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本课题“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从学科门类来看，属于世界史，从时间上看，属于世界古代史，但从研究范围看，涉及两个不同的领域：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但为什么两个看似不同的研究领域会出现交集，会有联系，能够组成一个研究的专题，其中有着历史的必然。

希腊化文明从欧亚大陆文明格局而言，属于在波斯帝国原有地域基础上形成的又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文明。从地中海世界而言，它是介于希腊古典文明与罗马帝国文明之间的一个文明，也可以说是从古希腊的城邦时代向罗马帝国时代过渡的一个文明。从古希腊史而言，它是古希腊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它的最后辉煌阶段。但上述说法似乎都有其不太准确之处。因为对于波斯帝国而言，亚历山大率领的希腊—马其顿人是侵略者，是征服者。在比原来波斯帝国领土还要扩大的基础上（至少加上了希腊半岛本土和波斯帝国后期已经失去实际控制的犍陀罗地区）建立的帝国，形成的文明，显然不可能是波斯帝国或波斯文明的延续。从地中海世界看，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建立的这个世界的主体是在亚洲，远到中亚的兴都库什山和印度河。这个在东方大地上形成的文明很难说是地中海文明的组成部分，是从希腊城邦文明到罗马帝国文明之间的过渡。从古希腊史而言，亚历山大东征固然可以是希腊历史的一部分，但把他之后延续达三个世纪之久的希腊—马其顿人在东方的统治视为希腊史的延续也与历史事实不符。这时的希腊本土实际上成了希腊化世界的边缘，而且公元前2世纪中期就被罗马征服，成了罗马的行省。西方有的学者为了弥合这一缺陷，就把希腊化时代的下限定于罗马推翻希腊本土安提柯王朝之年，即公元前168年，或者定于公元前146年科林斯的陷落。因此，在梳理本课题的学术史之前，首先应该对希腊化文明的时间及其存在的地理范围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界定。

所谓的“希腊化”（‘Ελληνζω）一词， 在“他者文化”东方语境中的最早出现，是在公元前3世纪托勒密二世在位时组织编译的希腊语《圣经》中，其意是指非希腊人说希腊语，过希腊人的生活，也就是指犹太人的希腊化。但将此词赋予一个时代，则始于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1808—1884）。他在煌煌三大卷《希腊化史》（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汉堡，1836—1843）中首次使用“Hellenismus”来描述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们创立的这个时代。在德罗伊森看来，这是世界历史上一个最为重要的发展时期。正是由于亚历山大对东方的征服，“希腊的统治和文化扩展到了那些曾经拥有辉煌文化但业已衰落的民族当中”， (2) 从而最终导致了革命性的世界宗教——基督教的产生。 (3) 他的“Hellenismus”一词，既是指这个时代，更是指这一时期希腊文化的传播及其与东方文化的融合。这个词一出现，就被学术界所接受。但由于英语中“Hellenism”更多的是指古典时代的希腊文化特征，后来就用另外一个形容词“Hellenistic”作为对希腊化时代的专用称谓。现在通行于英语世界的“Hellenistic Civilization”翻译成中文就是“希腊化文明”。强调时代的“Hellenistic Age”（希腊化时代）和强调地域的“Hellenistic World”（希腊化世界）都是由此而来。我国学术界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对“希腊化”这样的说法除个别外，总体上不太认同，有的教科书上把这一段称为“后期希腊时代”。这可能与当年的特定社会政治背景有关。80年代以后，国内学术界与国际接轨，普遍采用了“希腊化”这一术语。但名称的统一并不等于问题的解决。在这个时代的时间起止上、这个文明的性质上、这个世界的构成上，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

现在一般通行的观点是把亚历山大之死（公元前323年）视为希腊化时代的开始，言外之意亚历山大帝国的历史仍然属于古希腊史的范畴。希腊化时代的下限一般定于公元前30年埃及沦入罗马帝国之手，最后一个希腊化王国灭亡之时。这样的划分能否成立，主要取决于如何给希腊化时代定性。如果把它看作一个希腊文明与东方文明大碰撞、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那实际上从亚历山大踏上亚洲大地的那一刻起，这样的进程就开始了。因此，亚历山大东征开始之年——公元前334年就可以视为希腊化时代的开始。亚历山大一路上不断被东方的文化传统所吸引，先是去拜谒埃及的阿蒙神庙，将自己视为“阿蒙—宙斯”之子，后来又接受波斯的宫廷礼仪，并要部下给他行跪拜礼。他任命波斯人担任总督，将波斯人纳入自己的军队，倡导与当地妇女通婚，当然这些东方化或波斯化的做法引起了部下不满，但表明他在坚持希腊文化正统地位的同时，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统治政策。这些东方化的政策与其说是对东方文化的接受，不如说是统治异族的需要。亚历山大一路上建立了多达数十个（具体数目学术界有争议）以他命名或由他命名的希腊式城市，标志着希腊化世界城市化运动的开启。这些城镇后来有相当一部分都成了丝路重镇，成了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中心。罗马对托勒密埃及的征服就地中海世界的历史而言，确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远在印度西北部的印度—希腊人小王国一直存在到公元1世纪初。此后，可能还有一些希腊人、罗马人从罗马的东方通过海路前往印度经商。犍陀罗艺术兴盛于公元后的贵霜帝国时期，应该与这些希腊人、罗马人的存在与影响有关。因此，希腊化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形态在公元后的欧亚大陆确实不复存在，但文明的影响不会中断，文明的遗产还在传播延续。像希腊语、希腊式钱币、希腊的艺术、希腊人原来建立的城市，都还在西亚、中亚、印度长期存在，或被利用，或模仿，或改造，或发展。所以，就希腊化时代而言，公元前后作为它的结束和下限是成立的，但就希腊化文明的影响而言，它的影响可以说一直延续到公元七世纪阿拉伯帝国的崛起。

“丝绸之路”（Die Seidenstrasse）一词也是德国学者首先提出的。 (4) 1877年，李希霍芬（Baron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在其所著的《中国：亲历与研究》第一卷中，把马其顿商人所走过的从幼发拉底河到石塔这一段路程称为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n）之一的西段。 (5) 此词后来被广泛接受，用来指代横贯欧亚大陆、沟通中国到地中海的东西方交通要道。但“丝绸之路”何时形成，学界有各种说法。一般认为，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标志着丝绸之路的全线贯通。但也有学者指出，中国的丝绸早就通过草原之路传到欧洲，此前还应有一条“草原丝绸之路”。但实际上，所谓“草原丝绸之路”即使存在，也是时断时通，丝绸的西传主要依靠欧亚大陆游牧民族之间的不断转手来实现，而且他们是以掳掠、战争为获得丝绸的主要手段。丝绸作为一种馈赠品或贸易交换物，大规模地西传是在张骞之后出现的。因此，本课题所说的丝绸之路始于张骞通西域之时。也就是从此时起，丝绸之路与希腊化文明或希腊化世界发生了直接的联系。但事实上，两个世纪之前的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希腊化世界的形成，早就奠定了后来丝绸之路的基础。波斯帝国时期，从地中海到印度的道路已经连通。亚历山大就是沿着这条路线一路征服到印度，并从印度河南下，分兵海陆两路沿阿拉伯海岸回到波斯湾。这说明，当时从地中海到印度的海陆两路都是存在的。亚历山大死后，各希腊化王国虽然呈鼎立对峙之势，但它们之间是相通的。即使远在中亚腹地的兴都库什山下的希腊式城市遗址，考古学家也发现了一位希腊人不远万里从德尔斐神庙带来的人生格言和来自地中海地区的尖底双耳罐（amphora）。正是希腊化世界道路系统的存在，使得张骞一旦进入阿姆河流域，就意味着从中国到地中海的联系得以沟通，同时也决定了未来丝路的基本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亚历山大在丝绸之路的开通上发挥了与张骞同样重要的历史作用。

从公元前2世纪末到公元前后，虽然希腊人在中亚、西亚的统治逐渐萎缩，但丝路所经过之处，都是原来希腊人的控制之地，希腊化文明的遗产随处可见。张骞两次出使西域，首次带回了包含希腊化文明的信息。公元之后，贵霜、帕提亚和罗马的东方在原来希腊化世界的废墟上并立崛起，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希腊化文明的遗产。丝绸之路的延续意味着这些希腊化文明遗产影响的传播和扩大，丝路沿线各国发行的具有希腊化特征的钱币，各地区出现的具有希腊化文化因素的佛教犍陀罗艺术特征的雕塑、壁画，以及仍然流行于丝路中心地带的希腊文字，都是这种希腊化遗产传播和影响的证明。因此，不论从丝路的开通，还是从丝路经过的地区和丝路传递的文化信息来看，希腊化文明或希腊化世界及其遗产都与丝绸之路有着一种必然的、内在的、不绝如缕的联系。可以这么说，没有早已存在的希腊化世界，从中国到地中海的丝绸之路的全面贯通不可能在汉武帝和张骞的时代得以实现，中国文明与希腊文明也就不可能首先在中亚相逢，如果没有丝绸之路，希腊化文明的遗产也就不可能在以中亚为中心的地区传播、接受、改造、模仿，并最终传至遥远的中国，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之中。

因此，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二者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是通过哪些方式体现出来的，它对世界历史的进程，尤其对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作用，作为丝路的起点和欧亚大陆的东端，古代中国在这种文明互动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尤其是这种关系对于我们今天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古代丝路沿线所经过的现代国家、民族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能够提供哪些启示和借鉴，就成为本课题关注的重点。所以，本课题的时间上限起自公元前334年肇始的亚历山大时代，下限止于公元7世纪萨珊帝国的灭亡，大致相等于中国的秦汉到隋唐之际。

(1) 本课题已经结项，6卷本的《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预计2024年出版。此文将作为本丛书《序言》的主体部分。

(2) Johann Gustav Droysen，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Geschichte Alexanders des Grossen，Gotha：Friedrich Andreas Perthes，1877，p. 3.

(3) P. Cartledge，P. Garnsey & E. S. Gruen，eds.，Hellenistic Constructs：Essays in Culture，History，and Historiography，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pp. 2-3；Johann Gustav Droysen，History of Alexander the Great，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Flora Kimmich，Philadelphia：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2012，“Preface”by G. W. Bowersock，p. Ⅷ.

(4) 不过，现在有学者撰文认为丝绸之路的最早提出者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李希霍芬，而是在他之前的德国地理学家卡尔·李特尔（Carl Ritter，1779—1859），其他一些德国学者也有类似说法，但该文作者也承认真正赋予丝绸之路明确的时间和空间概念（汉代与西域）的第一人还是李希霍芬。详见Matthias Mertens，“Did Richthofen Really Coin‘the Silk Road’？”，The Silk Road，Volume 17（2018）：pp. 1-9.

(5) 李希霍芬这里提到的“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n）是用复数，很显然，在他看来，丝绸之路有多条路线，这些马其顿商人走过的只是其中的一条。Ferdinand von Richthofen，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vol.1，Berlin：Dietrich Reimer，1877，p. 496.关于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发展，详见本课题组成员徐朗博士近些年发表的论文：《“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与拓展》，《西域研究》2020年第1期，第140—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