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化文化的余波与渗透（公元前2世纪—前1世纪）
公元前3世纪末叶起，帕提亚（Parthia）在东方兴起，将塞琉古王国从中斩断。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孑然独立，而罗马则从西方席卷而来。希腊化王国陷入东西夹攻之中。这一时期的特征是：从东地中海地区看，文化创造的势头似已过去；但从整体上看，希腊化文化还在向四周扩散渗透，特别是向东西两端。罗马人军事上征服了希腊化王国，但却成了希腊化文化的俘虏；巴克特里亚失去了与东地中海的联系，但却把希腊化文化再次带入了印度。而且就是那些过去的文化中心，也不是死水一潭，某些分支，如宗教、史学也正是在地中海及其周边世界的政治格局发生变化之后才得到进一步发展。
（一） 文化中心的余波
帕加马可为公元前2世纪希腊化文化的象征。它的图书馆于公元前169年建立。 (102) 这里成了希腊散文修辞学的中心。此时产生的加大拉（Gadara）大诗人梅利格（Meleager）标志着塞琉古王朝文艺运动的高峰。这一时期，也是描述地理学的黄金时代。罗马在西地中海的征服带来了新地区的发现，有的学者认为利用天文学和数学不足以解决地图问题，就把研究转向于对人类居住之世界的描述。 (103) 这就引起描述地理学或称地志学（Chorography）的新发展。 (104) 这时的地理学大师是波昔东尼斯（Poseidonius，公元前135—前51年），他著有《论海洋》，提出五带的划分，把潮汐之因归于月之盈亏。他也认为一个人向西航行70000斯塔德（stade）就会到印度。 (105) 天文学仍有发展，希帕克（Hipparchus，鼎盛于约公元前135年）绘制了有850个恒星（还有1080个恒星之说）的图表。他推算出的太阳年长度只误差6分14秒，阴历一月仅差1秒。 (106) 自他之后，希腊化时代再没出现过如此伟大的科学家。历史学重大进步的标志就是波里比乌斯及其《通史》。他生活的时代，正是罗马统一地中海的时代。罗马金戈铁马，横扫迦太基、希腊本土的历史画卷促使他写一部当代的历史，也即罗马自第二次布匿战争以来的扩张史。他的重要贡献在于他的通史思想，即用世界史的眼光来观察、衡量具体的历史事件。希腊化时期的最后一位著名历史家就是前边提到的波昔东尼斯，他写了一部《续波里比乌斯》，下限到苏拉时期。 (107) 雕塑艺术继承了上个世纪的传统，也出现了一些撼人心扉的作品，如帕加马大祭坛（Pergamon Altar）、“拉奥孔”（“Laocoon”）、“法尔奈斯的公牛”（“the Farnese Bull”）和“米洛斯的阿芙洛狄特”（即“the Venus of Milo”，“断臂的维纳斯”）等。但雕塑已表露出装饰性、商品化的迹象。大概此时最生机勃勃的是宗教了。萨拉皮斯、伊西斯等传到了希腊本土，萨拉皮斯甚至进入了两河流域的乌鲁克（Uruk）神庙，传到印度。 (108) 塔恩说：“占星术的真正时代是在公元前2世纪。” (109) 科学的衰落、罗马的东进，人们更感到命运的不可捉摸，更关心人和天体的关系，企图由此寻求解释，占星术提供了这种可能。它的观点是：一个人的命运在出生时就由星和星座的位置所决定，将来的事件可以通过对天体的研究而预见。 (110) 占星术的发源地是巴比伦，但这时的亚历山大里亚却成了第二个中心。公元前2世纪中期，埃及出现了第一本占星术手册，很快传遍了地中海世界。 (111) 同时，犹太教弥赛亚主义的思想也在叙利亚、埃及、小亚产生。 (112) 总之，一神教的趋向越来越强烈了。
（二） 文化外圈的勃兴与渗透
我们之所以对“希腊化即希腊文化东传论”持异议，就是因为，希腊化，如果只从传播希腊文化的片面意义上来说，它的方向也不只是东方，而是面向所有希腊人控制和影响之地区。所以，我们的目光将从希腊化文化的核心地区（或内圈）转向它的边缘（远）地区（或外圈）。具体而言，这些地区包括西地中海的罗马，黑海地区的博斯普鲁，小亚的本都、俾提尼亚、卡帕多西亚、亚美尼亚，以伊朗高原为中心的帕提亚，中亚的巴克特里亚，南亚次大陆的印度， (113) 以及西亚中非一线的阿拉伯地区、努比亚、麦罗埃等，它们大部分是亚历山大东征后才与希腊文化相接触。希腊文化对当地文化的影响应该说在公元前3世纪就开始了。但从影响的深度与广度，以及影响的结果看，公元前2至1世纪当是水到渠成之时，由于材料所限，笔者只能对大多数地区做面上的概述，而将重点放到罗马和巴克特里亚（大夏）印度。
1. 希腊化文化对罗马的征服
罗马人早就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但他们对希腊化文化的大规模接触始于他们对南意大利、西西里、东地中海地区的征服。每次战争都是罗马人掠夺财富，特别是希腊艺术品的机会。大批富有才艺的希腊人沦为战俘，被带到罗马。在光彩照人的希腊艺术品、学识渊博的希腊人面前，罗马人自愧弗如，希腊文化对罗马心灵的征服也就势成必然，在这些被俘或作为人质的希腊人中，有后来写四十卷《通史》（Histories）的波里比乌斯，有率先把《奥德赛》（Odyssey）译为拉丁文的安德罗尼库（Andronicus，约公元前284—前204年）， (114) 有因著作不可计数（“beyond number”——Suda）而荣获“博学者”称号的历史家亚历山大（Alexander Polyhistor，公元前100—前36年）。正是这些被俘的希腊人，搭就了希腊化文化向罗马传播的桥梁。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对希腊化文化兴趣愈高，结果导致了公元前146年之后雅典等地因制作雕塑品而迅速复苏。雕塑从宗教开始，以贸易结束，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于罗马的需要。
希腊化文化对罗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希腊语，希腊语虽然没有取代拉丁语，但非常流行，成为上流社会的时髦语言。尽管老加图（Cato the Elder，公元前234—前149年）坚持用拉丁文写作，有些罗马人仍用希腊语编写历史著作。如编年史家弗边·毕克多（Fabius Pictor，鼎盛于约公元前200年），就用希腊语写了一部《罗马史》，始于特洛伊战争之后埃涅阿斯（Aeneas）逃亡到拉丁姆（Latium），终于第二次布匿战争。 (115) 到公元前2世纪末期，罗马的知识阶层人士一般都掌握了希腊语。 (116) 其次是文学。罗马的情诗可能源于亚历山大里亚， (117) 贺拉西（Herace，公元前65—前8年）的文艺理论就来自希腊化新诗学。 (118) 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Aeneid）模仿荷马史诗。正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确定出特洛伊战争发生的时间，他的这部书主人公的起点才能定在公元前12世纪。 (119) 维吉尔的“牧歌”模仿提奥克里图斯，贺拉西的讽刺诗和颂歌也是以希腊化作品为模式。 (120) 悲剧、喜剧经过改编在罗马传开。恩尼斯（Ennius，公元前239—前169年）写的悲剧就源于索福克里斯（Sophocles，约公元前496—前406年）。 (121) 希腊化的造型艺术对罗马的影响较深。罗马人对希腊的雕塑、绘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罗马的雕塑家擅长历史浮雕和肖像，前者本质上是本地特产，但后者明显表示出“向希腊化希腊的借鉴。” (122) 出土于意大利古城庞贝（Pompeii）的“伊索斯之战”（Alexander Mosaic：The Battle of Issus）镶嵌画（约公元前100年）即是对希腊画家菲罗克塞诺斯（Philoxenos，一说是科斯人阿佩利斯，Apelles of Kos）画作（约公元前315年）的摹本。罗马人广泛利用了希腊的建筑成就，剧场的增多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史学上，罗马人也得益匪浅。在第凯尔库斯的激励下，瓦罗（Varro，公元前116—前27年）遵循其全面、准确的风格，写了一部《罗马人的生活》（Life of the Roman people），但他的另一巨著《罗马古史》（Roman Antiquities）却超越前者的模式，后来居上。 (123) 老加图是罗马史学的真正奠基者，他的《罗马历史源流》（Origines）虽用拉丁语写出，但也受到希腊史学模式的影响。 (124) 罗马哲学实际是希腊化哲学的一部分，斯多亚派哲学最适合他们的需要。中期斯多亚派的代表人物巴内修（Panaetius，公元前185—前110/109年）通过罗马名将小西庇阿（Scipio，公元前185—前129年）的社交圈子（Scipionic Circle），使斯多亚哲学进入罗马。伊壁鸠鲁的“原子论”为卢克莱修（Lucretius，约公元前99—前55年）所继承。他是古希腊原子论的集大成者。他的著作《物性论》（On the Nature of Things）全部保存到现在。希腊化的个人崇拜、王权神化也给罗马以影响。罗马将军的个人崇拜从公元前2世纪早期也开始形成，弗拉米尼努斯（Flamininus，公元前198年任执政官）就是如此。 (125) 这是罗马皇帝神化的前兆。 (126) 罗马城像东地中海的许多港口一样，欢迎来自叙利亚、小亚、埃及的神祇。小亚弗里吉亚（Phrygia）的主宰自然界之神阿提斯（Attis）于公元前204年传入罗马，逐渐成为罗马宗教崇拜的一部分。 (127) 另一安纳托利亚（Anatolia）母神玛（Ma）在苏拉（Sula）独裁时（公元前82—前79年）传入罗马。 (128) 萨拉皮斯崇拜最后也传到了罗马。 (129) 罗马以创制法律而著名，但它的法学也受到希腊化的影响，提奥弗拉斯图（Theophrastus）撰写过一篇法学论文，开辟一新的研究领域。卡里认为：在此领域里，追随他的罗马人要比希腊人多。 (130)
希腊化文化对罗马的影响是巨大的，诚如塔恩所言：“教育罗马的不是旧日的希腊，而是同代的希腊主义”， (131) 以致我们有理由把它置于希腊化文化圈之内。但是罗马在接受希腊化文化时，不是机械地效仿，而是尽量使其形式适于自己的传统和需要。罗马剧作家普劳图斯（Plautus，约公元前254—前184年）的情节来自希腊化的新喜剧，但却体现了罗马社会的特征。 (132) 罗马采用了希腊建筑中的柱式系统，但却把柱式基本当作一种装饰。假柱式是罗马神殿建筑中最显著的特征。这是把希腊和埃特鲁里亚（Etruria）的建筑特点合二为一。 (133) 罗马人也建了不少剧场，但不像希腊人那样依山而建，而是一独立的建筑物。总之，罗马人是有选择的接受。罗马是希腊化文化达到今日的重要通道，但它传给我们的是“不完整的希腊”。 (134)
2. 希腊化文化对巴克特里亚、印度的渗透
巴克特里亚在希腊化时期具有重要地位， (135) 希腊化文化对中亚、印度（甚至中国）的渗透基本是由它实现的。
这里所说的巴克特里亚实际上包括阿姆河对岸的索格底亚那。亚历山大曾在此地转战3年（公元前330—前327年），通过军事镇压、建立城市和联姻笼络手段征服了此地的部族。他在此留下了约13500名驻军。 (136) 他死后，此地的希腊人曾试图返回希腊，但遭到镇压。此后的总督几度易人，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中期，此地的总督狄奥多托斯（Diodotus，约公元前250—前230与其子在位）宣布独立，脱离塞琉古王朝。此后，该王国先后被三个家族统治。公元前2世纪初，国王欧泰德姆斯（Euthydemus，约公元前230—前200年）之子德米特里（Demetrius，约公元前200—前190年）进入印度，开启了印度—希腊人的统治时期。控制范围包括兴都库什山以南、印度河流域，甚至一度进军恒河流域。公元前2世纪中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塞人、斯基泰人），尤其是从中国西北方向迁徙而来的大月氏人的南下，希腊人王国在巴克特里亚地区的统治结束了。其残余先是退到东部山区，后全部撤入印度。他们在印度建立诸多小王国，有的存在到了公元前后。 (137) 这就是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的简史。可以看出，这里的希腊人事实上与东地中海的希腊化王国相始终。他们的存在主要是通过考古发掘和钱币材料得以证明。其中，位于今阿富汗东北角的阿伊·哈努姆遗址最有代表性。
从该遗址中可以看出，尽管它离希腊化中心那么遥远（约3000英里），但仍保持了希腊化文化的特点。此城建于亚历山大时期，还是塞琉古王国时期，尚有争论。但是希腊人所建无疑。城中居民有希腊人、色雷斯人，可能也有不少当地人。城内有体育馆、图书馆、神庙、剧场（可容纳5000人）。有的柱式是科林斯式的，一个石座上刻写着来自德尔斐的道德箴言，铭文是真正的标准希腊语。在宫殿中发现的陶罐残片上，有希腊文符号。最为惊人的是，在明显是图书馆的遗址内，发现了清晰可辨的一页哲学文稿的墨迹，这似乎是由亚里士多德派的一个成员所作。 (138) 这些发现，证明了在与希腊化中心世界隔绝的情况下希腊化文化顽强的生存能力。然而，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并非自我封闭。他们与西伯利亚和南俄进行贸易，他们的珠宝类和雕金术的艺术品已在这些地区发现，这些艺术品肯定是由希腊—伊朗的艺术家制造， (139) 可以设想艺术上的汇合。这样的艺术品与他们的钱币（本身也是艺术品），一道把希腊化文化带到更为遥远的地方。公元前2世纪初的巴克特里亚与当时的西汉王朝有无接触，难以考证，但据斯特拉波，它在欧泰德姆斯时，“向赛里斯（Seres）和弗里尼（Phryni）扩展”。 (140) Seres一般认为即中国。 (141) 但此时的中国还处于西汉初年，距离遥远，Phryni一说是指匈奴，但匈奴此时也还没有扩张到塔里木盆地。因此，这时的赛里斯和弗里尼大概只能是巴克特里亚以东帕米尔高原西侧一带。发现于塔里木地区的一个汉文陶土印章上，呈现出希腊式的图案：马其顿的雅典娜（Athena Alcis，马其顿都城Pella的城市女神）和一个似乎是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国王狄奥多托斯（Diodotus）的头像，有的学者据此认为：希腊的影响在希腊化时期就达到中国境内。 (142)
希腊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接触，在亚历山大东征时即已发生，他曾在阿拉科西亚（Arachosia）的坎大哈（Kandahar，今阿富汗境内）建一殖民地（Alexandria⁃in⁃Arachosia）。他留下一些老兵，六千个希腊人。此地后来由塞琉古王朝让与孔雀帝国。但这里的居民基本保持了希腊的文化传统。据福克斯，坎大哈是一个拥有希腊哲学家、翻译、工匠、教师的城市，在那里，人们可以阅读古典作品或上演希腊悲剧。不过从阿育王发布的希腊语敕令来看，似乎这里的希腊人皈依了佛教。这个敕令是用清晰的希腊字母和完美的希腊哲学语言表述的， (143) 他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便利当地人的阅读。然而对印度影响最深入的是公元前2至前1世纪的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他们采取文化融合政策。印度的神出现在他们的钱币上； (144) 有的印度人在希腊人城市做了民事官吏。 (145) 印度佛教本身就是唯心主义哲学的又一表现形式。希腊人对佛教的了解，也就意味着两个民族哲学上的相会。统治印度的一位希腊人国王米南德（Menander，约公元前155年—前130年）曾和印度佛教高僧那先（Nagasena）有两篇对话，至今还以巴利文的形式保存着，并且一部分有中文译本。 (146) 他可能就皈依了佛教，成了在家的居士。
希腊化文化与佛教文化融合之最大、最有深远意义的成果是犍陀罗艺术。
犍陀罗（Gandhara）在阿育王（Ashoka，约公元前268—前232年在位）时成为佛教地区，他死之后和公元前2世纪，处于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统治之下。所谓犍陀罗艺术，就是希腊艺术形式与佛教精神的结合。 (147) 以前，佛教没有专门的偶像崇拜。希腊人至此后，才出现了佛陀的形象。佛陀塑像的原型既是身穿外套的亚历山大里亚式的智者，又是“希腊固有的救世神阿波罗”。 (148) 把抽象的“佛”体现为形象的“人”，正是犍陀罗艺术重要意义之所在。现存最早的佛陀像（藏于柏林民俗博物馆）可以明显看出希腊化的特征，座像上半身的衣物形状完全是希腊式的，但大腿上衣物的皱褶却垂直伸下，好像与坐像无关似的。学者们的解释是：习惯于制作站立雕像的希腊雕刻家被新的问题所为难，只好如此而已。 (149) 此外，希腊化艺术的影响还可通过这一时期佛教雕刻中科林斯式柱子，穿希腊服装的妇女以及人物的姿态、表情等表现出来。犍陀罗艺术对佛教的传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希腊化的艺术形式承载佛教精神远出印度之外，传至今日，不能不说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奇迹。
3. 希腊化文化对其他周边地区的影响
帕提亚介于巴克特里亚与塞琉古两个王国之间，它本身又是脱离塞琉古而独立的，希腊化文化对它的影响是肯定的。 (150) 它采用了塞琉古朝的历法， (151) 在尼萨（Nisa）宫廷，饮器莱通（rhyton）上雕刻着酒神的传奇故事，树立着阿芙洛狄特、赫拉克勒斯（Heracles）、赫拉（Hera）的大理石雕像，上演希腊的戏剧。宫廷柱子是科林斯式的阿堪突斯叶形。 (152) 另外，在阿姆河之外游牧人的遗骸中发现了一些青铜奥波尔（Obol），这些小币塞在死者的口里。这可能是接受了希腊人向冥界摆渡人卡戎（Charon）献礼的风俗。 (153)
小亚的卡帕多西亚、本都、亚美尼亚和俾提尼亚仍保持以前的政治文化传统，但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希腊化文化的影响。它们都接受了希腊化的崇拜名称（cult⁃names），宫廷中使用希腊语言和名号（titles），供养酒神艺术家。它们尽力招徕希腊学者。国王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新建的城市。 (154) 这些国家中，俾提尼亚受希腊化的程度可能要深一些。尼科米德斯在位时（Nicomedes，约公元前279—前250年），建一希腊式城市作为都城，以他命名（Nicomedia），吸引了不少希腊人。他努力显示他的泛希腊主义，发行希腊式钱币，修建大型希腊式神庙，为他在奥林匹亚（Olympia）树立雕像，力图与希腊化国王并列。本都也受到希腊化的影响。黑海沿岸重要希腊商业城市阿米苏斯（Amisus）、西诺普（Sinope）就在其统辖之下。西诺普在公元前183年之后成为它的都城。阿米苏斯有一种陶器，纹饰和式样包含着安纳特里亚（Anatoria）、伊朗和少量希腊化的因素。 (155) 虽然托勒密一世从西诺普请到萨拉皮斯神像的传说属于公元前3世纪，但也可反映出此地与亚历山大里亚的关系。在亚美尼亚，希腊悲剧家幼里披底斯（Euripides，约公元前485—前406年）的诗句被抄写，也许作为学校的课本使用。 (156) 它的一位国王阿塔瓦斯德（Artavasdes，约公元前55—34年在位）还写了希腊语的剧本。 (157)
博斯普鲁是南俄受希腊化文化影响较深的地区。它的统治区域包括若干个希腊城市，因此希腊文化与当地文化相互交织。这些城市中的艺术家和手艺人继续为当地居民和草原上的统治者服务，他们肯定适应了当地游牧民族的爱好和时尚。他们获得了成功，从此地墓中出土物即可得到证明。 (158) 南俄的希腊化文化成分，有一部分是塞种人（Sakas）和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s）从巴克特里亚转手而来。在希腊化文化影响下，当地的艺术品涉及当时的宗教主题。在库班（Kuban）地区发现的金属饰物上就有一希腊化的命运女神的形象。 (159)
努比亚（Nubia）是托勒密埃及的贸易伙伴之一，来往较多。公元前2世纪的西蒙尼德（Simonides）在努比亚都城麦罗埃（Meroe）居住了五年，写了一本介绍埃塞俄比亚的书。 (160) 后期希腊化的青铜雕像中，就有一名为“努比亚小孩”， (161) 由此可见文化上的联系。阿拉伯地处希腊化世界南路通商要道，与埃及、塞琉古王国相邻，商业上的来往是肯定的，但文化上的影响是模糊不清的，我们只知道南阿拉伯的统治者曾模仿塞琉古朝和托勒密朝的货币。 (162)
至此，希腊化文化的整体发展过程和大致轮廓可以说粗线条地勾勒出来了，但这只是考察的第一步。我们的任务不只是描绘图景，而是要对这一文化图景进行综合分析，寻求其总体结构上的基本特点。
(1) 也可意译为：罗马人军事上征服了希腊，但却被希腊的文化所征服。英译文见Horace，Satires，Epistles and Ars Poetica，“To Augustus”，in Epistles. II. 1. 156，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E. Bennet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2) W. W. Tarn，Hellenistic Civilisation，p.2；科尔宾斯基等：《希腊罗马美术》，严摩罕译，第163页。
(3) 关于亚历山大的建城数目说法不一。普鲁塔克认为他建了70多个（Plutarch，“On the Fortune or the Virtue of Alexander，”Moralia 328E，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Frank Cole Babbitt et al，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现代学者有人认为实际数目可能是其半数（John Boardman，Jasper Griffin，Oswyn Murray，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Classical Worl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321）。沃尔班克估计可能是20个（F. W. Walbank，The Hellenistic World，p.43）。塔恩认为70个以上是夸张，16个或17个是肯定的，还有一个或两个以上也许是可能的，另外还有一些数字不确的殖民地（W. W. Tarn，Alexander the Great，I. Narratives，p.133）。【补注】关于亚历山大建城，参见杨巨平：《远东希腊化文明的文化遗产及其历史定位》，《历史研究》2016年第5期，第129—133页，以及本书第四编第二章。
(4) 见Arrian，Anabasis of Alexander，3.1，5，16，25；5. 20，29；7. 14；8. 36，42；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P. A. Brun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5) Arrian，Anabasis of Alexander，4.19-20；7.4.
(6) 参见A. B. Bosworth，“Alexander and the Iranians”，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Vol. 100，Centenary Issue（1980），pp. 1-21.吴于廑先生也指出：“如果说亚历山大相信在汪洋大海的亚洲人中，有上万的马其顿人和东方的妇女结婚就可以产生混合的种族，那似乎是太天真了”，他认为亚历山大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东方的风教习俗由于娶东方妇女为妻而渗进马其顿将士的日常生活，有可能缩小他和部下的矛盾。见吴于廑：《略论亚历山大》，《历史教学》1956年第10期，第16—20页。
(7) P. A. Brunt，“The Aims of Alexander，”Greece and Rome，Vol. 12，No. 2，Oct.，1965，p. 213.
(8) Arrian，Anabasis of Alexander，7. 6，12，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P. A. Brun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lutarch，Alexander，47.3，71.1，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Bernadotte Perri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9) 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17. 67.1，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 H. Oldfather et al，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10) Arrian，Anabasis of Alexander，3.1，3-4，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P. A. Brun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11) 【补注】这是塔恩的推理。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24年派人到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宣布希腊各个城邦要接受流亡者。（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18. 8. 2-5，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 H. Oldfather et al，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但这个命令有违他誓言遵守的科林斯同盟盟约，即盟主不得干涉各城邦内部事务。于是，他可能先是要求各邦承认他的神化，然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以神的名义发布有违盟约的命令。（W. W. Tarn，Alexander the Great，II. Sources and Studi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48，p.370.）雅典演说家德谟斯梯尼在公民大会上说，如果亚历山大愿意，就可以承认他是宙斯和狄奥尼苏斯之子，就可以给他立像。（Hypereides，Against Demosthenes，VII，col.31，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J. O. Burt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塔恩将此作为亚历山大要求希腊城邦承认他神化的证据，但他也对此话是否必然出自德谟斯提尼之口表示怀疑。（W. W. Tarn，Alexander the Great，I. Narratives，p.114 n.1.）
(12) G. B. Botsford，Hellenic History，4th ed.，p. 339.参见Arrian，Anabasis of Alexander，7. 19.
(13) Plutarch，Alexander，27.6.
(14) Plutarch，Alexander，65. 1-4，69. 3-4.；Arrian，Anabasis of Alexander，7.2-3.
(15) 他跟随哲学家阿那克萨库斯（Anaxarchus，约公元前380—约前320年）参加了亚历山大的远征，所以才能在印度与裸体智者见面。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9.61（“Pyrrho”），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R. D. Hick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8.参见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7卷《希腊的衰落》，幼狮翻译中心编译，第270页。
(16)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7卷《希腊的衰落》，幼狮翻译中心编译，第249页。
(17) C. B. Welles，Alexander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p.180.
(18) 斯蒂芬—F—梅森：《自然科学史》，第38页。
(19) 保罗·佩迪什：《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蔡宗夏译，第83、76、74—75页。阿里安的《印度志》（Indica）就主要依据尼阿库斯、亚里斯托布鲁和奥内西克里特提供的材料写成的。
(20) 保罗·佩迪什：《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蔡宗夏译，第90页。
(21) 参见Arrian，Indica.
(22) Arrian，Anabasis of Alexander，1. 1-2.
(23) 此书从公元2世纪到中世纪出现了一系列版本。F. W. Walbank，The Hellenistic World，pp.16-17.
(24) 塔恩自称他的观点是一个思想，三个方面：人类兄弟关系、人类统一、民族平等。三者各有重点但有内在的紧密联系。其核心思想就是“Homononia”，和谐，即人类同心，和谐共处。W. W. Tarn，Alexander the Great，Ⅱ，Sources and Studies，pp. 399-400.
(25) Plutarch，Alexander，27.6.塔恩就是据此引申出了人类的兄弟关系。见W. W. Tarn，Alexander the Great，vol. Ⅱ，Sources and Studies，p.435.
(26) Arrian，Anabasis of Alexander，7.11；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李活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37页。
(27) Aristotle，Politics，1252b，5-10，1255a25-30，1285a20，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 Rackha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5、15—16、159页。也见Strabo，Geography，1. 4.9.
(28) 罗素显然接受了塔恩的观点，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80页。
(29) R. L. Fox，Alexander the Great，p. 429.
(30) E. Badian，“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Unity of Mankind，”Historia：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Vol. 7，No. 4（Oct.，1958），pp. 425-444.
(31) P. A. Brunt，“The Aims of Alexander”，Greece and Rome，Vol. 12，No. 2，Oct.，1965，pp. 205-215.
(32) 当然二人对理想城邦的设计并不完全一致，但总的来看，都对现实的城邦现状不满，都在为理想的城邦勾勒蓝图，他们的思考并没有超出希腊城邦的范畴。详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
(33) 此词生僻，曾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出现过（
，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4.128，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harles Forster Smith，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6），此处的意思是指把违约同盟者的辎重（baggage）顺手牵羊，据为己有。但在提奥弗拉斯图这里，却是指通过亲属关系（kinship）或者友谊，或者二者将人类凝聚在一起（promoting 
）。参见W. W. Tarn，Alexander the Great，Ⅱ，Sources and Studies，p.427，
(34) W. W. Tarn，Alexander the Great，Ⅱ，Sources and Studies，p.427.
(35) W. W. Tarn，Alexander the Great，Ⅱ，Sources and Studies，pp.429-430.
(36) 关于希腊化时期的战争，有一学者认为，战争是有的，但那是王朝间的战争，而且战争并未触及希腊化文化的中心，因此文化活动并没有受到遏制，甚至商业也很少受到影响。参见Henry C. Boren，The Ancient World：A Historical Perspective，New Jersey：Prentice Hall，1986，p. 212.
(37) M. Cary，A History of the Greek World from 323-146 B.C.，p.244.
(38) Appian，Roman History，11.57，with an English translated by Horace Whit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当然，阿庇安这里不可能列举所有的塞琉古王朝新建的城市，总数应该在此之上。参见John Boardman，Jasper Griffin，Oswyn Murray，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Classical World，p.321；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7卷《希腊的衰落》，幼狮翻译中心编译，第173页。
(39) 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缪灵珠译，第511页。
(40) C. B. Welles，Alexander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p.205.
(41) Marcus Aurelius，The Communings with Himself，6.47，A Revised Text and A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by C. R. Haines，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16.
(42) 【补注】提秀斯在捕获马拉松公牛的路上，到一位老妇的棚屋避雨。老妇发誓，如果提秀斯能够成功，她一定向宙斯献祭。当提秀斯返回后，老妇已经死去。他后来设立一个以老妇命名的Hecale德莫（Deme）以作纪念。
(43) 【补注】贝蕾妮斯是托勒密三世的新婚王后，她把自己的一绺头发献给神庙，求神保佑她出征叙利亚的丈夫平安归来。但托勒密三世得胜回朝的第二天，头发就不见了。宫廷天文学家科农（Conon）解释说，它已经上升到天空，变成了一个新的星座。现在这个星座称为“后发星座”（Coma Berenices）。
(44) C. B. Welles，Alexander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p.206.
(45) C. B. Welles，Alexander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p.205.
(46) W. W. Tarn，Hellenistic Civilisation，p.274.
(47) W. W. Tarn，Hellenistic Civilisation，p.279.【补注】关于该诗文的原文翻译和寓意，参见杨巨平：《古希腊罗马犬儒现象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1—165页。此书内容已收入本书第三编。
(48) W. W. Tarn，Hellenistic Civilisation，p.272.
(49) M. Cary，A History of the Greek World from 323-146 B.C.，p. 329.【补注】关于这位悲剧家到底是南意大利利基翁（Rhegium）还是优比亚岛（Euboea）卡尔西斯（Chalcis）的Lycophron，学术界有争议。参见Simon Hornblower and Antony Spawforth，edited，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Fourth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Lycophron”（pp.870-871）。但遗憾的是，该词条并未涉及这部悲剧。只有一部Cassandreis似乎有关，但不知其主题。
(50) 关于分期，据威尔斯，公元前362年旧喜剧结束，中喜剧最迟到公元前3世纪的前几十年结束，而以米南德、菲力门为代表的新喜剧则从公元前326年开始。中、新喜剧在时间上有一段是重合的。C. B. Welles，Alexander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p. 202.
(51) C. B. Welles，Alexander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p.202.
(52) C. B. Welles，Alexander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pp.202—203.
(53) J. B. Bury，et al.，The Hellenistic A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5，pp.58-62.
(54) 关于拟剧的人物形象，参见M. Rostovtzeff，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Vol. I. pL. 31.3；33.1，3-4.
(55) J. B. Bury，et al.，The Hellenistic Age，p. 64.
(56) M. Cary，A History of the Greek World from 323-146 B.C.，p. 333.
(57) C. B. Welles，Alexander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p.178.
(58)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7卷《希腊的衰落》，幼狮翻译中心编译，第238页。
(59) M. I. Finley，ed.，The Legacy of Greece，Oxford：Clarendon Press，1981，p. 397.
(60) 科尔宾斯基等：《希腊罗马美术》，严摩罕译，第173页。
(61) 当哲学家斯提尔波（Stilpo，约公元前380—前300年）访问雅典时，人们放下工作，争相一睹其风采。提奥克里图斯吸引了200多个学生听他的讲演。John Boardman，Jasper Griffin，Oswyn Murray，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Classical World，p.366.
(62) John Boardman，Jasper Griffin，Oswyn Murray，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Classical World，p.366.
(63) 【补注】犬儒派后来成为笔者博士论文的主题，详见杨巨平：《希腊罗马犬儒现象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关于这三位犬儒派人士，详见该书第15—16、74—78页。（此书内容收入本书第三编）
(64) 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第297页。
(65) 用斯多亚学派主要人士克吕西普（Chrysippus，约公元前279—前206年）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聪明人“愿意登上王位，由此而发财——如果他本人不能成为国王，他应与国王一起生活，与国王共赴战场”。John Boardman，Jasper Griffin，Oswyn Murray，ed.，The Ox ford History of the Classical World，p.372.
(66) 他本人身体力行，临死前虽遭疾病折磨，仍很快乐。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的快乐就在于对我们过去谈话的回忆之中”。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10.22（“Epicurus”），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R. D. Hick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8.
(67) John Boardman，Jasper Griffin，Oswyn Murray，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Classical World，p.372.
(68) 卡里认为“希腊化时期的历史学著作数量远远超过了古典时代”。M. Cary，A History of the Greek World from 323-146 B.C.，p.333.
(69) Moses Hadas，Hellenistic Culture：Fusion and Diffusion，pp.121，87.
(70) M. Rostovtzeff，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World，Vol. I，The Orient and Greece，p.389.
(71)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7卷《希腊的衰落》，幼狮翻译中心编译，第226页。
(72) M. I. Finley，ed.，The Legacy of Greece，p. 334.
(73) M. Cary，A History of the Greek World from 323-146 B.C.，p.325.
(74) M. I. Finley，ed.，The Legacy of Greece，p.176；W. W. Tarn，Hellenistic Civilisation，pp. 233，287.
(75) W. W. Tarn，Hellenistic Civilisation，p.283.
(76) M. Cary，A History of the Greek World from 323-146 B.C.，p.367.
(77) M. Cary，A History of the Greek World from 323-146 B.C.，p.368.
(78) M. Cary，A History of the Greek World from 323-146 B.C.，p.369.【补注】关于希腊化时期的王权神化、国王崇拜，参见杨巨平：《试析“希腊化”时期君主制的形成及特点》，《山西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第71—77页；《希腊化时期的君主制统治》，载施治生、郭方主编：《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33—252页。
(79) Moses Hadas，Hellenistic Culture：Fusion and Diffusion，p.183.
(80) W. W. Tarn，Hellenistic Civilisation，p.432.
(81) 这种命运观明显影响了公元前2世纪的历史家波里比乌斯。M. I. Finley，ed.，The Legacy of Greece，p. 163.
(82) C. B. Welles，Alexander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p.185.
(83) 这一点将在本编第三章谈到。
(84) C. B. Welles，Alexander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p.188.当然，这多是后人的分类。但当时的科学发展状况提供了划分的基础。
(8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18页。
(86) F. W. Walbank，The Hellenistic World，p.207.
(87) 参见F. W. Walbank，The Hellenistic World，p.208；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吴文藻等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08页。
(88) 塔恩说他计算出的地球周长是252000斯塔德（stades），可换算为24662英里，但真正的周长是24857英里。W. W. Tarn，Hellenistic Civilisation，p.302.
(89) W. W. Tarn，Hellenistic Civilisation，p.303.
(90) 保罗·佩迪什：《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蔡宗夏译，第88页。
(91) W. W. Tarn，Hellenistic Civilisation，p.297.
(92) W. W. Tarn，Hellenistic Civilisation，p.296.
(93)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7卷《希腊的衰落》，幼狮翻译中心编译，第264页。
(94) W. W. Tarn，Hellenistic Civilisation，p.348.
(95) F. W. Walbank，The Hellenistic World，p.190.
(96)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7卷《希腊的衰落》，幼狮翻译中心编译，第265页。
(97) 参见C. B. Welles，Alexander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Toronto：A. M. Hakkert，1970，p.186.
(98) C. B. Welles，Alexander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p.188.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7卷《希腊的衰落》，幼狮翻译中心编译，第263页。
(99) 【补注】关于这件雕塑的时间学界说法不一，但也有一些共识，即这是纪念海战胜利之作，是希腊化时期的作品，此像可能制作于公元前305年。据说是“围城者”德米特里（Demetrius，“Poliorcetes”，公元前337—前283年）为纪念他在海战中击败托勒密一世而作。也可能制作于公元前2世纪初，罗德斯人以此纪念他们打败安条克三世舰队的胜利。目前后一种说法比较流行（也是雕塑陈列地卢浮宫的权威说法），但也有质疑。我们期待有新的结论。
(100) M. Cary，A History of the Greek World from 323-146 B.C.，p.379.
(101) 卡利马库斯是否担任过图书馆馆长难以肯定，但塔恩认为，这是有可能的，并将他的任期安排在泽诺多德斯和阿波罗尼乌斯之间。W. W. Tarn，Hellenistic Civilisation，p.270.
(102)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7卷《希腊的衰落》，幼狮翻译中心编译，第210页。
(103)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7卷《希腊的衰落》，幼狮翻译中心编译，第169页。
(104) 保罗·佩迪什：《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蔡宗夏，第101页。
(105) Strabo，Geography，2. 3. 6.在他之前，埃拉托斯托尼已提出，从伊比利亚（Iberia，今西班牙）出发，向西可直达印度（Strabo，Geography，1. 4. 6）。参见W. W. Tarn，Hellenistic Civilisation，pp.303，305。
(106) M. Cary，A History of the Greek World from 323-146 B.C.，p.348.
(107) M. Cary，A History of the Greek World from 323-146 B.C.，p.337.
(108) W. W. Tarn，Hellenistic Civilisation，p.121.
(109) W. W. Tarn，Hellenistic Civilisation，p.346.
(110) C. B. Welles，Alexander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p.199.
(111) C. B. Welles，Alexander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p.199.
(112) 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二卷上册，北京翻译社译，第476页。
(113) 这些地区也有区别。严格说，巴克特里亚、印度西北部，甚至远到恒河一带，都曾在希腊人控制之下。由于帕提亚在伊朗高原的崛起，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和后来的印度—希腊人王国与东地中海地区分隔，此地的希腊人未能参与希腊化主体文化的创造，所以，尽管远东以巴克特里亚和印度西北部为中心构成了一个“次希腊化文化圈”，这里还是把它列入希腊化文化的外圈。【补注】但事实上塞琉古王国一直在设法挽回对远东地区的控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的希腊人王国一直存在到公元前后。印度—希腊人一方面坚持自己的希腊性，另一方面，主动与当地的文化结合。他们在印度发行的希印双语币就是很好的证明。而且正是由于巴克特里亚—印度希腊人王国的存在，远东希腊化文明圈才得以形成。详见杨巨平：《希腊化还是印度化——“Yavanas”考》，《历史研究》2011年第6期，第134—155页；《远东希腊化文明的文化遗产及其历史定位》，《历史研究》2016年第5期，第127—143页。也见本书第四编第二章。
(114) 二十四所高等院校编：《外国文学史》（第一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6页。
(115) 他在书中首次推算出罗马建城于“第八次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第一年”，即公元前747年，也可见希腊纪年传统对罗马的影响。
(116) E. S. Gruen，The Hellenistic World and the Coming of Rome，Vol. I，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 258.
(117) J. B. Bury，et al.，The Hellenistic Age，p.56.
(118) 缪朗山：《西方文艺理论大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12页。
(119) Moses Hadas，Hellenistic Culture：Fusion and Diffusion，p.254.
(120) 缪朗山：《西方文艺理论大纲》，第109页。
(121) F. W. Walbank，The Hellenistic World，p.248.
(122) M. Cary，A History of the Greek World from 323-146 B.C.，p.317.
(123) M. I. Finley，ed.，The Legacy of Greece，p.172.
(124) F. W. Walbank，The Hellenistic World，p.248.
(125) F. W. Walbank，The Hellenistic World，pp.248-249.
(126) 其实，对亚历山大的个人崇拜早已有之，后来罗马皇帝的官方崇拜即来源于此。W. W. Tarn，Alexander the Great，I. Narratives，p. 146.
(127) M. H.鲍特文尼克等编著：《神话词典》，黄鸿森、温乃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5页。
(128) M. H.鲍特文尼克等编著：《神话词典》，黄鸿森、温乃铮译，第191页。
(129) Moses Hadas，Hellenistic Culture：Fusion and Diffusion，p.189
(130) M. Cary，A History of the Greek World from 323-146 B.C.，p.355.
(131) 见W. W. Tarn，Hellenistic Civilisation，p.1。塔恩还说过：“那个教育了罗马的希腊就是亚历山大所创造的希腊化世界。”（W. W. Tarn，Alexander the Great，I. Narratives，p 146.）卡里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说：“一般认为，罗马是希腊的学生，但人们经常忘了是希腊化的希腊而非古典的希腊，才是罗马的真正老师。”（M. Cary，A History of the Greek World from 323-146 B.C.，p.375）
(132) M. I. Finley，ed.，The Legacy of Greece，p.432.
(133) 科尔宾斯基等：《希腊罗马美术》，严摩罕译，第221页。
(134) M. I. Finley，ed.，The Legacy of Greece，p.433.
(135) 关于巴克特里亚的历史地位，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塔恩把巴克特里亚—印度的欧泰德姆斯王朝（Euthydemids）视为与塞琉古（Seleucids）、托勒密（Ptolemies）、安提柯（Antigonids）、阿塔利（Attalids）并列的王朝。他认为：不论在任何方面，或是在统治的范围上或是在他们试图所作的一切上，它都要比先后处于埃及和罗马庇护之下的阿塔利王朝重要得多。（W. W. Tarn，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1，“Introduction”，p. xx）。但纳拉因认为希腊—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王国孤悬远东，与中东的希腊化国家早已分道扬镳，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希腊人在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统治并未像他们在叙利亚和埃及那样，能够从亚历山大起一直延续下来，而是中间插入了一个孔雀王朝。因此，“印度希腊人（Indo⁃Greeks）的历史是印度史的一部分，而不是希腊化国家历史的一部分。”（A. K. Narain，Indo⁃Greeks，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57，“Introduction”，p.11）Arrian，Anabasis of Alexander，4. 22.
(136) Arrian，Anabasis of Alexander，4. 22.
(137) 【补注】关于这些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国王的在位年代和统治范围，参见O. Bopearachchi，Monnaies gréco⁃bactriennes et indo⁃grecques，Catalogue Raisonné，Paris：Bibliothèque Nationale，1991，p. 453（Tableau 5）.
(138) 关于阿伊·卡努姆的材料来自F. W. Walbank，The Hellenistic World，p.60；R. L. Fox，Alexander the Great，p.482；John Boardman，Jasper Griffin，Oswyn Murray，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Classical World，pp.340，343.【补注】这是当时所能见到的关于这一遗址的最新资料。距离1978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发掘被迫中止近10年。应该说，西方学者的反应还是很快的。笔者对这一遗址的进一步了解及其历史价值的认识是在读了法国考古队负责人P.伯纳德的两篇专题文章之后。详见杨巨平；《阿伊·哈努姆遗址与希腊化时期东西方诸文明的互动》，《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第96—105页。2013—2014年间，笔者在哈佛大学希腊研究中心看到了已经公开发表的考古报告，扫描了部分内容。与笔者有多年良好合作关系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波比拉赫奇（Osmund Bopearachchi）教授和勒里什（Pierre Leriche）教授，都曾参与了对该遗址的发掘，后者还是发掘报告第五卷的撰稿人。通过他们的著作和介绍，笔者对该遗址的了解又加深了一步。2018年，阿富汗出土文物宝藏在故宫博物院展出，笔者终于亲眼看到了出自该遗址的实物，对该遗址的希腊化性质有了立体、直观的感觉。笔者的结论是，尽管其中有不少明显的东方或地方因素，但希腊化因素终究还是占主流地位，该遗址应是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的东都，是一个典型的希腊化城市。
(139) M. Rostovtzeff，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p.546.
(140) Strabo，Geography，11.11.1.
(141) 纳拉因认为Seres可能初指疏勒，后来指整个中国。A. K. Narain，Indo⁃Greeks，p.171。【补注】笔者后来对此二地所指做过一点考证，详见：《亚历山大东征与丝绸之路开通》，《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150-161页。收入本书第四编。
(142) M. Cary，A History of the Greek World from 323-146 B.C.，p.316.【补注】关于印度—希腊人与中国的关系，《汉书·西域传》有关罽宾的记载与此有关。但如何把中文资料提到的罽宾国王乌头劳和容屈王子阴末赴与当地的印度—希腊人国王Hermaeus和印度—斯基泰人国王Spalyris或Spaliris的关系搞清楚，至今是个学术难题。塔恩和纳拉因对此也有论述，但二人在具体的人物认同上意见分歧。见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3884—3887页；W. W. Tarn，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1，pp.339⁃342，418，469⁃473；A. K. Narain，Indo⁃Greeks，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57，pp. 154-155。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逐步提出了自己观点，详见杨巨平：《希腊化还是印度化——“Yavanas”考》，《历史研究》2011年第6期，第134—155页；《两汉中印关系考——兼论丝路南道的开通》，《西域研究》2013年第4期，第1—12页；《传闻还是史实——汉史记载中有关西域希腊化国家与城市的信息》，《西域研究》2019年第3期，第23—35页。
(143) R. L. Fox，Alexander the Great，pp.482，483，494-495.福克斯认为这些希腊人“对佛教的皈依是十分可能的”，“希腊人佛教徒并非不普遍”。
(144) R. L. Fox，Alexander the Great，p.494.【补注】现知共有三位印度的神出现在印度—希腊人国王阿伽托克勒斯（Agathocles，约公元前190—前180年）和潘塔勒翁（Pantaleon，约公元前190—前185年）的钱币上，其一是男性神大力罗摩（Samkarsana），其二是黑天（Vasudera⁃Krishna，克利须那），其三是肥沃和丰饶女神拉克希米（Lakshmi，也译“吉祥天女”）。详见O. Bopearachchi，Monnaies gréco⁃bactriennes et indo⁃grecques，Catalogue Raisonné，Pl. 7（Agathocle，serie 9-10），9（Pantaleon，serie 6）.
(145) J. M. Cook，The Greeks in Ionia and the East，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62，p.166.
(146) 这段话载于佛经《那先丘比经》和巴利文《弥兰陀王问经》，见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75页。【补注】关于汉译本，详见《大正新修大藏经·论集部》全第32卷No.1670（A，B）。关于米南德皈依佛教问题，笔者已有专文论及，详见《弥兰王还是米南德？——〈那先比丘经〉中的希腊化历史信息考》，《世界历史》2016年第5期，第111—122页。
(147) 关于犍陀罗艺术出现的时间，学界争议很多，有两种基本观点。一种认为是在贵霜帝国时形成；一种认为是在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统治印度西北部之时，格鲁塞、卡里持此观点。见R.格鲁塞：《从希腊到中国》，常书鸿译，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第27页；M. Cary，A History of the Greek World from 323-146 B.C.，p.316。我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但不否认第一种观点。前者是形成，后者是起源，二者不可偏废。
(148) R.格鲁塞：《从希腊到中国》，常书鸿译，第28、30页；Moses Hadas，Hellenistic Culture：Fusion and Diffusion，p. 231；又见雷海宗编：《世界上古史》，第59页；【补注】雷海宗著、王敦书整理：《世界上古史讲义》，中华书局，2012年，第54页。
(149) Moses Hadas，Hellenistic Culture：Fusion and Diffusion，pp.230-231.
(150) 汤因比把它称为“亲希腊帝国”（Philhellene Empire），认为它是希腊文化的“保护者、赞助者”。Arnold J. Toynbee，Hellenism：The History of A Civiliz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p.183.【补注】关于帕提亚人与希腊化文化的关系，详见杨巨平：《帕提亚王朝的“爱希腊”情结》，《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第180—201页。
(151) W. W. Tarn，Hellenistic Civilisation，p.161.
(152) R. L. Fox，Alexander the Great，pp.492-493.
(153) R. L. Fox，Alexander the Great，p.490.
(154) W. W. Tarn，Hellenistic Civilisation，p.170.
(155) M. I. Rostovtzeff，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pp. 592-593.
(156) R. L. Fox，Alexander the Great，p.492.
(157) Plutarch，Crassus，33.
(158) M. I. Rostovtzeff，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p.641.
(159) M. I. Rostovtzeff，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pp.546，600；plate LXVⅢ.
(160) M. Cary，A History of the Greek World from 323-146 B.C.，p.326
(161) 科尔宾斯基等：《希腊罗马美术》，严摩罕译，图片136乙。
(162) 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二卷上册，第4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