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者的可比性
古希腊文明与古代中国文明是两个独立发展、特色迥异的文明。犬儒派与庄子学派仅仅是汇入各自文明的两支细流，它们所体现的理想信念也不过是历史长河中泛起的两朵浪花，那么，为什么要对这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可比性何在？这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此项研究能否进行下去的关键。对此，笔者的回答是：这两个派别虽然异地，但同时同质，即出现于大致相同的时代，其思想本质都是对现实社会的否定，同时对人生及社会寄予了美好但不切实际的“理想”。它们虽是各自文明中诸多思想流派之一，但影响深远，都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文化现象。
（一） 庄子学派与犬儒派所处的时代类型相似或相同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二者都处于人类文明的轴心期，从微观的角度看，都处于社会剧烈变动的转型期。出现的时间大致相同，都在公元前4世纪到前3世纪之间。
公元前8至前3世纪，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最重要时期之一。在此期间，在欧亚大陆的大部分文明区域，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大繁荣，各种思想流派、宗教信仰、文化巨人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中国的老子、孔子，印度的佛陀，希腊的泰勒斯、苏格拉底，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希伯来人的犹太教就是这一时期哲学与宗教思想的代表，并由此在欧亚大陆上形成了三个新的古典文化中心：中国、印度和希腊。中国自孔子、老子以降，印度自佛陀出世，希腊自泰勒斯之始，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形式各异的思想争鸣局面。犬儒派与庄子学派就是在各自的文化圈中参与争鸣的派别之一。这具有世界意义的、不约而同的文化繁荣、思想争鸣时期被德国学者雅斯贝斯称为“轴心期”（Axial Age）， (7) 我国学者刘家和先生则称其为“人类精神的觉醒”时期。 (8) 所以，广义上讲，犬儒派与庄子学派属于同一历史时期。雅斯贝斯谈到轴心期的伟人时，还特别提到了中国的庄子。 (9)
这一时期还是社会大变革时期，上述文化繁荣、思想争鸣现象实则是社会大变革的产物。从古希腊和古代中国两大文明来看，古希腊经历了奴隶制城邦形成、繁荣、衰落的进程，基本完成了从城邦到帝国、由民主制到君主制的过渡。古代中国这一时期经历了从周王朝式微，到诸侯国坐大、争霸、独立、兼并，最后秦汉一统的进程，由分封制到郡县制，由宗法制到中央集权制的过渡也大致完成。在这样治乱兴衰、周而复始的社会动荡中，社会的主体，尤其是具有敏锐头脑的知识阶层必然要对这种社会现象及其所带来的后果进行反思，作出自己的反应。天（自然）人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即如何认识这个世界，并在其中生存生活、安身安命，成为这一时期两大文明中哲人关注的中心，不论孔子、老子，还是泰勒斯、苏格拉底都在力图回答这些问题。因此，作为孔子学派的对立面，老子学派的近亲——庄子学派和作为苏格拉底精神使命的发扬光大者——犬儒派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是这个动荡复杂、未定于一统的社会历史时期提供了这些学派得以产生的土壤和环境。刘家和先生对此有非常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在公元前8世纪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印度、希腊和中国都存在着种种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在这些矛盾中，有两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一则，斗争正在进行之中，鹿死谁手尚未最后决定，不存在一个已经定于一尊的力量去控制和统治人们的思想，相反，各国的统治者和各种社会力量集团都企图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并借助一切可为自己所用的因素去谋求胜利。”“再则，尖锐复杂的斗争引起了社会的激烈震荡，曾经为人们所信守的，似乎十分纯朴可爱的传统东西，越来越显得荒谬和腐朽，从传统中破土而出的新事物又往往显得贪婪、卑鄙而无情。”“从一个角度看，历史是在前进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历史又似乎倒退了，社会变动中的巨大而深刻的矛盾渗入人的心中，打破了先前的精神稳定平衡状态，变成了人不得不加以思考的内容。” (10) 中国、印度、希腊总的情况是如此，就是从犬儒派与庄子学派的产生来说也是如此。正是由于希腊城邦林立、华夏列国纷争，双方都缺乏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与思想控制，才会有文化繁荣、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也正是由于统治者的争斗，才给了文人学士以施展才能的机会。战国时代的“士”阶层与希腊化时期的“王友”集团（philoi）就是这种机遇的幸运儿。 (11) 但也正是由于这种社会变革的震荡引起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对社会现象极为不满，他们愤世嫉俗，对现实存在的事物，不论新旧，一律采取否定批判的态度。他们非世而不背世，救世而不弃世，对现实不满但不卷入具体政治事务。他们是学派而非政治集团，是哲人而非政治家。他们主要是以自制甚至自虐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因此，他们不仅不会受到当权者的迫害，反而赢得了包括当权者在内的广大社会成员的理解和宽容。犬儒派和庄子学派之所以能产生并存在发展，与两地这种相似的政治气候、历史环境是分不开的。
从两个学派产生的相对时代与相对环境来看，二者也都是各自社会转型时期的产物。
犬儒派产生于古典时期结束与希腊化时期开启之际，也即城邦共和制向帝国君主制过渡的最后阶段。城邦制的弊端彻底暴露，难以为继。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使城邦制的复兴成为泡影。希腊城邦不论名义上还是实质上都沦为各希腊化王国的城市，虽有一定的自治权但失去了独立。 (12) 统治阶级、征服者骄横傲慢，选举制流于形式。昔日希腊民族的优越感不复存在，希波战争时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保家卫国精神已成为过去。世风日下，贪欲横流；宗教弥漫，诡辩盛行；世人或陷于名利，或痴于虚荣，偌大的世界能有几处安宁，能有几人清醒。现实失望，未来无望，犬儒派的这种愤世情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社会转型期难以适应的痛苦的流露。
庄子学派出现于战国中后期，此时周王朝名存实亡，列国争霸接近尾声。由战乱到统一、由王国到帝国的进程即将结束。经过几百年的兼并战争，有能力逐鹿中原的也不过七个大国，谁吞并了其余六国，谁将成为天下共主。七国和平共处绝不可能，统一的趋势不可阻挡。扫清六合、独霸天下的前景越明朗，战争的规模就越大，次数也就越频繁，各国争斗的残酷性也愈强。关于这一时期争战之惨烈，汉代刘向的一段话说得最清楚，也分析得最透彻：
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传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遍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泯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 (13)
正是出于对这些统治者的横征暴敛、荒淫无耻、穷兵黩武的愤恨，出于对战乱给社会带来深重灾难的痛心，出于对世人贪图名利、趋炎附势的鄙视，出于对以圣知仁义为名行窃国肥己之实的深刻认识，庄子坚辞不仕，以匡时救世为己任，试图以自己愤世嫉俗的身体力行，促使世人成为超凡脱俗的至人、神人、真人、圣人等得道之人；使社会成为无阶级之分，无战争之苦，无吾我之欲，人人悠然自乐、自然生活的“至德之世”和“建德之国”。司马迁把孟子的退而著书归于与战国时以“攻伐为贤”的时务不合，同样，庄子及其学派的出现也与这一历史变化的背景有关。
（二） 庄子学派与犬儒派的思想本质相似
即二者都是从人性自然的基本点出发，对所处的现实社会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无情的批判嘲讽。虽然表现方式或具体观点上有所差别，但思想批判的锋芒所向是一致的。
首先，庄子学派的政治观与犬儒派接近。
其一，庄子学派否定现行政治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斥责那些在位的统治者都是窃国者。田成子杀齐君得齐国，南面称孤道寡，这与盗窃他人财物又有何异！然而柳下跖聚众起义却被称为盗跖，窃国者则成了堂而皇之的高唱仁义之道的国王。反差如此之大，怎能不让庄子气愤地骂道：“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 (14) 既然窃国者为诸侯，那么统治者怎能不以严刑峻法保证自己的权位，不“轻用其国”“轻用民死” (15) 去发动战争以窃取更大的国土呢？这样的结果只能是百姓遭殃。“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 (16) “伏尸百万”， (17) 民不聊生，就是对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而消除这一现象的手段就是“绝圣弃知”，“焚符破玺”，“殚残天下之圣法”，使“民始可与议论”， (18) 从根本上废除现行的政治制度，使社会回到原始自然状态。显然，这与犬儒派从否定到重建的社会改革思路是一致的。
其二，庄子学派认为统治者是社会的罪恶之源。庄子在齐国见到一具受刑示众的尸体，非常悲伤，便脱下衣服盖在尸体上，并号啕大哭地诉说着此人的不幸：“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独先离之，曰莫为盗，莫为杀人！荣辱立，然后睹所病，货财聚，然后睹所争。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争，穷困人之身使无休时，欲无至此，得乎！” (19) 是险恶纷争的社会环境使这位受刑者遭此大难，庄子的同情之心溢于言表。然而谁是这种环境的始作俑者呢？庄子学派的矛头直指当权的“君人者”，并将古今之君人者作了比较：
古之君人者，以得为在民，以失为在己；以正为在民，以枉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责，今则不然。匿为物而愚不识，大为难而罪不敢，重为任而罚不胜，远其涂而诛不至。民知力竭，则以伪继之，日出多伪，士民安取不伪！夫力不足则伪，知不足则欺，财不足则盗，盗窃之行，于谁责而可乎？⑤
答案很明白，责在“日出多伪”的君人者。第欧根尼曾讥笑神庙的管理者带走小偷是大盗带走小盗，克拉底曾斥责计划重建底比斯的亚历山大：不是另一个亚历山大还会破坏它吗？统治者是大盗，是祸源，二者的认识何其相似乃尔。
其三，庄子学派主张“无为而治”，德化天下，反对统治者以厚赏重罚为手段，认为这样的结果只能适得其反，使天下大乱。
《庄子·在宥》中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淫其情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迁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有治天下哉！昔尧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乐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长久者，天下无之。
……故举天下以赏其善者不足，举天下以罚其恶者不给，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赏罚。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终以赏罚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这段话虽然表面上反对治天下，但实际上主要反对以赏罚治天下，三代以下的统治者皆乐此不疲，老百姓怎能安生呢？统治者又怎能永久地保持自己的权位呢？统治者出于一己私利，别出心裁地制定出“经式仪度”治理天下，以为一言九鼎，天下一尊，“人孰敢不听而化诸”。但被庄子笔下的理想人物楚狂接舆斥为：“是欺德也。其于治天下也，犹涉海凿河，而使蚊负山也。” (20) 绝对行不通。统治者所能做的就是尽量不要以治天下为荣，实在“不得已而莅临天下，莫若无为” (21) ， “正而后行” (22) ，使天下人各安其性、各尽其事。若此，德人、德治的美好理想才能实现。犬儒派政治观点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反对一切人为统治，主张回归自然，不论在第欧根尼的《共和国》，还是在克拉底的“Pera岛”，我们都找不到关于治国术、驭民术、统治机制的设计。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均具有自然无为的思想。
其四，庄子学派以治世为己任，痛斥统治阶级的专横暴虐，荒淫无耻。隐者徐无鬼见魏武侯，武侯以为他来求仕禄，但徐无鬼答曰是来关爱他的心神和形体。武侯不解，无鬼应对说：“天地之养也，登高不可以为长，居下不可以为短。君独为万乘之主，以苦一国之民，以养耳目口鼻，夫神者不自许也。夫神者，好和而恶奸；夫奸，病也，故劳之。”并反问道：“唯君所病之，何也？” (23) 以一国之民，满足一人之欲，这样的人不是独夫民贼又是什么？这样的君主在庄子学派眼里自然是个需要救治的“病夫”。
卫国君主年轻气盛，独断专行，滥用国力民力发动战争，致使“死者以量乎泽，若蕉”，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的君主也是急需治疗的“病人”，所以颜回自告奋勇前去。但孔子恐怕招来杀身之祸，因为“以下拂其上者”，尽管好心好意，忠贞不贰，也会酿成“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 (24) 的悲剧。此处的孔颜师徒二人的对话，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庄子对暴君暴政的反感。
对于那些不择手段、投机钻营、奔走于统治者门下追名逐利的游说之士，庄子的讽刺可谓痛快之极，入木三分。据《列御寇》，宋国有个叫曹商的人，“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悦之，益车百乘”。他返回后得意洋洋地讥讽庄子的贫穷，夸耀自己的时来运转，遭到庄子的迎头痛击：“秦王有病召医，破癕溃痤者得车一乘，舔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 (25) 为仕禄而“舔痔”，因“舔痔”而得益，在庄子看来这些游士都是些卑鄙无耻的名利之徒，不过是君王的走狗而已。柏拉图曾因第欧根尼洗菜而大发感慨，第欧根尼则讽刺他到叙拉古宫廷去献媚求荣。庄子、第欧根尼等反对同类之人，发出类似的嘲讽，绝对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二人对所处世态环境持同样态度的结果。
其次，庄子学派的社会观与犬儒派相近。
庄子学派是社会倒退论者。他们以三代为界，此前是素朴自然的理想社会。此后，则德衰民惑，“世与道交相丧也” (26) 。统治者“举贤”，“任知”， (27) 争名夺利，相互倾轧。无怪乎庄子发出了“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嚣嚣也” (28) 的惊呼。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庄子学派更是痛心疾首：
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
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
天下有道，圣人成焉；
天下无道，圣人生焉。
方今之世，仅免刑焉。
福轻乎羽，莫之知载；
祸重乎地，莫之知避。
已乎已乎，临人以德！
殆乎殆乎，画地而趋！
迷阳迷阳，无伤吾行！
郤曲郤曲，无伤吾足！ (29)
在这样一个以免刑为幸、祸福难测、荆棘遍地的社会里，人们怎能不心惊胆战，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之感呢？这样的社会怎能继续存在呢？必须彻底放弃，或全面改造。甚至对这个社会所继承、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庄子学派也认为应该弃之不顾，因为它们尽被统治阶级和名利之徒所利用。为此，他们提出了反文化、反知识、反智巧的极端反社会主张：
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攦工捶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 (30)
为了摘除文明的几颗恶果，结果把文明的大树都连根刨掉了，什么音乐、文采、技艺、智慧统统都不要了，这样的否定与第欧根尼等的反知识观在程度上和形式上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更有甚者，庄子学派把对知识、智慧的追求视为“天下每每大乱”的根源。“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知之者，是以大乱”②，正如“弓弩毕弋机辟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一样，“知诈渐毒颉滑坚白解垢同异之变多，则俗惑于辩矣”③。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了第欧根尼对柏拉图的“理念论”和某些概念定义的诡辩式驳斥。《天地篇》中那个汉阴丈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的“高论”，放着桔槔不用，宁愿“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的“愚公”行为，使我们想到了第欧根尼宁愿用手捧水而扔掉了杯子，把计时器的功能仅仅归于提醒人们不要忘了时间进食，以及他对修辞学家、音乐家、数学家的讽刺。可以看出，在反智论上，庄子学派与犬儒派有着惊人的相似。
此外，庄子学派在社会生活观上与犬儒派也极为相似，这将在下一节详述。
总之，不论在政治观，还是在社会观以及生活观上庄子学派与犬儒派的主流思想都有着较大程度上的相似或相同。考虑到它们属于同一时代类型，又具有同质的思想和相似的理想，因此，二者的可比性不仅成立，而且富有意义。它将会有助于我们探讨古代不同文明之间内在的共同发展规律及各自特殊文化现象产生的背景、特点和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