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本体构成
文化本体即文化本身的形式和内容，再具体说，就是前边分析过的六大文化分支。它们是各地区文化因素的汇集与凝聚，是多元性的直接体现。因此，分析每一分支的因素构成，特别是分析希腊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因素的注入，就能较清晰地看出各文化因素的分布与比重，就能从整体上更好地把握希腊化文化多元性的特点。诚然，在希腊化文化的某些方面，确实难以看出两种或多种文化结合的痕迹，但这一事实并不能否认其整体多元性的存在。就各个分支而言，宗教、科学、艺术、哲学可能较之于文学和史学更能体现出其内在的多元因素。
（一） 宗教
宗教上的多元因素最为突出。希腊的奥林帕斯神崇拜、奥尔弗斯秘教（Orphism），埃及的阿蒙神（Ammon）、伊西斯、奥西里斯（Osiris）、阿皮斯（Apis）崇拜，巴勒斯坦的犹太教，原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巴比伦的占星术、马都克（Marduk）崇拜，叙利亚、安纳托利亚的各种地方神，都一起涌入了希腊化宗教的混合之流。
威尔·杜兰曾经这么感叹道：“希腊人把哲学献给东方，东方人把宗教献给希腊。”东方人到底接受了希腊的哲学与否，容当后论，但东方把宗教献给希腊，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事实。希腊人首先接受了许多东方神祇，或把它们与希腊神等同起来，或赋予其新的功能与特征，作为共同崇拜的对象。流行于希腊化世界的萨拉皮斯崇拜并非降自希腊的奥林帕斯山，而是植根于埃及的尼罗河畔。萨拉皮斯崇拜虽然是从埃及的奥西里斯—阿皮斯（Osiris⁃Apis）崇拜发展而来，但实则一位新神，是埃及和希腊宗教合流的结果。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他受到希腊人国王的顶礼膜拜，而且体现在他的外在特征上。亚历山大里亚城萨拉皮斯大庙中的塑像就是这些合成因素的反映。首先，这个神的面部看上去像慈祥的宙斯，头上戴的麦斗冠（wheat⁃container）是多产、丰饶（fertility）的标志。他的左手执一权杖，表明他像希腊医神阿斯科勒庇俄斯（Ascleopius）一样，是救死扶伤、恢复健康之神。在他的右膝旁，有一只三头狗，表明他像埃及的奥西里斯（Osisris）一样，是冥界之神，或像希腊的哈得斯（Hades）或普路托（Pluto），也是冥界之神。他大致还可以和其他希腊神（如酒神、赫拉克勒斯）和埃及神相等同。 (1) 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巴比伦主神马尔都克（Marduk）也属此列。 (2) 他也是个可以发布神谕的神。那些已经旅行或将要出发的人们，那些为不能前来的亲友们祈祷的人们，成群结队而来，拜访他的神庙。 (3)
埃及神并非唯一被希腊人接受的神，许多亚洲的神也被希腊人接受或认同。叙利亚的女神阿塔耳伽提斯（Atargatis）和风暴之神哈达德（Hadad）被认同为希腊的阿芙洛狄特（Aphrodite）和宙斯，腓尼基推罗城的守护神墨尔夸特（Melquart）被认同为赫拉克勒斯，腓尼基和迦南人的女神阿斯塔特（Astarte）也被认同为阿芙洛狄特。这些东方神和安纳托利亚的大母神库柏勒（Cybele）、弗里吉亚（Phrygia）的大男神（Attis）、弗里吉亚的天父神（Sabazius）等都在希腊城市，特别是在罗德斯岛、提洛岛（Delos）、帖萨利（Thessaly）的德米特里亚斯（Demetrias）城流行。 (4)
更重要的是宗教仪式和观念的结合。东方与希腊此前都有秘教，但这时奥尔弗斯教的入会式移植到东方的秘教上。 (5) 按照希腊秘教的理论，只要履行入教仪式，就好像领到了通往极乐世界的“通行证”，就永远与神同在，就意味着已经得救。这对于那些受命运摆布、求告无门的人来说，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秘教流传不衰的原因就在于此。
占星术是巴比伦对希腊化宗教的最大贡献。 (6) 它在希腊化世界的流行是巴比伦“天人对应”（Correspondence）论与希腊人的命运观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中结合的产物，也是巴比伦的天文学知识、埃及的神圣智慧（集于埃及的智慧神和月神Thoth一身）和希腊的理性主义奇妙结合的结果。 (7) 巫术随着占星术的泛滥于公元前2世纪倾入希腊化世界，所有的源流——亚述的、巴比伦的、安纳托利亚的、波斯的、犹太的都汇集到埃及的水库里，然后从埃及浇灌整个大地。它的基本思想是：使用适当的手段，神就可遂人愿。 (8) 也许这是东方的巫术与希腊占卜术的结合，只不过前者主动，是向神要求，后者被动，听命于神意。国王崇拜是希腊的英雄崇拜与东方王权神化的合一。托勒密、塞琉古、帕加马王朝都行此崇拜，但马其顿例外。 (9) 这正好说明东方影响因地而异。
还有一些其他宗教因素传入，但混合结果不太明显。如佛教、犹太教。佛僧公元前1世纪肯定到过亚历山大里亚，此地的一块墓碑上刻有法轮和湿婆的标志trisula，三叉戟或三尖状之物。 (10) 而且早在阿育王时，他就派人到希腊化世界的五个地区（塞琉古王国、托勒密埃及、马其顿、昔列尼、伊庇鲁斯）传教， (11) 福克斯也认为此时佛教西传到叙利亚，可能促进了地中海历史上第一次寺院运动。 (12) 米南德的出家与希腊视觉艺术注入佛教 (13) （即犍陀罗艺术的诞生）应是希腊与东方宗教结合中的一段趣史。犹太人坚持自己的宗教独立性，但也受到希腊宗教的影响（详见第五部分），希腊语《圣经》的译出，也可能对希腊人产生了一些影响。
虽然东方宗教的影响是巨大的，大有取代奥林帕斯神系之势，但并不意味着希腊神崇拜的衰微。托勒密等希腊化国王都自称是奥林帕斯神的后裔，都把希腊的主要神灵作为他们的保护神，就证明了这一点。而且佛陀的形象阿波罗化，也说明了希腊人宗教观念的根深蒂固，说明他们总是试图把东方的神和自己民族的神相认同。
（二） 科学
希腊化时期的科学之所以取得最为辉煌的成就，其主要原因就是希腊人吸收了东方的科学成果，两大科学源流在这一时期相会。 (14)
科学上的多元性主要表现在天文学、植物学、数学和医学上。
巴比伦人对希腊化天文学的贡献在于它提供了大量的天文观测资料和研究成果，输送了一些学识卓越的天文学家。巴比伦等地的天文观测记录自亚历山大之后，就源源不断地流向亚历山大里亚和其他文化中心。一批巴比伦人的著作被译为希腊文。鼎盛于约公元前240年的著名天文学家和占星家苏迪尼斯（Sudines）就名列其中。到公元前2世纪，许多巴比伦的资料可供希腊人使用，其中包括著名天文学家基德那斯的著作。 (15) 希帕克肯定利用了巴比伦的日、月食记载和其他资料。他从基德那斯那里吸收了251个太阳月等于269个近点月的说法。 (16) 希帕克使用的更为精确的、供天文研究之用的水平仪，也是依据巴比伦式样做成的。 (17) 他的星图就是在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巴比伦、早期希腊天文资料进行比较的基础上绘制而成。 (18) 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是希腊、巴比伦天文学交汇的又一中心，两地的天文学家在此合作研究，当地人塞琉古（Seleucus，约公元前190—前150年）就是阿里斯塔克“太阳中心说”的支持者。有些巴比伦天文学家到东地中海沿岸传播知识，贝罗苏斯、苏迪尼斯就是其中的代表。后者曾到帕加马阿塔罗斯一世的宫廷担任顾问，据说利用图表计算出了月亮的运动，被认为是把巴比伦天文学知识传授给希腊人的重要学者。 (19) 最后，简单实用的埃及太阳历代替了复杂的希腊历法。 (20)
植物学上，提奥弗拉斯图的《植物史》和《植物本原》中，包括许多亚洲的植物标本，这是由于亚历山大东征才第一次为希腊人所认识的。 (21) 他在描写无花果树及枣椰树的传粉与授精时，采用了巴比伦人的说法。 (22)
医学上，也许是从巴比伦人那里，希腊化时代的希腊人采用了委任公共医官的做法。 (23)
数学上，亚历山大里亚的科学家们肯定利用了埃及的几何数学知识。 (24) 巴比伦的六十进位制、解二次方程的方法，也为希腊人采用。 (25)
（三） 艺术
艺术上的多元因素较难辨别，但在希腊化艺术中的东方因素与希腊因素问题上，学界也有一些令人感兴趣的看法。有一学者（Walter Otto）在谈到一系列希腊化时期及以后的艺术时指出，在这些希腊艺术的遗存中，看到了两种因素：希腊和东方。另一学者（Josef Strzygowski）认为，正是后期古代艺术中的东方因素，才决定了欧洲艺术的性质。他的著作之一就是《东方怀抱中的希腊》（Hellas in the Embrace of the East）。后来的学者不同意他这种极端的观点，但都承认东方影响的存在。哈达斯则明确指出，对无限的追求，巨大的规模，本身的辉煌壮丽，一般超过特殊的最终胜利，这些古代后期的艺术特征都已被归于东方的影响。 (26) 艺术中的多元确实存在，但希腊的因素更多一些。
建筑上基本采取希腊的形式，但也掺入了东方的影响，最为明显的是拱形建筑、 (27) 平面屋顶、 (28) 波斯式、埃及式的柱头。 (29) 拱形建筑包括拱形门道（gateway）、圆形屋顶（cupola），偶尔出现的整个街道的拱廊（arcades）， (30) 它们是巴比伦式的。据说亚历山大里亚水池（cistern）上的拱顶是阿拉伯式的 (31) 。这些形式都或多或少地与希腊的建筑风格结合在一起。
有些建筑风格来自埃及，最后经希腊人之手又回到了埃及。米利都人公元前300年重修狄底玛（Didyma）大庙时，采用了埃及人将雕像置于神庙大道两侧的方式，后来孟斐斯萨拉皮斯大庙的入口上，也树立着著名希腊人的雕像。 (32)
雕塑上，埃及的艺术表现手法也与希腊雕塑艺术相结合。 (33) 卡纳克（Karnak）的亚历山大四世塑像（现藏埃及开罗博物馆）上，国王的脸部是用希腊艺术形式塑造的，但国王形体的制作，则完全运用了埃及的传统。 (34) 托勒密王后阿尔西诺二世（Arsinoe II，约公元前316—前270/260年）的一座雕像，就完全是法老式的。 (35) 某些亚历山大里亚的墓碑上也展示了埃及与希腊艺术的相互影响。1920年发现的一埃及官员之墓（如果确实属于希腊化时期），虽然建筑术是埃及的，浮雕的主题纯粹是埃及的，但希腊的技巧影响是很强烈的，特别是在对英雄献祭和哭泣着的妇女的场面上。这些人物都穿着希腊式服装。艺术家们已知透视法，他们试图把希腊的现实主义引入人物的姿态（attitudes）中。 (36)
肖像画的发源地也许是小亚，因此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东方的影响。 (37) 镶嵌画原系埃及与两河流域的古老艺术，希腊人学了过来，并把它提高到历史的最高境界。 (38) 阿伊·哈努姆遗址就有具有海洋生物特征的地面马赛克。 (39)
希腊化艺术与印度、帕提亚、南俄、罗马等地艺术方面的结合前已谈过，不再赘述，其实，文化的多元汇合在这些边缘地区更为明显，犍陀罗艺术、希印双语币上的印度神像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四） 哲学
希腊化时期的哲学思想派别基本上都与古典时期有渊源关系，但唯有斯多亚派（Stoics）“更少希腊性” (40) 。也正由于此，斯多亚派成为最有影响的哲学流派，而且一直延续到罗马帝国时期。斯多亚派之所以能适应希腊化时代的需要，是因为它“感情上是狭隘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狂热的；但是它包含了为当时世界所感到需要的，而又为希腊人所似乎不能提供的那些宗教成分” (41) 。那么它为什么会提供希腊人所没有的东西呢？我们不得不回到斯多亚派的理论大师那里。结果发现，这时的斯多亚大师多来自东方。他们有没有把东方的哲学思想带到雅典？史学界有不同看法。C. B. 威尔斯（Welles）指出：“虽然大多数斯多亚派的伟人来自安纳托利亚和东方，但他们变化不定的教义没有任何可以证实的东方痕迹。” (42) 塔恩的观点与此相反，他断言：“斯多亚派的许多主要人物来自亚洲，他们应该接受了占星术，……据说，芝诺一开始就受到占星术的影响，克吕西波斯（Chrysippus）肯定把迦勒底人（Chaldeans）视为同盟，两个体系的相似是显然的。”他认为斯多亚派哲学与巴比伦占星术有两个观点相似，一是都把宇宙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它受一位全能的“神”（power）掌握，并由某种东西，即斯多亚派的“感应”（sympathy）或巴比伦的“天人对应”（correspondence）结合在一起；二是都认为人是小宇宙，他的灵魂是天火的一个火星，世界在每一周期之末灭而复生。但有一关键的不同，巴比伦的“命运”（Fate）是一种非道德的“力量”（Force），斯多亚的“命运”（Destiny）是一种道德的“天意”（Providence）。 (43) 按照这种分析，再考虑到芝诺到雅典后曾师从于犬儒学派、学园派以及麦加拉哲学家斯提尔波（Stilpo，约公元前360—前280年），似可把芝诺思想视为希腊哲学与巴比伦占星学观念的结合。
印度的哲学对希腊人也有影响，怀疑主义者皮浪（Pyrrho，约公元前360—前270年）也许受过印度禁欲主义者的影响。 (44) 他在印度碰到过那些裸体智者。他可能还与波斯僧侣交往过。 (45) 他反过来又影响了学园派的怀疑主义。塞琉古王国驻孔雀王朝的使者麦伽斯提尼（Megasthenes，约公元前350—前290年）的《印度志》（Indika）也宣扬了印度的哲学思想，其中有一段写道：“婆罗门中有一派哲学家，……认为上帝就是道（the word），他们说道不是清楚的语言，而是理性的显现。” (46)
“润物细无声”，哲学上的东方影响大概是随着宗教思想一道浸入希腊人的心灵的。
（五） 文学与史学
文学与史学的多元性虽然不太明显，文学上的形式几乎没有希腊以外的成分 (47) ，但这时出了一批非希腊作家，叙利亚的当地人组成诗人学派，称他们的家乡为“亚述的雅典”（“Assyria's Athens”）。 (48) 他们都用希腊的文学形式和希腊语写作，有一个犹太人还把《圣经》中的“出埃及记”改编成了希腊语戏剧， (49) 希腊化时期留下来的作家名字大约有1100人，这些人中肯定有一定比例的亚洲人或其他地区人。 (50) 史学上稍有不同，埃及人曼涅托，巴比伦人贝罗苏斯，犹太人德米特里（Demetrius，公元前3世纪后期），罗马人费边·毕克托都用希腊语写了本国的历史。这些国别史丰富和发展了希腊化史学。特别是很可能给希腊史学思想增添了新的血液——历史感。 (51) 犹太教《圣经》集文学、历史、法律、神话、宗教于一身，它的译出无疑也充实了希腊化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