齿的无耻之徒。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家琉善（Lucian）把他所处时代的犬儒斥为骗子并非毫无道理。 (17) 这就是古典犬儒派的悲剧结局。
二、 庄子学派与犬儒派处世观的似与异
中国先秦哲学以伦理哲学为主，主要解决人在现实社会中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儒家如此，道家也如此，那我们为什么选择后来归属于道家的庄子学派作为比较的对象呢？因为虽然庄子与老子都主张淡然处世，顺任自然，但实际上二者在处世的态度和方式上还是有所差异。老子主张无为而治，以柔克刚，奉行的是以退为进的原则。而庄子对现实社会的一切持彻底的批判否定态度，自己则安贫乐道，甘愿寂寞孤独，仅与门生分享精神的快乐。因此，庄子一派的处世哲学与犬儒派更具有可比性。 (18)
对于现实政治，庄子学派与犬儒派一样，不仅否定其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而且对那些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大加斥责。田成子杀齐君得齐国而南面称孤道寡，俨然一副君王模样，而柳下跖聚众起义却被称为盗贼。庄子对此极为愤慨，发出了“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胠箧》）的怒骂。第欧根尼一次曾讥笑神庙管理者带走小偷是大盗带走了小盗。 (19) 克拉底则当面讽刺先前摧毁底比斯而又计划重建的亚历山大：不是另一个亚历山大还会破坏它吗？ (20) 统治者是大盗，是祸源，二者的认识是何其相似乃尔。甚至对于那些四处奔走钻营，愿为统治者效犬马之劳的宫廷士人，庄子学派也嗤之以鼻。一位宋人曾向庄子夸耀他替周王出使别国得到了优厚赏赐，庄子迎头痛击说，秦国国王找人替他舔痔疮，奖励五乘车马，你快去吧。（《列御寇》）在庄子看来，这些人都不过是在君王跟前摇尾乞怜的走狗，毫无人格可言。无独有偶，柏拉图见到第欧根尼洗菜而大发感叹，说如果第欧根尼到叙拉古（Syracuse）宫廷那里去就不至于在这里洗菜了，第欧根尼则反唇相讥道，如果你在这里洗菜，你也不会到国王那里去献殷勤了。 (21) 这是对柏拉图到叙拉古宫廷游说其国王实行政治改革的讽刺。庄子、第欧根尼反对同类之人，发出类似的嘲讽，绝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二人对此现象具有同感的结果。
对于现实社会，庄子学派像犬儒派一样，由悲观失望走向极端否定。庄子学派认为，当今之世是个荆棘遍地、祸福难测的可怕时代，人们以免除刑罚为人生幸事，还有什么幸福可言。 (22) 既然如此，这个社会怎么能继续存在呢？因此，必须对其进行全面改造或彻底放弃。他们甚至提出了反文化、反知识、反智巧的极端主张，什么乐器音律、辞章文章、方圆规矩、仁义道德统统都应该抛弃摧毁，因为这些尽被统治阶级和“名利之徒”所利用；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把天下大乱的根源归结于人们对知识、智慧的追求。（《胠箧》）在他们看来，一切知识、智慧的创造发明都不仅于事无补，且为有害，因其败坏人们的心灵。“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在这种高论指导之下，对于那种放着桔槔不用，而要“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入灌”的愚公行为表示肯定也就不足为奇了。（《天地》）
这种反文明态度在犬儒派那里表现得更为彻底。第欧根尼主张放弃对几何、音乐、天文学和其他类似学科的研究，因其无用和无必要。 (23) 他对修辞学家、数学家、演说家都大加讽刺，说他们崇尚空谈，不重实务。他特别责备那些音乐家们丢下自己的灵魂不管，却去调弄琴弦。 (24) 他以戏谑的方式驳斥了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只有具体实在的事物而无一般抽象意义的概念。柏拉图曾把人定义为：一个双足无毛的动物。第欧根尼于是把一只家禽拔掉毛，然后拿到众人面前说：这就是柏拉图的人。 (25) 利用概念上的缺陷来宣扬知识的无用，实际上是知识虚无主义。庄子学派与犬儒派的反智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但他们看到知识、智慧在某种特定环境下或在某些人之手有可能结出文明的苦果，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在对待个体生命上，庄子学派淡泊名利，甘愿清贫，笑对死亡，与犬儒派可谓是志同道合。庄子一生基本上是在贫困中度过。他的住处偏僻破旧，衣服打着补丁，面黄肌瘦，以织鞋为生，也曾向人借贷。（《列御寇》《山木》《外物》）虽然曾经担任过漆园小吏，但是个贫士无疑。面对楚王的三百金厚赠，他不为所动，断然拒绝，表现了“贫贱不能移”的高士气节。 (26) 对于生死这个人生面临的最大难题，庄子将其视为自然现象，非个人意志可以改变。“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大宗师） “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达生》）这是庄子的生死论出发点。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对生死如此重视呢？所以，庄子妻死，别人都来吊唁，他却鼓盆而歌。有人说他无情无义，他却说，不是我不悲伤，而是人之死如春夏秋冬四季运行，死者已归其所归，生者却痛哭不止，这与自然本性相悖啊！所以就不伤悲了。（《至乐》）庄子甚至对自己死后都作了安排：不置棺木，葬身于野。弟子不解也不忍，但他说：放在地上让鸟儿啄食，埋在地下被蝼蚁吃掉，夺彼予此，这不太有偏向了吗？（《列御寇》）庄子学派的这些说法与犬儒派几乎如出一辙。第欧根尼生前就留下遗言：死后将他葬于野外，让野兽来食，或者将他扔到沟里，身上洒点土即可。 (27) 可见在生死观上，二者是一致的。
在对未来社会的设计上，庄子学派与犬儒派一样，都希望建立或出现一个理想的社会或国家。庄子学派想象的是回到处于人类原始状态的“自然之世”去。他们设想或怀念许多所谓的“理想社会”，如“赫胥氏之时”、“有巢氏之时”、“知生之民”、“神农之世”、“至德之世”、“建德之国”、“至一”之境等。描绘虽有所不同，但大致说来有这样几个相同的特征：（1）这些“自然之世”大都处于原始状态或母系氏族阶段，“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盗跖》） （2）这些社会的成员自然生活，自得其乐，友爱相处，无争无斗。（3）这些社会都远离现世，或存在于遥远的过去，或存在于偏僻的边地。对于现实的人们而言，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当然，庄子学派也希望对现实的改造能够实现，希望“明王”出世和“圣治之世”的到来，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也只能是一种空想而已。
关于犬儒派的社会理想，第欧根尼的《共和国》与克拉底的“Pera”诗作可为代表，前者是对现实城邦的彻底改造，后者是对一种自然乌托邦的憧憬。根据第欧根尼《共和国》的设想，这个国家不是一城一邦，而是指整个世界，在这个国家里，仍有交换活动，因为仍使用货币（虽然只是骨币）；在这个社会里，男女同服，女子也应像男子那样裸体参加公开的训练；同时，妇女组成妻子公社，归全体男子所有，出生的孩子应视为所有人的后代。 (28) 克拉底的“Pera”诗作只有几行，虽以犬儒常背的那种破袋子（pera）为喻，但他描述的是一个自然乌托邦景象。它远离尘世，位于茫茫雾海之中。那里风景秀丽，物产丰富，没有饥饿贫穷，人们纯洁无邪，平安相处，不会为名利而争斗。 (29) 显然，克拉底的“Pera”与庄子的“自然之世”比较相似，第欧根尼的《共和国》则相去甚远。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二者在处世态度上相似之处颇多。但有其同，必有其异，即使是双方相似之处，也有许多差异值得注意。如双方都安贫乐道，但庄子学派并非像犬儒派那样奉行苦行主义，抛弃一切财产，乞食为生。庄子学派也没有脱离家庭，独身而居，而是要娶妻生子，相依为命，尽享天伦之乐。双方都对现实不满，向它发出抨击之声，但庄子学派主要是著书立说，表达思想，与社会相背而相容，不像犬儒派那样四面出击，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在个人行为上，庄子学派也未像犬儒派那样无羞无耻，放浪形骸，我行我素，而是保持了当时士人的一般社会行为规则。所以，他们不仅没有遭到社会各个方面，包括统治阶级的责难，反而受到他们的敬重。可以这么说，犬儒派在他们那个社会被人视为异类：“像狗的人”，“发了疯的苏格拉底” (30) ，而庄子学派则是被所在社会认可包容的“成员”。
三、 二者似异之根源
既然犬儒派与庄子学派的处世态度之相似大于相异。那么，这种文化共生现象根源何在呢？笔者认为，正是由于二者所赖以产生的时代和文化背景相似或相同，从而有可能对共同面临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人生问题做出相似的反应。
首先，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公元前4至前3世纪的中国与希腊都处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关键时期。根据德国学者雅斯贝斯的“轴心期”（Axial Age）理论，大约于公元前8至公元前3世纪之时，欧亚大陆的大部分文明区域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大繁荣，各种思想流派、宗教信仰、文化巨人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中国的老子、孔子，印度的佛陀，希腊的泰勒斯、苏格拉底，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希伯来人的犹太教就是这一时期哲学与宗教思想的代表，并由此在欧亚大陆上形成了三个新的古典文化中心：中国、印度和希腊。中国自孔子、老子以降，印度自佛陀出世，希腊自泰勒斯之始，都出现了程度不同、形式各异的思想争鸣局面。这种具有世界意义的、不约而同的文化繁荣、思想创新时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轴心期”。 (31) 而出现于这一时期的庄子学派和犬儒派就属于这些在各自文明圈参与争鸣的思想流派之列。因此，广义上讲，犬儒派与庄子学派同属“轴心时代”。
这一时期还是社会大变革时期，上述文化繁荣、思想争鸣现象实则是社会大变革的产物。从古希腊和古代中国两大文明来看，古希腊经历了奴隶制城邦形成、繁荣、衰落的进程，基本完成了从城邦到帝国、由共和制到君主制的过渡。古代中国这一时期经历了从周王朝式微，到诸侯国坐大、争霸、独立、兼并，最后秦汉一统的进程，由分封制到郡县制，由宗法制到中央集权制的过渡也大致完成。在这样治乱兴衰、分合不定的社会动荡中，社会的主体，尤其是具有敏锐头脑的知识阶层必然要对这种社会现象及其所带来的后果进行反思，做出自己的反应。天（自然）人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即如何认识这个世界，并在其中生存生活、安身立命，成为这一时期两大文明中哲人关注的中心，不论孔子、老子，还是苏格拉底都在力图回答这些问题。因此，作为孔子学派的对立面，老子学派的近亲——庄子学派和作为苏格拉底精神使命的发扬光大者——犬儒派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是这个动荡复杂、未定于一统的社会历史时期提供了这些学派得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犬儒派与庄子学派的产生显然得益于这样的外部环境。
其次，从微观的角度看，公元前4至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与中国都处于社会巨变的转型期。从希腊方面看，此时属于城邦古典后期和“希腊化”时代初期，是城邦制度衰落并向帝国或王国君主制过渡的关键时期。公元前4世纪中期，北部的马其顿成为中南部希腊城邦的最大威胁。公元前338年，喀罗尼亚一役，决定了马其顿国王君临希腊的政治格局。随着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希腊化”诸王朝的兴起，希腊城邦名存实亡。帝国取代了城邦，公民变成了臣民，面临如此巨大的社会变迁，希腊出现了一些反应强烈、愤世嫉俗的人是完全可能的。从中国方面看，此二百年是战国中后期，是由春秋以来的诸侯争霸转为列国兼并、并走向统一的最后时期。此时各种政治、军事力量的争夺必然给下层人民（包括一般的知识分子）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一部分士人伤时感世，有可能对现实发出不满。事实上，也正是这一时期的这种前所未有的社会震荡引起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对社会现状的怀疑和批判。他们非世而不背世，愤世而不弃世。他们是学派而非政治集团，是哲人而非政治家。他们主要以自制甚至“自虐”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因此，他们不仅不会受到当权者的迫害，反而赢得了包括当权者在内的广大社会成员的理解和宽容。犬儒派和庄子学派之所以能产生并存在发展，与两地这种相似的政治气候、历史环境是分不开的。
如果说二者之同是由于社会大背景相同，两地的知识分子都碰到了类似的问题，且都做出了相似的回答，那二者之异也应由此引起，因为毕竟古代中国与古希腊属于两个不同的文明体系。古代中国文明一脉相传，从尧舜禹到夏商周，中国一直是王治天下，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这种政治传统的真实写照。即使尧舜禹属于传说时代可以忽略不计，那夏商周的宗法制统治则是有史可证。春秋之时，虽然周天子式微，逐渐失去控制各地诸侯的实力，但名义上仍是一国最高的君主。战国之时，各诸侯纷纷称王，实行的仍然是君主制统治。这是与古希腊城邦制绝然不同的一点。此外，中国文明首先出现于黄河流域，其后发展到长江流域，本质上是内陆文明，农耕文明，这一点又与古希腊三面环海，农工商兼备的海洋文明、城市文明极为不同。所以，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必然孕育出不同的文明精神，不同的思想、行为和生活方式。在先秦中国，君王们不可能容忍像犬儒派那样的极端反社会行为，反之，在古希腊城邦时代，哲人们怎么也不会想象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男耕女织、鸡犬相闻、但互不往来的田园乌托邦，想象不出“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天地》）自然相融的君民关系。
因此，不同的文明，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历史，不同的传统决定了二者处世态度的不同。但相同的文明发展阶段，相同的社会历史时期，相同的社会人生问题决定了二者的相似。古代先秦中国与古希腊同时出现这一文化现象确实令人值得深思。
（本文原载《南开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1) 本文所引《庄子》原文，主要依据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96年；王先谦注：《庄子集解》（《诸子集成》），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
(2) 关于犬儒派的具体创立者，西方学术界目前主要有四种观点，即安提斯泰尼说、第欧根尼说、安提斯泰尼和第欧根尼二人同创说、克拉底说。虽然这些说法见仁见智，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从古典犬儒派长达约8个世纪的活动史来看，这三人都为它的创立从不同的时段、不同的方面发挥了相互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都是犬儒派的创立者。
(3) 据说安泰斯提尼是第一个采用破外套、破皮袋子、木杖这套犬儒行头的。见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6.13，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R. D. Hick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8.
(4) 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6.3，11.
(5) 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6.5，18-19.
(6) 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6.21.
(7) 达德利认为二人不可能在雅典会面，并以钱币学上的研究结果推测第欧根尼很可能在公元前340年之后来到雅典，而安提斯泰尼早在公元前366年后不久就去世了。详见D. R. Dudley，A History of Cynicism，Chicago：Ares publishers，，1937，pp. 1-3。
(8) 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6.20-21.
(9) 一次，第欧根尼从几个宴饮者面前走过，他们把吃剩的骨头扔给他，叫道：“狗，过来！”他一声未吭，拾起骨头，然后走近他们，像狗那样，朝着他们就撒开小便。（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6. 46.）这虽是恶作剧，但表明他的生活或行为方式确有犬的特征。
(10) 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6. 85提供了另一种材料，说克拉底不是第欧根尼的学生，但此非倾向性意见，仅作说明。
(11) 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6.86.
(12) 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6.97.关于两人在公开场合性交的故事在公元前二世纪的阿普利斯（Apuleius）的著作中首次出现。详见Luis.E.Navia，Classical Cynicism，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1996，p 124；D. R. Dudley，A History of Cynicism，pp.50-51。这两位作者都认为此故事不可信。
(13) 还有人说他是吃了一条生章鱼后胃绞痛而死，或说他是与群狗争吃章鱼，脚腱被严重咬伤，导致死亡。详见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6.76-77.
(14) 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6.8.
(15) 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6.68.
(16) 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6.4.
(17) Lucian，The Runaways，16，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A.M. Harm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1.
(18) 关于庄子的生卒年代，现在中国史学界有三种代表性的说法。一是梁启超的公元前375—前300年，一是马叙伦的公元前369—公元前286年，一是范文澜的公元前328—公元前286年。（详见崔大华：《庄子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6页）。不论那一种说法，庄子生活在公元前4至公元前3世纪之间是可以肯定的。与犬儒派的出现大致同时。因此，二者在时间上也具有可比性。
(19) 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6.45.
(20) 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6.93；Philostratus，The Life of Apollonius，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Arthur Fairbank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1.
(21) 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6.58.
(22) 参见《庄子·人间世》中楚狂接舆对孔子的一段话。
(23) 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6.73.
(24) 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6.27-28.
(25) 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6.40.我国战国时期的荀子也对人的概念作了解释。他特别指出：“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这里的“辨”指的是礼义等差，即强调人的社会性。见《荀子·非相》（《诸子集成·荀子集解》，上海书店1996年影印本）。
(26) 《庄子·列御寇》；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27) 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6.79.
(28) 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6.72；H. D. Rankin，Sophists，Socratics and Cynics，Totowa，New Jersey：Barnes & Noble Books，1983，p. 231.
(29) 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6.85.
(30) 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6.54.
(31) 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949年出版《历史的起源与目的》（德文版），提出了“轴心期”的基本观点。详见该书英译本（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5）第1章：“The Axial Peri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