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理想之比较
人应该如何自然度过一生，如何在茫茫尘世人海中保持精神的自由、人格的独立，从而达到超越时空的至人、真人、神人、圣人等理想境界，是庄子学派人生理想的核心。他们或著书立说，授徒传道，或率先垂范，身体力行，终生为实现自己的崇高理想而努力。在这一点上，他们与犬儒派的人生追求十分相似，即都对现实人生采取自然而为的态度，对理想人生则提出了积极进取的更高要求。
（一） 自然人生
人生自然，自然人生，这是庄子学派人生观的基本取向。既然“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31) ，那人为什么就不能与万物一样，自然度过一生呢？因此，庄子学派的人生理想具有浓厚的自然色彩。
1. 自然生死
生死是人生永恒的主题。庄子学派对待生死的态度与犬儒派极为相似，只是后者更多地停留在现象层面，而前者则在理论层面上作了较深入的探讨。
首先，生死是自然现象，是人生的必然过程，非人的意志可以改变。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 (32)
死生有之，……是事之变，命之行也。 (33)
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 (34)
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 (35)
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36)
可以看出，庄子学派是从整体的自然规律和具体的生命构成来论证生死的自然性。这里的“命”“天”即自然运行规律，“死生”“夜旦之常”是自然规律运行的具体表现。既是自然规律，当然非人力所能改变。生死相继，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谁能知道其中的奥妙呢？而且人是天地所养，不过一股气的凝合，气聚则生，气散则死，与万物的生死存亡又有何异。生死，这个人生最关注的问题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而已。
其次，死亡不可惧，死后不足憾。这是生死乃自然规律观点的进一步延伸。庄子学派与犬儒派在这个层面上大体一致，都用实际行为表现了对生死的旷达态度。
既然“死生为徒，吾又何患” (37) ，这只不过是事物转化的过程。“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④，天下一气，万物归一，又有何恐惧可言。人死后他人又有什么理由要悲天怆地，要为其重殓厚葬呢？
庄子妻死，好朋友惠施前去吊唁慰问，却见庄子坐在那里敲着盆子唱歌。惠子大惑不解，责备庄子说：“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对于相濡以沫、相依为命、为你生儿育女、辛苦一生的亡妻之死，不哭也可，怎能击盆作乐，这样做不是太过分了吗？庄子回答说：“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生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38) 原来庄子并非无情，但当他想生死乃气之聚散，犹如四时交替运行，死者已归其所归，生者却痛哭不已，这与自然本性相违啊！所以就不伤悲了。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老聃死后，好友秦佚（失）前去吊唁，哭了三声就出来了。老子的弟子问他：“这样简单地表示哀悼可以吗？”他说，当然可以，因为“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 (39) 。老聃生死也是自然变化之理，所以没有必要愁情善感。
既然生是气之聚，死是气之散，所以庄子坚决反对厚葬。他临死前与弟子讨论其后事安排。弟子们出于对恩师爱戴，要为他举行厚葬，但遭到婉言拒绝。师徒间的对话与德莫那克斯在死前与朋友的对话几乎如出一辙。
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如此！”
弟子曰：“吾恐为乌鸢之食夫子也。”
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 (40)
死后以天地为葬，让乌鸢而食，这与德莫那克斯的安排不约而同。第欧根尼死前也曾留下遗言，死后将他置于野外，让野兽来食。这种惊人的相似也非偶然，这是他们生死观相似的必然反映。既然都主张自然生活，坦然面对死亡，那自然之体复归于自然又有何足惜。二者生死观的相似源于二者都主张自然人生的基本认识。
2. 自然生活
庄子学派虽然不是像犬儒派那样有意识抛弃家产，使自己从富翁变成空无一文的赤贫者，或在衣食住行上仅以维持生命的存在为限，尽量压低生活的需求，以流浪乞讨为生，以严格自制甚至自虐、忍受艰难困苦为乐，但他们甘于清贫，严于克己，拒绝赐赠，坚持顺任自然安身立命，与犬儒派的自然生活观大致接近。二者生活观本质上的差异大大小于形式和程度上的差异。
庄子学派提倡安于清贫，并从自我做起。庄子就是这样的一位典型：
庄子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 (41)
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緳係履而过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惫邪？”庄子曰：“贫也，非惫也。” (42)
宋人……见庄子曰：“夫处穷闾陋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 (43)
庄子属于贫者无疑，但他肯定不是极贫者或赤贫者。他曾作过蒙漆园吏， (44) 与当世的君王有交往。自己著书立说，招纳生徒。因此，他应属于那种“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名士，生活上当不会是社会的最底层。然而，在他所属的一类士阶层中，他是个贫士，所以方显出他与众不同的安贫乐道之本色。
他向监河侯借米，对方慨然应允，要借给他三百金。他忿然作色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邪？’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土，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舆，我无所处，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 (45)
庄周只要一点米，监河侯却要借他三百金，鲋鱼只要一盆水就可活命，庄子却要给它引来西江之水。道不同不相为谋，庄子以此例表明了自己安于贫穷，只求保身，不祈求身外之物的反世俗态度。
犬儒派是舍富求贫，庄子学派安于固有的清贫，并把自己的贫穷归于不可捉摸的外力——“命”，这是二者在此问题上的主要分歧之处。
子桑与子舆是好友。淫雨十日，子舆恐怕子桑饿病了，便带着饭食前去探视，老远就听见子桑若歌若哭。子舆进而问他这样何故，他说他悟出了自己之所以贫困的原因：
父母岂欲吾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 (46)
把人生的一切归之于命的安排是《庄子》的一贯思想，这样的论述数见不鲜。
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 (47)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48)
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游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 (49)
这里的“命”既有自然规律之意，也有命运的含义；既有自然观的反映，也有天命论的成分。但在早期犬儒派那里，是只有自然观，而无天命论。后期犬儒派也只有适应环境、顺应自然之说，无天命观的提倡。这是二者在面对人生变迁所取态度上的不同之处。
但在顺任自然、根据自然生活这一根本点上，二者的观点比较一致。
人生首先要设法免除世俗名利权位之累，《庄子·让王》中记述了多位安于贫贱、轻视利禄名位之人。如拒受尧舜天下的许由、子州支父、子州子伯、善卷、石户之农人、北人无择，逃避王位的越王子搜，甘居陋巷、穿粗衣养牛、拒辞鲁仕的曾子，为避远祸而拒仕守贫的列子，功成不受禄的屠羊说，“家贫居卑”而不仕的颜回，辞让王位的卞随、务光，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的伯夷、叔齐。他们是庄子学派心目中的理想人物，说明拒绝仕禄名位是庄子学派所倡导的生活选择。庄子本人就多次拒聘：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派二位大夫前去请他，他持竿不顾，答曰，宁愿像普通的乌龟“生而曳尾于涂中”，而不愿像神龟那样“死为留骨而贵”。 (50)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51) 司马迁的这段记述与《庄子·列御寇》的有关记述相似，前者或以后者为源。 (52) 这个故事与前述庄子垂钓濮水而拒仕的故事本质上也相同，都是宁愿贫贱卑而乐，不愿富贵而死，不愿受形同腐鼠之相位 (53) 所制约而丧失了个人的自然本性。可见，远离世俗，不介入政治是庄子学派自然生活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仿佛第欧根尼、德米特里等犬儒派蔑视权力利诱的类似行为在中国的重演，其根源还在于共同的自然人生观。
人生其次要弃世乐生。弃世，并非放弃这个世界于不顾，而是放弃世俗之累。 (54) 即：“藏金于山，沉珠于渊，不利货财，不近贵富；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不拘一世之利以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为己处显。” (55) 要以平静的心志面对自然人生，“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因为“道与之貌，天与之形” (56) 何必因为“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⑤搅得心神不宁呢？“弃事则形不劳，遗生则精不亏”，⑥如果能抛开世间分外之事，则会达到无累的境地。“无累则正平，正平则与彼（自然——笔者注）更生，更生则几矣。” (57) 与自然更生，则接近于道了。按照庄子学派的说法，这“道”“不可闻”，“不可想”，“不可言”，“不当名”， (58) 是世界的本原，与“长于上古而不为寿”的“天乐”之境相似，而世人若能知“天乐”，则“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所以凡知天乐者，就会“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责” (59) 。进入逍遥自在的自然生活状态，安时，安生，安命，乐在其中。犬儒派在这方面并无深入的推理探讨，但他们笑对人生，根据自然生活，力求排除一切外物之累。在自然生活的本质和追求的境界上，二者确有异曲同工之处。
（二） 自然心境
庄子学派深知，要想自然对待生死、生活、人世，就必须先有一个无待或无我的自然心境，也即要首先做到无欲无惑，精神独立自由。这与犬儒派自由、自足、无惑的精神追求大方向是一致的。
“无待”即精神绝对独立自由，没有什么可依待的。宋荣子“举世而圣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诅，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对于世俗的声名不刻意追求。“虽然，犹有未树也”，他还有不足的地方。列子御风而行十五日，“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他还是要借助于外力，使心灵有所期待。因此，“犹未树”，“有所待”还不是精神自由的最高境界。只有“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才能达到“无待”的境地。 (60) 可见，“无待”既是一种忘我的境界，也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境界，除了至人、神人、真人等，一般人是绝对达不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世人望而却步，而是要从自我一点一滴做起，向这个方向努力。
庄子学派认为精神不自由是由于各种情欲缠身，只有清除它们，才能使心神安宁。
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则正，正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 (61)
这二十四种心理欲望是对世人精神状态的概括。世人正是在这些情欲的驱动下，才跻身于熙熙攘攘、浑浑噩噩、庸庸碌碌的人海之中。他们犹如克拉底所认为的“τυφοs”病患者，风尘仆仆，不知所终。那么如何驱除这些“τυφοs病症”，达于无待之境呢？庄子学派的途径是“坐忘”“丧我”“心斋”。以下几则寓言对此作了说明：
颜回两次向孔子汇报自己学习的长进，先是忘礼乐，再是忘仁义，孔子都不满意。第三次再见孔子，说他已“坐忘矣”。孔子精神一振，请他解释，颜回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62) “坐忘”之境由此而来。忘掉自我的存在，祛除心灵的纷扰，与大道融通为一，这时还会有什么欲望产生，还会有什么身外之物的期待呢？
南郭子綦倚靠几案而坐，呼吸徐缓，似乎心身相离。弟子颜成子游侍立一旁，感到奇怪：“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先生怎么今天像换了个人似的。子綦说：“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 (63) 这里的“吾”是指真正的自我；“我”是指为外物所累、我见所执的“非我”。只有抛弃这些外物、我见，才能恢复并保持自然之我。
“心斋”与“坐忘”“丧我”的境界基本一致，也是拒绝外物干扰，保持心灵的宁静。颜回问孔子：何谓心斋？孔子的回答是：“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64) 专心一志而不旁骛，不听于耳，不累于心，而用空虚的气去感应万物。虚其心，则大道至。心境空明，就是心斋。心斋也即忘我，所以颜回说，听了心斋的道理，他都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了（“未始有回也”）。
总之，庄子学派是希望世人能以一种平静坦然的心态去对待世俗的诱惑，心不为所动，身自然不会为之而行。这与犬儒派的不动心（apathy）精神状态的追求相一致。庄子学派希望世人抛弃各种外物情欲之干扰，达到心灵空明之境，与犬儒派试图使世人达到“无惑”（ατυφκα）境界的目的也不谋而合。犬儒派的首要追求——精神自由，在庄子学派这里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65) ，我何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66) 呢？但这样的境地又有几个理想超人可以达到呢？现实中的庄子学派与犬儒派一样，只能朝此方向努力而已。
（三） 超人理想
庄子学派与犬儒派一样，都把人生理想的实现寄托于一部分超人身上。这样的超人理想在现世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他们各自都在孜孜以求，率先垂范，但总感力不从心，难以使世人闻风而从，仿而效之。于是，他们便把人生的理想楷模归于与现世恍若隔世的人物。犬儒派的赫拉克勒斯，庄子学派的至人、真人、神人、圣人等，就是他们各自推出的理想人物。这些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超凡脱俗，有的甚至具有神人的特征。赫拉克勒斯就是一位半人半神的英雄。庄子的圣人、真人、神人等也都是具有某些神异功能。他们可敬可学，但难以达到，或不可能达到，只是各自人生理想的人格化而已。
1. 至人理想
《庄子》书中“至人”出现次数颇多，关于它的论述也最多。
“至人”恬淡无为，心境空明。其人“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 (67) 这与“危身弃生以殉物” (68) 的世俗之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忘其肝胆，遗其耳目”， (69) 至人是抵达无待之境的先行者。
至人不求名利，与世无争：
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为之累，天下奋棅而不与之偕，审乎无假而不与利迁，极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遗万物，而神未尝有所困也。 (70)
夫至人者，相与交食乎地而交乐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撄，不相与为怪，不相与为谋，不相与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来。 (71)
权柄、名位、利益这些世人追逐之物，至人都无动于衷。因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天地、四时、万物自然运行而不显露自己，人何必追名逐利，丧失自我呢？所以，“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 (72) 。
至人似神，逍遥自在。“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而不能伤，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这样的至人“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 (73) ，或游于“逍遥之墟” (74) ，或“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 (75) ，或“任精神乎无始而甘瞑于无何有之乡” (76) ，《庄子》一书之言“洸洋自恣” (77) 的特点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这样的神人，这样的无何有之乡，现世中何处可觅呢？世人又如何能达到呢？庄子的至人理想若隐若现，遥不可及。其他的理想超人也同样如此。
2. 真人理想
庄子学派的“真人”与“至人”相似，也是神人合一。《大宗师篇》中对“真人”的特质作了详细描述。结合它处所及，我们可对庄子学派的“真人”理想概括如下：
真人一般无为，若有所为也不在意于得失。即“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 (78) 。
真人视生死为自然，任其终始。即“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
，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⑨。一切听凭自然的安排。
真人心境空明忘我，不为世俗所动。此即“其心忘，其容寂，其颡頯；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 (79) ； “以目视目，以耳听耳，以心复心”。若此，心灵自然平静，“其平也绳，其变也循”，就会“以天待人，而不以人入天” (80) ，从而持“纯素之道” (81) ，弃“世俗之礼” (82) ，免“内外之形” (83) 。
真人对世人一视同仁，无亲疏之别。因为“神人恶众至，众至则不比，不比则不利”，所以，“无所甚亲，无所甚疏，抱德炀和以顺天下” (84) 就成了真人处世准则之一。
真人亦神人，“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其寝不梦，其觉不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 (85) 。这样的超人不仅水火莫奈他何，而且正常的生理机能也不存在。这样的境界世人同样达不到。
3. 神人理想
庄子学派的“神人”理想更是虚无缥缈。这种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这种居于深山之中、不食人间烟火、行走腾云驾雾的神人是真正的超凡脱俗之人，他们“磅礴万物以为一，……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孰肯分分然以物为事” (86) 。这种人已经完全超然世外。
4. 圣人理想
相对于至人、真人、神人，庄子学派的“圣人”之境比较易于达到。圣人虽然精神上可以飘飘欲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 (87) 但生活于人间，是凡人。圣人可能穷困，但能“使家人忘其贫”，可能腾达，但“使王公忘爵禄而化卑”。其与物与人都能和谐共处，“或不言而饮人以和，与人并立而使人化。” (88) 圣人“恬淡寂寞虚无无为” (89) ，德化天下。“其生若浮，其死若休”③，“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 (90) ，因此是个可敬可亲可近的人格理想。只要“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 (91) ，就可达圣人之境。
除了以上四种理想人格，庄子学派还提出了“全人”“德人”“全德之人”“畸人”和“儿子”等理想人格。
全人“工乎天而俍乎人”，是善于契合天然而又善于应和人为之人。 (92)
德人“居无思，行无虑，不藏是非美恶”，以天下忧乐为己之忧乐，顺任自然，满足于自我，随遇而安， (93) 是个克拉底式的博爱主义者。
全德之人实则另外一种圣人。他“德全”“形全”“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他“明白太素，无为复朴，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⑧。坦然对待是非荣辱，无意于名利分别，这样的人也是值得仿效的超世之人。
畸人即奇人，是不合世俗之人。他们与众不同，但顺从自然，他们可能不为世人所理解，但他们是“天之君子” (94) 。庄子学派与犬儒派大体可归属于这类人。
儿子是庄子学派的最高人生境界，他就像赤子婴儿一样，天真无邪，浑然不知，一切从自然本能出发，“动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而在这样的状态下，“祸亦不至，福亦不来，祸福无有，恶有人灾也！” (95) 无知无觉，无情无欲，浑然天成，这真是理想的人生境界，但这怎么可能呢？人是社会之人，离开了社会人就不成其为人。置身于社会，又怎能与世隔绝呢？从犬儒派到庄子学派谁也无法脱离现实，你可以对社会评头论足，横加抨击，但你无法脱离它而存在。这就是古往今来所有厌世者退而难隐、背而难弃、遁而难逃的原因之所在。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庄子学派与犬儒派在人生理想上确有许多相似或相同之处。他们都提倡自然生活，都主张精神自由，抛弃世俗之累，都提出了不同的理想人格作为世人追求的榜样。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人生理想的可比性是很强的。但另一方面，我们还应注意二者的差异。在自然生活上，犬儒派要比庄子学派严格、清苦。他们不要家庭，抛弃财产，乞讨为生，随处栖身，蓬头垢面，一无所有，他们是流浪者，是禁欲主义者。而庄子学派显然不是如此。他们安贫，拒仕，拒赠，但却有妻儿，有家产，有君王的接纳，他们仍是世中人。在人格理想上，犬儒派的理想人格容易接受和达到，大部分犬儒派一直朝此方向努力，第欧根尼和德莫那克斯应该说都已接近，柏里格利诺斯也是以赫拉克勒斯为榜样而跳入火堆的。但庄子学派的完人、真人、神人、儿子，几乎与世人无缘。因为他们或是具有“水火不入”之至高精神境界的超人，或是混沌无知、人不可能返归的婴儿，只有圣人、德人、全德之人有可能接近，但也遥遥无期。即使庄子学派这些力倡之人，也未明确表明自己已达到了某一境界。此外，庄子学派没有犬儒派那样的神圣使命感，没有像犬儒派那样全身心投入于救世的事业。但他们的人生理想之引导价值仍值得肯定。犹如犬儒派的人生理想一样，它们都对后人产生了一定的启示和激励。二者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其中一个原因在于犬儒派是理想的实践者，庄子学派在某种意义上说主要是理想的倡导者，二者表现方式的不同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