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化文化对远东的影响
希腊化时代对人类文化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给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相接触提供了一个契机。这种接触是通过佛教艺术即犍陀罗艺术实现的。如前所述，犍陀罗艺术是以希腊化艺术之“形”（不排除印度雕刻艺术的因素）传印度佛教之“精神”，所以，佛教的东传，准确说佛教艺术的东传，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希腊化艺术遗风的东传。传播的过程，也就是三大文化源流相互汇合的过程，因此，我们有必要沿着佛教传入的路线进行一番追踪考察。 (56)
佛教艺术是东汉初年经丝绸之路进入中原内地的。但实际上，公元前1世纪，佛教便由克什米尔传入我国的于阗。公元前80年，入于阗传经的佛僧，曾在城中立寺画像供奉。 (57) 这当是佛教艺术的最早传入。到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楚王英崇奉浮屠（佛像），明帝派人到大月氏求得佛典和佛像（“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公元68年，中天竺沙门到洛阳翻译佛经，于是起立佛寺（白马寺）。桓帝延熹年间（公元158—166年）在宫中崇祀浮屠，和黄老并重。 (58) 佛教既受提倡，各国僧人相继东来。自东汉以来，佛教在中华大地延绵不断，香火不绝。
佛教的传入，使中国文化与希腊文化、印度文化有可能接触融合。这种融合主要是通过佛教艺术体现和实现的。而且越往内地，佛教艺术就越中国化。
人们曾在今新疆和田附近的拉瓦克（Rawk，又译“热瓦克”）佛寺遗址发现了许多烧陶佛陀和菩萨的造像，从其宽大的袈裟和造型艺术的协调性来看，完全是亚历山大里亚式的。 (59) 在尼雅，1959年发现了一幅半身裸体菩萨的画像。 (60) 再继续沿南路往东，在米兰古城遗址，一处希腊—罗马式的壁画被发现，同时壁画上还有一个佛陀像，身边聚集着许多和尚。 (61) 在丝绸之路北道库车、喀什之间的图木舒克，库车附近的克孜尔，甚至更东边的焉耆，都发现了许多烧陶雕像。它们和阿富汗境内同时期丰都基斯坦（Fondukistan）、哈达（Hadda）的佛教人物塑像很相似。 (62) 这是由于这种艺术风格离开出发地不远的缘故。古龟兹克孜尔的壁画显示了希腊化艺术与伊朗、印度艺术的结合：佛陀穿着非常希腊化的衣衫，而一些男性俗人完全是伊朗人，一些女性裸体作品则是明显的印度或希腊艺术。 (63) 在焉耆，还发现了一个漂亮的青年佛陀像，其样子是亚历山大里亚式的，或者是亚洲式的。 (64) 再往东到吐鲁番，中国的影响就集中一些。这一带是希腊化风格与中国风格的交汇之地。在此地发掘出的属于盛唐时代的女性裸胸菩萨塑像，与在亚历山大里亚等地出土的，属于八百年前的塑像完全一样，这些女性塑像“与中国的美女塑像在戈壁沙漠的深处汇合了”。 (65)
出吐鲁番盆地东向，一个个佛教艺术宝库竞放光彩。甘肃的敦煌、山西大同的云冈、太原的天龙山、河南的龙门，都集中了印度—希腊佛教艺术与中国艺术合炉而冶的瑰宝。这些中国化的佛教艺术隋唐之际又传到朝鲜、日本。
犍陀罗艺术不仅随大乘佛教传至远东，而且也传到东南亚。在泰国、柬埔寨、马来亚、爪哇、锡兰都发现了佛教艺术珍品 (66) 。对于这一路，我们为找不到更多的资料加以说明深以为憾，但问题的关键不只在于希腊化的犍陀罗艺术与佛教所经之地艺术的汇合，而且更重要的在于阿波罗式的佛陀像能使崇拜者更好地领悟这一宗教的真谛。在那些善男信女的心目中，那高高在上，但又安详端坐、笑容微启的释迦牟尼就是仁慈和怜悯的象征。当他们合掌祈祷时，他们感到普济众生的佛祖正在倾听他们心灵的呼唤，正在赐给他们来日的幸福。在这一点上，站立在耶稣受难像前的基督徒与拜倒在佛陀脚下的僧众大概会产生同样的感受、同样的心理升华。希腊化的视觉艺术就这样通过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递了人类文化的信息。
两千年过去了，我们仍感到希腊化文化影响的存在，而且由它回想起那个最终沟通人类古代五大文明（希腊、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的伟大时代。
(1) 如受雇于大流士一世考察印度河的斯库拉克斯（Scylax，约公元前510年？Herodotus，Histories，4，44），担任宫廷御医的克泰西亚斯（Ctesias，公元前5世纪—前4世纪之交）。（Xenophon，Anabasis，1.8.26-27，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arleton L. Browns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
(2) W. W. Tarn，Hellenistic Civilisation，p.305.
(3) J. B. Bury，et al.，The Hellenistic Age，p.32.
(4) M. Cary，A History of the Greek World from 323-146 B.C.，p.349.
(5) 潘永祥：《自然科学发展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26—127页。
(6) 潘永祥：《自然科学发展简史》，第125页。
(7) Suetonius. The Lives of the Caesars，2.28.3，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J. C. Rolf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
(8) R. Livingstone，ed.，The Legacy of Greece，Oxford：Clarendon，1921，p. 421.
(9) 这时还有一些希腊化时期的雕塑杰作先后被发现。如“拉奥孔”“垂死的高卢人”“断臂的维纳斯”等。
(10) R. Livingstone，ed.，The Legacy of Greece，p.391.
(11) R. Livingstone，ed.，The Legacy of Greece，pp. 395-396.
(12) Moses Hadas，Hellenistic Culture：Fusion and Diffusion，p.252.
(13) 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第341—342页。
(14) C. B. Welles，Alexander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p.205.
(15) John Boardman，Jasper Griffin，Oswyn Murray，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Classical World，p.356.
(16) J. B. Bury，et al.，The Hellenistic Age，p.78.
(17) W. W. Tarn，Hellenistic Civilisation，p. 273 n. 2；译文据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7卷《希腊的衰落》，幼狮翻译中心编译，第217页。
(18) D. V. Ainalov，The Hellenistic Origins of Byzantine Art，translated from the Russian by Elizabeth Sobolevitch and Serge Sobolevitch，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61，p.7.
(19) M. I. Finley，ed.，The Legacy of Greece，p.442.
(20) 参见阿赫默德·爱敏：《阿拉伯文化的黎明时期》，纳忠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130—131页。
(21) M. I. Finley，ed.，The Legacy of Greece，p.448.
(22) 潘永祥：《自然科学发展简史》，第134页。
(23) M. I. Finley，ed.，The Legacy of Greece，p.447.
(24) 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第356页。
(25) 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第272页。
(26) 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第357页。
(27) 参见阿赫默德·爱敏：《阿拉伯文化的黎明时期》，纳忠译，第137—138页。
(28) W. W. Tarn，Hellenistic Civilisation，p.313.
(29)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83、185页。
(30) M. Cary，A History of the Greek World from 323-146 B.C.，p.353.
(31) 据托勒密二世给犹太大祭司Eleazar的信。见M. M.Austin，The Hellenistic World from Alexander to the Roman conquest：A Selection of Ancient Sources in Translation，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no. 262（pp.440-442）.
(32) Arnold J. Toynbee，Hellenism：The History of A Civilization，pp.13-15.
(33) F. W. Walbank，The Hellenistic World，p.224.塔恩的观点与此不同，认为犹太人和希腊人在同一个世界平行发展。即使在某一个犹太作家那里发现一定的受到希腊化熏陶的痕迹，那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受到希腊思想的渗入。
(34) 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2页。
(35) 严格说，斐洛不属于希腊化时代，但他是用希腊哲学思想解释犹太教，并使之融入基督教的最主要的希腊化犹太人。
(36) Moses Hadas，Hellenistic Culture：Fusion and Diffusion，p.74.但格思里认为穆赛欧斯（Musaeus）是奥尔弗斯（Orpheus）的学生或儿子（W. K. C. Guthrie，Orpheus and Greek Religion，London：Methuen，1952，p.13）。
(37) 有一组发现于基督教徒地下墓穴中的图画显示了奥尔弗斯向人类牧者耶稣的转化。中间的人物还是奥尔弗斯（有的认为是大卫），但他的听众只剩下了羊。而耶稣有好牧羊人（Good Shepherd）之称。见W. K. C. Guthrie，Orpheus and Greek Religion，Fig.18.
(38) W. K. C. Guthrie，Orpheus and Greek Religion，p. 265.
(39) W. K. C. Guthrie，Orpheus and Greek Religion，p. 268；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第383页。
(40) Moses Hadas，Hellenistic Culture：Fusion and Diffusion，p. 41.
(41)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7卷《希腊的衰落》，幼狮翻译中心编译，第232页。
(42) W. W. Tarn，Hellenistic Civilisation，p. 360.
(43) Moses Hadas，Hellenistic Culture：Fusion and Diffusion，p.207；《新旧约全书》“加拉太书”4.4—7，中国基督教协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86年。
(44) R. Livingstone，ed.，The Legacy of Greece，p.79.
(45) 一般把斯多亚哲学的发展分为早中晚（后）三个时期，早期是从公元前4世纪末—前2世纪，从芝诺到安提帕特（Antipater，卒于公元前130/129年），中期从公元前2世纪末到前1世纪，转向折中主义，代表人物是帕奈提奥斯（Panaetius，约公元前185—前110/109年）和波昔东尼斯，后期或晚期从公元1世纪到2世纪，提倡生活与宇宙的和谐，著名代表人物有上文提到的塞尼卡、爱比克泰德和马尔库斯·奥勒留。早中期属于希腊化时期，晚期或后期属于罗马帝国时期。
(46) M. I. Finley，ed.，The Legacy of Greece，p.357.
(47) 详见于可：《初论原始基督教的演变及其必然性》，《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2期。
(48) V.S.Nersesyants，Political Thought of Ancient Greece，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6，pp.192-193.
(49) 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王先睿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68页。
(50) Arnold J. Toynbee，Hellenism：The History of A Civiliz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p. 124.
(51) 冒从虎等：《欧洲哲学通史》上卷，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99页。
(52) 梯利：《西方哲学史》，葛力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157页。原文Frank Thilly，A History of Philosophy，New York：Henry Holy And Copany，1924，p.134.译文稍有变动。
(53) F. W. Walbank，The Hellenistic World，p. 276.
(54) Arnold J. Toynbee，Hellenism：The History of A Civiliz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p.232.
(55) R. Livingstone，ed.，The Legacy of Greece，p.37.
(56) 【补注】关于犍陀罗艺术中的希腊因素和希腊神原型，见Yang Juping，“Hellenistic Information in China，”CHS Research Bulletin 2（2014）. http：//www.chs⁃fellows.org/2014/10/03/hellenistic⁃information⁃in⁃china/；“The Sinicization and Secularization of Some Graeco⁃Buddhist Gods in China，”in Peter Stewart，Ed.，The Global Connections of Gandharan Art，Oxford：Archaeopress，2020；杨巨平：《犍陀罗艺术中的“希腊神”在中国——一项基于图像的初步考察》，《西域研究》，2022年第1期，第120—137页。
(57) 苏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8页。
(58) 关于汉明帝时佛教传入，记载较多。详见范晔：《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楚王英”，第1428页；《后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922页；魏收：《魏书·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3025—3026页。也参见苏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79页。
(59) R.格鲁塞：《从希腊到中国》，常书鸿译，第39页。【补注】当时受资料和学识所限，关于犍陀罗艺术在中国的传播，主要依据此书。
(60) 苏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81页。
(61) R.格鲁塞：《从希腊到中国》，常书鸿译，第39页。
(62) R.格鲁塞：《从希腊到中国》，常书鸿译，第39页。
(63) R.格鲁塞：《从希腊到中国》，常书鸿译，第40页。参见白建钢：《龟兹古壁画》，《光明日报》1988年5月18日。此文称龟兹是“东方的雅典”，认为其裸体艺术来自印度和希腊。
(64) R.格鲁塞：《从希腊到中国》，常书鸿译，第40页。
(65) R.格鲁塞：《从希腊到中国》，常书鸿译，第41页。
(66)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3卷《印度与南亚》，幼狮翻译中心编译，第2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