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内在精神的统一
任何文化不论其形式多么繁杂多样，也不论其内容多么丰富多彩，都是某一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产物。在它们背后深处，都闪烁着这一特定时代的精神。时代精神在文化上是通过具体的形式、内容表现出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回到这个文化的实体上来。
（一） 宗教
希腊化时期的宗教尽管五花八门，多教并立，但它们有主有从，呈现出一种共同的趋向，即向一神教的移动。这种移动是以宗教的混合为起点的。这一点也是始于亚历山大。他既是宙斯、赫拉克勒斯的后裔，又是阿蒙的儿子。在埃及新建的亚历山大里亚也没忘了给伊西斯女神安排一座大庙。他的后继者本来都是荷马式的“英雄”，他们不仅上承希腊狄奥尼苏斯、阿波罗、宙斯、赫拉克勒斯、雅典娜的保护，对下也成了威严赫赫的东方式神王（安提柯王朝除外）。一个民族成了世界的主宰，这个民族的神也就有可能上升为世界的主神， (6) 如果他们的神不能取代被征服地的神，那也要与其等同起来。于是，就出现了含希腊、埃及、巴比伦神祇于一体的萨拉皮斯神，亚历山大推崇的“宙斯—阿蒙神”。伊西斯能在公元前2世纪流传，也是因为它具有吸附包括奥林帕斯（Olympus）神族在内的其他神祇的能力。在她身上，除埃及人外，希腊人、叙利亚人、吕西亚人、色雷斯人都看到了自己民族的神性之所在。安条克一世的王后既资助提洛岛的阿波罗神庙，还在希拉波利斯城（Hierapolis）为叙利亚神阿塔耳伽提斯建庙，也参加了士麦那（Smyrna）地方崇拜埃及神阿努比斯（Anubis）的团体。毫无疑问，她在他们身上看到的仅是一个神的不同形式而已。 (7) 东方地方显贵“也时常使东方熟习的诸神同希腊人的神混为一谈，将伊什塔尔—娜娜同雅典娜、荷鲁斯或荷尔（Horus或Her）同阿波罗、阿娜希塔（Anahita）同阿尔特米斯（Artemis）等同起来” (8) 。这是具有地区，甚至世界意义上的宗教的混合。就是在民间私人崇拜之所内，实用的神，像“繁荣”“财富”“健康”“美”“胜利”等都被赋予人格，成为共同崇拜的对象。这种不同神被置于同一处来崇拜的现象，是宗教混合倾向的证明。 (9)
宗教上的一神教趋向还受到秘教的推动。通过入教仪式，参加者经历了从人到神的体验，自以为神性附体，生死与神同在。一个护佑众生的“神”或“上帝”的观念就会形成。一种秘教的流行就会把这个秘教所崇拜的神带到各地，使其具有普遍的意义。犹太教弥赛亚思想的出现与传播实际上就预示了一神教的到来。
混合主义，一神教的趋向即希腊化宗教的基本特征。宗教的勃兴反映了时代的需要。在一个刀兵纷扰、命运多变的社会里（特别是在公元前2世纪），人们为了求得精神的寄托、心灵的宁静、未来的保证，自然乐意到宗教中寻求出路。民族的多元决定了宗教上的混合，城邦的神祇必然让位于王国、帝国乃至世界的神祇，从个人主义 (10) 出发的宗教之最后的归宿就是宗教的世界主义。
（二） 哲学
较之古典时期，希腊化时期哲学家的目光从遥远的宇宙转向了复杂的人世，从深邃精密的物质精神探讨转向了人在现实中的伦理行为。面对一个新的世界，人们需要哲学上的指导，这就导致了以行为伦理学为特征的希腊化哲学的兴起。虽然大多数人把希望寄托在宗教上，但对于富有知识的人们来说，哲学似乎给了他们更多的理性上的安慰。 (11)
怀疑主义派对现实世界不信任，认为“肯定是得不到的”，主张“享受目前，因为将来还无从把握”。犬儒派干脆高呼“回到自然”的口号，坚持个人自由，自我满足，对社会功利不屑一顾。伊壁鸠鲁派以心灵的宁静、严格的节欲求得快乐的满足。这三派都有一共同的特点，就是脱离现实，弃世、避世或愤世。这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无力抗争的一种表现。固然各个派别会因时因地因人而有变异，但总的特征仍很明显。古典时期个人主义与城邦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融为一体，现在，城邦的屏蔽消失了，个人赤裸裸地暴露于这个陌生的世界之中。城邦时代虽然还能唤起温馨的梦境，但毕竟一去不再复返。新的世界又一时无法适应。内心的苦闷、忧虑，不知所措，无可奈何迫使一部分人退居到生活的帷幕之后，寻求心灵的平静。避世主义即他们的必然之路。
斯多亚派把“自然”与“神”“道德”“善”等同起来，主张人们放弃现实的物质之欲，去追求所谓的理性之美。然而，如此广袤之疆土、如此众多之民族的希腊化世界，又使他们看到新的未来。他们渴望投身政治，去实现真正的“人人皆兄弟”的世界大同主义。这是斯多亚派哲学的积极之处。芝诺的第一部作品就是宣扬“世界国家”的《共和国》。按照他们的说法，理性是人的共同本质属性，人们都属同一宇宙理性的支配，都有同样的起源和命运，所以，人人生而平等，都是兄弟关系。正因为如此，人人都必须自爱而兼爱，从而组成一个“无国家之界，无阶级之分，无主奴之别”的“世界国家”（Cosmopolis，或译“国际城邦”）。 (12) 这种观点很可能受到亚历山大帝国思想和实践的影响。当然，这种理想事实上是办不到的，此派的一位代表人物克吕西普就风趣地说：“这犹如在剧场内，总有一些座位比别的好。” (13)
这样，我们就在希腊化哲学中发现了明显的两极，一个是对现实消极冷淡的避世主义，一个是积极进取的世界主义，前者着眼于个人，后者着眼于人类。斯多亚派力倡后者，但也与前者有不解之缘，这是它折中主义特性的一种表现。
（三） 文学和艺术
现实主义是希腊化时期文学与艺术的共同特点。
昔日城邦文学关心的是社会与人生的重大问题，关心的是城邦的命运、公民的责任，而今这些精神都因城邦时代的逝去而逝去，随之而来的是对个人遭遇和日常生活的关心，因此这时的现实主义作品远不如城邦时代的作品震撼人心。然而，它毕竟是对社会另一侧面的反映。 (14) 从文学中出现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可以窥探当时的社会风貌，特别是下层人民的生活。提奥克里图斯歌颂西西里的田园美景与牧人的恋情，莱考弗隆的悲剧作品《卡桑德里亚的男人》（The Men of Cassandreia）展示了人民在僭主统治下的苦痛。 (15) 米南德、菲力门的笔端触向雅典的中上层市民， (16) 拟剧是“对生活好坏方面的模仿”， (17) 社会下层生活是它的主题。梅尼普斯式（Menippean）的讽刺诗更是对人生、人类愚蠢行为的嘲弄。那时虽有不少矫揉虚饰、阿谀奉承之作，但文学的主流是再现社会生活，希腊化文学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此。
“希腊化时期的艺术肯定不是完全统一的。然而，正如在文化的其他领域里，它们有共同的风格和韵味，虽复杂但可辨别。” (18) 除了现实主义外，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也是其特点。艺术家们的注意力扩大到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与鹅搏斗的小男孩、醉酒老妇、侏儒、俾格米矮人（pygmy）、黑人、演员、奴隶、渔人、工匠、时髦男女青年、士兵、杂技演员、教师和每一种可想象到的人的类型，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成为他们的工作对象。 (19) 他们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塑造人物、场面，如帕加马大祭坛的浮雕，罗德斯岛的“拉奥孔”雕塑群。个人主义通过个人头像雕塑的风行而迸发。国王的头像不仅在雕塑上，而且在钱币上大量出现。德米特里（Demetrius of Phalerum，约公元前350—前280年）统治雅典十年，就给他立像360个。 (20) 在古代钱币肖像上，无一能超过吕西马库斯（Lysimachus，约公元前360—前281年）钱币上理想化的亚历山大头像或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们的现实主义肖像。 (21) “市场老妇”（Old Market Woman，一译“老妪”，Old Woman）、“老渔夫”（Old Fisherman）、“老牧羊妇”（Old Shepherdess） (22) 和佝偻着身子的“老教师”雕像 (23) 体现了艺术家对社会下层的同情。“垂死的高卢人”（Galata Morente，The Dying Gaul）、“杀妻并自杀的高卢人” (24) 表现出希腊人对外部世界的熟悉和对外族的敬佩之心。总之，希腊化艺术家们似乎对周围世界充满了兴趣，竭力要把它真实地表现出来。
（四） 史学
希腊化史学出现了两个趋向，一是注重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是提出了世界史的观念。这两种观点虽然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得到伊索克拉底的提倡， (25) 但它们真正见诸史册却是在希腊化时期。
对个人注重是由于以亚历山大为首的伟人在历史上显示了非凡的作用而引起的。个人传记、回忆录的频频出现如同个人塑像的增多、钱币上的国王头像一样，强调了个人的重要。甚至伊庇鲁斯国王庇洛士（Pyrrus，约公元前318—前272年）、法勒隆的德米特里（Demetrius of Phalerum，约公元前350—前280 年）都写了自己的战争史与统治史。亚历山大的几个部下（包括托勒密一世在内）都写了有关亚历山大的回忆录。亚历山大里亚的克利塔库斯（Cleitarchus，生卒年不详，活跃于公元前4世纪中后期或前3世纪中后期）利用这些素材，写了一部富有文学色彩的《亚历山大史》，获得了广泛的流传和影响。
对个人作用的重视还可以从另外一点看到。希腊化时期沿袭了色诺芬（Xenophon）等的传统，续写前人的历史，但有趣的是这时有的历史家划定写作范围时是以伟人的兴亡为时限。卡狄亚的希罗尼穆斯写的历史起自亚历山大之死，终于庇洛士之死（公元前272年），菲拉库斯（Phylarchus，鼎盛于公元前3世纪）续另一历史家杜里斯（Duris of Samos，约公元前350—前281 年之后）的历史。前者的历史是从公元前371年的留克特拉战役（the battle of Leuctra）到前281年吕西马库斯之死期间希腊与马其顿的历史，后者从庇洛士之死到斯巴达国王克利奥米尼三世（Cleomenes Ⅲ）之死（公元前219年）。 (26)
通史观念的逐步形成与希腊化世界的扩大紧密相关。通史的写作和观念在波里比乌斯的《通史》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他认为，在他叙述的那个时代里，各国的历史开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无论是在意大利、利比亚，还是在希腊和亚洲，各地发生的历史事实都相互关联，都会趋于同一个结果。因此，对单一的历史进行研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只有弄清事件与整体的联系，弄清各个事件的相似与不同，才能对历史画面有真实的了解，才能从历史研究中得到教益和乐趣。 (27) 也正由于此，他的历史就不仅是罗马的扩张史，而且是他所知道的那个“世界”的历史。波里比乌斯的通史观念是对希腊化后期罗马扩张、东西地中海逐渐成为一个政治实体的现实反映。
（五） 科学
对希腊化世界与希腊化科学的关系可以作这样的概括：（1）世界的科学。这一时期的科学成就，不是某一民族的专利，而是希腊化世界各民族文化、科学思想融合的硕果，没有这一世界，也就没有这一科学。（2）科学的世界。这个世界成为科学家，特别是地理学家、天文学家研究的对象。第一张有经纬线的地图，就包括了从直布罗陀到远东的地区。 (28) 他们有的提出了环航地球的设想 (29) ，有的计算了地球的周长，有的探讨天体运行的规律。尽管当时的地理学家对真实的中国还是一无所知，但他们已经知道巴克特里亚以东的赛里斯和弗里尼。这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对中国方向的朦胧认识。总之，科学家的研究领域随着希腊化世界的扩大而扩大。
从以上对六个文化分支的分析，可以看到一种共同精神的存在。宗教上以个人解脱为出发点的混合主义、一神教趋向，哲学上强调个人心灵宁静的避世主义与追求国际城邦的世界主义，文学艺术中的现实主义与个人主义，史学中注重个人历史作用的英雄史观与把人类居住之世界作为整体来考虑的通史观念，科学上以扩大了的世界为起飞的基础和研究的对象，都归根结底都集中体现到两点上：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与世界主义（Universalism）。这里的个人主义与世界主义都是相对于古典时代的公民集体意识和狭隘的城邦主义而言。个人主义即个性的显露与伸张，自我意识的发展与增强，不管其表现方式是出世的，还是入世的，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世界主义即普遍性，人们不再是城邦的公民，而是“人类居住之世界”的一分子，世界已成为一个有联系的整体。“世界”观念随着真实世界的扩大而扩大。这种强调自我意识的个人主义，强调人类意识的世界主义，正是希腊化文化的内在精神统一性之所在。虽然在各个方面，二者所占的比例不大相同，有的部分，二者表现得不太明显，对二者的理解也会见仁见智，但它们确实存在于希腊化文化之中，是时代的精神在文化领域里的反映。
(1) R. L. Fox，Alexander the Great，p.483.福克斯将Alexandria⁃in⁃Sogdiana视为Ai Khanoum遗址（p. 482）。
(2) 据说只有阿基米德坚持用多利亚方言写作。M. I. Finley，ed.，The Legacy of Greece，p.4.
(3) 体育馆实为城市中希腊人的文化活动中心。详见W. Walbank，The Hellenistic World，pp. 183-184.他说：“在这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上层希腊人的孩子，不论其住在雅典、帕加马，还是在阿姆河畔，他们都继承了希腊文化，同时继承了优越于其他民族的传统感情。”希腊化的许多天才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参见W. W. Tarn，Hellenistic Civilisation，pp. 79-80；Moses Hadas，Hellenistic Culture：Fusion and Diffusion，p.251。
(4) 参见W. Walbank，The Hellenistic World，pp，69-70.
(5) P. Bernard，“An Ancient Greek City in Central Asia”，Scientific American，Vol. 246，（Jan.，1982）p. 158（“Theater Mask”）.
(6) 希腊人扶植利用的东方神也不例外。
(7) W. W. Tarn，Hellenistic Civilisation，p.340.
(8) 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二卷上册，北京翻译社译，第382页。【补注】关于当地神与希腊神的认同和混合，参见杨巨平：《娜娜女神的传播与演变》，《世界历史》2010年第5期，第103—115页。
(9) Moses Hadas，Hellenistic Culture：Fusion and Diffusion，p.189.
(10) 这里的个人主义不属严格的道德范畴，而是指个人的解脱（宗教上）或个性的发挥，参见本部分结论。
(11) 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并不否认宗教，斯多亚派的芝诺甚至就是“传统宗教的捍卫者”。C. B. Welles，Alexander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Toronto：A. M. Hakkert，1970，p.182.
(12)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7卷《希腊的衰落》，幼狮翻译中心编译，第286页。关于芝诺派的世界国家思想，可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第341—342页。叶秀山等编：《著名哲学家评传》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0—112页。
(13) W. W. Tarn，Hellenistic Civilisation，p.322.
(14) 马哈菲认为，从普通生活中选取现实主义的题材，是亚历山大里亚诗歌的又一特征。见J. P. Mahaffy，Greek Life and thought，p.241.
(15) M. Cary，A History of the Greek World from 323-146 B.C.，p. 329.
(16) 但卡里认为：米南德的喜剧是传统的保留形式，不是对现实生活的代表性反映，而且，雅典不等于希腊和整个希腊化世界。参见M. Cary，A History of the Greek World from 323-146 B.C.，p.330，354-355。
(17) J. B. Bury，et al.，The Hellenistic Age，p.58.
(18) C. B. Welles，Alexander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p.217.
(19) C. B. Welles，Alexander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p.213.
(20) M. Cary，A History of the Greek World from 323-146 B.C.，p.311.
(21) M. Cary，A History of the Greek World from 323-146 B.C.，p.315.
(22) J. J. Pollitt，Art in the Hellenistic Age，pp.142（illus. 152，153），144（illus. 155，156）.
(23) 科尔宾斯基等：《希腊罗马美术》，严摩罕译，图136甲。
(24) 科尔宾斯基等：《希腊罗马美术》，严摩罕译，图142-143。J. J. Pollitt，Art in the Hellenistic Age，pp. 86（illus. 85），87（illus. 86）.
(25) Moses Hadas，Hellenistic Culture：Fusion and Diffusion，p.117.
(26) W. W. Tarn，Hellenistic Civilisation，p.284.
(27) Polybius，The Histories，1. 3，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W. R. Pat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
(28) F. W. Walbank，The Hellenistic World，p.207.
(29) 埃拉托斯特尼和波昔东尼斯都提过西航可达印度的想法，见Strabo，Geography，1.4.6；W. W. Tarn，Hellenistic Civilisation，pp.303-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