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儒派的起源
关于犬儒派的产生背景，西方学者一般笼统归之于城邦制度的衰落、亚历山大的征服，但并未就此作深入的探讨。他们似乎更关心的是犬儒派创立者安提斯泰尼、第欧根尼，甚至克拉底本人的生平经历，热衷于从个人身上寻求这一历史现象的原因。有的甚至提出了“犬儒生来如此”的论调，如狄德罗（Diderot）主张与生俱来论：“一个人可以选择成为一个柏拉图学园派哲学家，或一个折中主义者，或一个昔列尼派（Cyrenaic），或一个皮浪派（Pyrrhoist），或一个怀疑主义者，但一个人必须生来就是一个犬儒派”。叔本华（Schopenhauer）主张性格决定论：“一个人不能选择他的哲学，是他的哲学选择了他。”一句话，个人潜在的犬儒性格、气质起主要作用，环境只是起催化、促动作用。 (1) 对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一种社会现象、历史事件的发生，或者奇特人物的出现，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像犬儒派这样一类人也绝非生来就具备了成为犬儒的基本素质。从以下的讨论中可以看出，促使犬儒派出现、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个人的因素只是诸多因素之一，而且还是后天因素。
（一） 犬儒派是希腊城邦制度的特殊产物
城邦制度的繁荣孕育着个性极端化的胚胎，城邦制度的衰落则使这一胚胎畸形发展，呱呱坠地。
希腊城邦制度是古希腊文明赖以产生的环境和土壤，也是古希腊文明的辉煌灿烂之处。城邦（polis）制度的核心是公民集体政治，城邦事务掌握在全体公民（民主制Democracy），或少数人（贵族制 Aristocracy、寡头制Oligarchy）手中，但绝非掌握在某个君王手中。即使在僭主统治（Tyranny）时期，城邦制度的根基也仍然保留，他们一般统治短暂而终被推翻就说明城邦制度的根深蒂固，公民集体的权利不可侵犯。城邦制度在古希腊普遍存在，即使有的城邦如斯巴达（Sparta）仍保留了国王的职位，但也仅是形式而已，并无多少实权，国家大事仍由公民大会与公民选出的监察官、长老会来决定。在这样的城邦中，就公民集体而言，其中只有被选举的管理者，而无世袭的专制君主与寄生的官僚，只有拥有不同程度的政治自主权的公民，而无俯首听命的臣民。公民是城邦的主体与主人，城邦实则公民的集合体。
希腊城邦制度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萌芽。尽管各邦由于种种原因发展不一，但到公元前6世纪时已基本形成，所以才有希腊古典时代的开始。其中城邦制度发展最完善、最繁荣的城邦当数实行民主政治的雅典（Athens）了。经过梭伦（Solon）、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和伯里克利（Pericles）三代民主派领袖的改革，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达到了发展的巅峰。希波战争的胜利大大增强了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对城邦民主制度的信心；提洛（Delos）同盟的建立，雅典帝国的形成，使雅典成了当时希腊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雅典城邦在伯里克利的领导下，成了“全希腊的学校”，人人向往的地方。各地的文人学者无不以能生活在雅典并在此展示才华而自豪。雅典人为自己的城邦英勇献身，在所不辞，因为这个城邦是他们的。虽然他们的城邦并非尽如人意，和其它城邦一样，其中存在着无休无止的贫富矛盾、党派斗争，但他们可以自由地在公民大会、市场上、宴饮上、剧场内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与生活情怀。因为他们是这个城邦的主人，城邦的政权掌握在作为公民的他们的手中。他们是政治的动物，是潜在的政治家。只要有闲暇，有兴趣，他们可以直接参与城邦事务的管理和决定，城邦也会为他们的参与给予一定的公职津贴，作为生活的必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就已提出的口号（Herodotus， 3.80）在雅典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实现。在不违背法律与宗教习俗的前提下，公民不会因在公民大会发表不同的意见而受到打击报复，阿里斯托芬不会因在喜剧中讽刺了某一位重要人物而受到当事者追究迫害。我们知道，雅典最伟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哲学家苏格拉底，以及公元前五世纪雅典形形色色的政坛活跃人物无不受到喜剧诗人的嘲讽，而被嘲讽者大都一笑了之。 (2) 反之，如果某位公民不关心政治则是不正常的了，或者说，他只顾自己的事务，或者说，他是一个没有事务的人。这就是我们从修昔底德笔下的伯里克利之口所听到的对雅典城邦制度的颂扬，所知道的雅典公民享受到的政治平等与自由。 (3) 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城邦公民的二重性，既把城邦看得高于一切，具有集体主义精神，同时又注重个性的自由发展。个性寓于共性，共性培育了个性。因此，这种城邦制度在保证公民个性发展的同时，也预示着这种发展在某些情况下走向极端化。充斥于各个城邦的党派斗争，以及公民大会的易于感情用事，城邦事务的动荡不安，政客之间的相互攻讦，都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城邦制度为个性发展提供的巨大空间所带来的弊端，而且这种弊端在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us）战争后期及之后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我们从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一再惨败和苏格拉底的受害及柏拉图的出走西西里， (4) 都感受到了这种弊端对社会带来的危害，对人们心灵的冲击。当城邦集体主义精神失去它的内在号召力，城邦制度无法为个人活动提供更大的空间时，一部分人就会因此冲出城邦制度的藩篱，或走向它的反面，成为社会的对立面，对一切现有的秩序、制度、观念、习俗挑战，或远离而去，躲进个人的心灵中去寻求宁静与快乐。犬儒派作为这股向社会发起抗议的力量的代表，也就自然产生了。所以说，为公民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的城邦制度是犬儒派出现并走向极端化的温床。
公元前5世纪末到前4世纪末的一百年间，古希腊城邦制度经历了两个前所未有的，可以说是致命的冲击，这就是公元前431年至前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公元前4世纪后期马其顿腓力（Philip Ⅱ）、亚历山大（Alexander Ⅲ）父子对希腊城邦的征服与控制。前者从内部耗尽了城邦制度的元气，是其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后者从根本上改变了城邦制度的本质，是其由衰而亡的转折点。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民族的一场大浩劫，战争的双方均无正义可言。不论对战胜者的伯罗奔尼撒同盟，还是对终归失败的雅典同盟，战争所带来的都是灾难性的后果。战争使城邦制度的正常运行遭到破坏，因为“在和平与繁荣的时候，城邦和个人一样地遵守比较高尚的标准，因为他们没有为形势所迫而不得不去做那些他们不愿去做的事情。但是战争是一个严厉的教师，战争使他们不易得到他们的日常需要，因此使大多数人的心志降低到他们实际环境的水平之下。这样，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就爆发了革命”。而“这种革命常常引起许多灾殃” (5) 。过去城邦中的党派之争是内部之争，现在则与外敌联合，因此演变成你死我活的暴力革命，阴谋、陷害、打击、报复、诬告、建立党派寡头政权，杀害异己，这些现象在战争中经常出现，而且在战后也司空见惯。普通公民的政治热忱一落千丈。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只不过是充满贪欲和野心的党派领袖们争权夺利的工具。这些人“虽然自己冒充为公众利益服务，但是事实上是为着他们自己谋得利益。他们在争取优势的斗争中，没有什么事可以阻拦他们；他们自己的行动已经是可怕的了；但是在报复的时候，更为可怕。他们既不受正义的限制，也不受国家利益的限制；他们唯一的标准是他们自己党派一时的任性，所以他们随时准备利用不合法的表决来处罚他们的敌人，或者利用暴力来夺取政权，以满足他们一时的仇恨” (6) 。对于这样极端残酷的党派斗争，普通公民怎能表现出热忱呢？怎能不对现行的政治制度产生怀疑呢？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小农破产，工商业凋敝，财富急剧聚集到少数因战争得益的奴隶主手中，公民兵制的经济基础受到严重侵蚀，雇佣兵应运而生。过去公民出征是保家卫国，现在雇佣兵是为了挣钱发财，波斯总督小居鲁士居然能从希腊招募一万名雇佣兵为其夺取王位，连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也卷入其中。 (7) 城邦制度的衰落由此可见一斑。此外，战争还带来了希腊城邦普遍的道德沦落，侵略被视为勇敢，考虑被视为怯懦，“猛烈的热忱是真正大丈夫的标志，阴谋对待敌人是完全合法的自卫。凡是主张激烈的人总是被信任，凡是反对他们的人总是受到猜疑。阴谋成功是智慧的表示，……先发制人……受到鼓励” (8) 。淳朴高尚，受到讥笑，信守诺言，视为傻瓜，放纵情欲，成为人性本色，人类的普遍法则被弃之不顾。修昔底德对战争引起的道德沦丧、社会混乱、人性裂变，揭露得可谓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一些思想敏锐的哲人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对现实产生怀疑，表示绝望，试图以一种新的社会价值体系、社会道德伦理观念取而代之，是可以理解的。以牛虻自比的苏格拉底，像狗一样吠叫的犬儒只能出现于这个大起大落的社会剧变时期。
马其顿对希腊城邦的征服控制剥夺了希腊城邦制度的最后一份虚荣。喀罗尼亚（Chaeronea）战役（公元前338年）标志着希腊城邦从此失去了政治的独立，次年的科林斯会议则从形式上确认了马其顿的霸主地位。虽然该会议也承认各邦的实体存在，但马其顿国王君临其上已是不争的事实。亚历山大继承父业，平定希腊城邦的反抗，转而东去，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帝国旋即一分为三，但希腊诸邦的命运却不曾改变，绝大多数成为亚历山大后继者统治下的只有自治权的城市。尽管它们自己仍以城邦（polis）自居，仍在召开公民大会，不过，公民大会听到的只是来自国王的信件，讨论的是如何落实国王的“建议”。独立自主的城邦已成为明日黄花，自由、平等的公民变成了实际上的臣民。城邦已无法向公民提供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的安全保证，人们彻底地感到了无依无靠。如果说公元前4世纪初包括犬儒在内的苏格拉底派的出现是少数哲人对现实丧失了信心的反应，那么这个世纪末及以后出现的怀疑主义学派、伊壁鸠鲁学派、由犬儒派衍生的斯多亚学派，以及人数逐渐扩大并发展变化的犬儒派，则是整个社会失落心态的反应。犬儒派不像其他小苏格拉底学派那样短命，其主要原因是引发它产生的特殊的社会环境依然存在，而且自身根据环境的变化作了一些调整，成了主要以行为表现自我的哲学派别。
（二） 犬儒派也是希腊传统文化的产物
犬儒派几乎从希腊文化的各个发展时期、各个方面都吸取了营养，特别是与它一脉相承的哲学思想以及渗透于希腊文化之中的神话传说因素。
1. 来自希腊神话的影响
从前边所列安提斯泰尼和第欧根尼等犬儒派开创者的著述看，他们对希腊神话传说中的人物颇感兴趣。虽然我们对其内容知之甚少，但从题目上可以看出这些神话传说人物对他们的影响之深，以致有必要给予直接论述或借题发挥。然而，从犬儒派的整体来看，他们最崇拜的神话人物是赫拉克勒斯，他们将他视为以力为德的楷模，能忍受艰难困苦、敢于接受命运磨炼的英雄。关于赫拉克勒斯的传说很多，根据荷马（Homer）史诗、赫西俄德（Hesiod）的《神谱》（Theogony），以及古代的其他论述、近人的研究综合，我们可以对其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9) 赫拉克勒斯是宙斯（Zeus）之子，生于底比斯（Thebes）城邦，母亲是阿尔克墨涅（Alcmene）。他从小就力大无比，婴儿时扼死了被天后派来害他的两条毒蛇，少年放牧时，打死了山上的猛狮，后来运用力量和智慧，为人类立下了12件赫赫功绩，如扼杀狮子、斩杀水蛇、活捉野猪、捕获赤鹿、杀尽怪鸟、制服克里特（Crete）公牛等。他还参加了阿尔戈号船（Argo）英雄们的远航，释放了被缚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在希腊人的心目中，他既是一位半人半神的英雄（凡母所生），也是奥林帕斯山（Olympus）诸神之一。他久负盛名，在希腊和罗马境内的许多地方都受到崇拜。他是体育学校、运动场的庇护神，安提斯泰尼所在的快犬运动场就设有崇拜赫拉克勒斯的祭坛。因他一生四处漂泊，历经磨难，但坚强不屈，英勇无畏，与自然抗争，为民除害，敢于藐视权威，所以受到犬儒派的尊重，将他视为理想英雄的化身。甚至犬儒派外在标志之一，手中的拐杖（βακτρου）也是从赫拉克勒斯常用的木棒（club）模仿而来。据说，赫拉克勒斯用此木棒杀死了许多怪物，保护了孤儿寡母。 (10) 这个拐杖在犬儒派看来，类同国王的权杖，他们期望以此来建立超越一切城邦、民族、社会政治权威、价值观念之上的“理想世界”。
从犬儒派的行为表现看，犬儒派至少从希腊神话传说，特别从荷马史诗和赫拉克勒斯的个人传说上获取了对力的崇拜，对困难的忍耐，对“arete” (11) （卓越、美德）理想的追求，对荣誉胜过苟且偷生之生命意义的诠释，对权威的藐视，对国家和社会的超越，对世人的关切，对未来的憧憬（克拉底笔下的Pera岛与《奥德赛》中关于克里特岛的描述何其相似！ (12) ）。一句话，找到了理想的源泉和生活的榜样。
2. 来自赫拉克利特、德谟克里特、阿那克萨戈拉的思想营养
这三位哲学家从时间上或主要关注对象上都可看作是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从哲学的根本问题上都可看作是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家。但他们同样对现实的社会人生表达了自己的独特立场和态度。其中有些与后来犬儒派的思想主张较为相似，或许为犬儒派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养分和行为先例。
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鼎盛于公元前504—前501年）是小亚以弗所（Ephesus）人。据第欧根尼·拉尔修，赫拉克利特是个比任何人都傲慢的人，他目空一切，认为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智慧在于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他不关心政治，有人请他为城邦立法，他认为城邦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他羞于与城邦同胞为伍，隐居于狩猎女神的庙宇附近，和小孩们玩骰子，认为参与这种活动远比和那些无赖在一起搞政治要好。最后竟然隐居深山，靠吃药草过活。 (13) 赫拉克利特对那些形形色色的秘教、净化仪式嗤之以鼻，认为“人们用来祭神而宰杀的牺牲的血涂在身上使自己纯洁是徒然的，这就像一个人掉进污泥坑却想用污泥来洗净自己一样。……他们向神祷告，这正和向房子说话一样的。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神灵和英雄。” (14) 这是对当时希腊民间流行的各种公众涤罪仪式以及只对参加者公开的埃琉西斯秘仪（Eleusis Mysteries）和奥尔弗斯教（Orphism）入会式净化礼的讽刺。他特别警告那些“夜游者、波斯教士、酒神祭司、酒神女侍、传秘密教的人”，威吓他们死后要受火焚之罚，“因为他们以一种不虔诚的方式来传授那些流行于人间的秘法” (15) 。他甚至否认神灵有知，认为向神哭诉，向神祷告，统统不会得到回报，神似乎对人事无动于衷。 (16) 这是最早的疑神论思想。赫拉克利特对于人们孜孜以求的幸福、金钱、眼前利益都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幸福不仅仅在于肉体的快感，如果如此，那“牛找到草料吃的时候是幸福的” (17) 。金钱固然重要，但“驴子宁愿要草料也不要黄金” (18) ，言外之意是要人们满足于身体所需，不要追求身外之物。他认为优秀的人应追求永恒的光荣，不要像多数人那样“像牲口一样狼吞虎咽”，追求那些转瞬即逝的东西。 (19) 人们惧怕战争，他却歌颂战争，称其为“万物之父，万物之王”，因为“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为自由人” (20) 。而且，战争普遍存在，正义就是战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 (21) ，不是人的意志可以转移的。
对世俗的反叛，对宗教信仰的怀疑，对城邦政治的厌恶，对抗争精神的赞誉，使人难以否认犬儒派从中所受到的启发和鼓舞。
德谟克里特（Democritus，约公元前460—前370年）是阿布德拉（Abdera）或米利都（Miletus）人。与苏格拉底及其弟子安提斯泰尼属于同时代的人。他似乎去过雅典，也见过苏格拉底，但苏格拉底并不认识他，也有人否认他去过雅典。 (22) 不管是否去过，他的影响一定传到了雅典，传给了犬儒派。据第欧根尼·拉尔修，柏拉图原想把收集到的德谟克里特的全部作品烧掉，但有人告诉他这是徒劳的，因为这些作品已在很多人手中了。 (23) 这说明德谟克里特的著述在公元前4世纪时流传甚广，当时和其后的犬儒派当会受其影响。
德谟克里特主张节欲自足，自然人生，与犬儒派有颇多相似之处。（1）要根据自然生活。凡事不要违背人的自然本性，“凡是合乎我们本性的是应当寻求的，凡是违反我们本性的是应当避免的” (24) 。而且，凡是符合人类本性的身体需要都容易得到，反之不仅得到艰难，且使生活不快。 (25) 对于一切沉溺于口腹之乐并在情爱方面过度的人，快乐的时间是短暂的。 (26) 快乐之后还想快乐，就会使欲望膨胀，带来无尽苦恼。因此要节制欲望，摒弃一切不合时宜的、无益的享受， (27) 追求崇高的适度快乐。 (28) （2）人不应该受财富的支配，因为他不能给人带来任何身体上的好处和心灵上的安宁。 (29) “幸福也不在于是否占有畜群，也不在于占有黄金，它的居处是在我们的灵魂之中” (30) 。简而言之，幸福与财富无关，而在于我们的感受。所以他说“一个尽管只有有限的财产然而很勇敢的人，是幸福的，一个尽管很富有，但很怯懦的人，则很不幸”。即使一贫如洗，也应“保持尊严地忍受贫穷”，因为这是“智慧之士所固有的特性” (31) 。（3）人生苦短，命运无常，生活中充满不幸与痛苦，只有顺其自然，才能自满自足。 (32) （4）要扬善抑恶，敢于说真话，“坦白是精神独立不倚的特征” (33) 。（5）智者应关注人类，关爱世界，“整个大地对贤智的人都是敞开的，因为一个高尚的灵魂的祖国，就是这个宇宙” (34)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犬儒派自称“世界公民”的影子。（6）德谟克里特一方面呼吁人们热爱民主制，顺从法律，将国家利益置于一切之上，但另一方面又对现实中的政治状况不满，因为“在现行的宪章制度中，没有任何办法能使官吏避免不义，即使他们是完全廉直的人”。 (35) （7）德谟克里特似乎对女人也没有什么好感。“女人不应该动口舌，因为这是很危险的”；“接受一个女人的命令，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最大的侮辱”；“女人比男人容易怀恨得多”。 (36) 这似乎是某些犬儒派鄙视女人的先声。
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约公元前500—前428年）是德谟克里特的老师。他出身名门，高贵富有，但随后摆脱世俗缠扰，专心研究自然，对政治敬而远之。当有人问他：“你难道毫不关心你的祖国吗？”他指着天说：“不要胡说，我对我的祖国最关心不过了。” (37) 把天当作祖国，表现了对城邦政治的淡漠和对整个人类的关心，这似乎是第欧根尼“世界国家”思想的先声。但他对犬儒派产生明显影响的是他的“种子论”，即“在一切复合的事物中，包含着多数的、多方面的质料和万物的‘种子’，这些‘种子’具有各种形式、颜色和气味，人就是这样的组合起来的，一切具有一个灵魂的生物也是这样组合起来的”。 (38) “我们吃的事物表面看来好像是单纯齐一的，譬如水和空气，可是从这食物却长出头发、筋腱、血管、肌肉、神经、骨骼和其他一切肢体来。因此应当承认，在我们所吃的食物中并存着一切事物。” (39) 由此第欧根尼可能获取了他提倡的乱伦（incest）、同类相食、可吃人肉（cannibalism）的理论根据。 (40) 因为人肉与别的东西如面包、蔬菜无异，它们同样包含着一切事物的所有因素。 (41)
3. 智者学派对犬儒派的启示
英国学者兰金（H.D.Rankin）在其1983年出版的《智者派、苏格拉底派和犬儒派》（Sophists，Socratics and Cynics）中首次把公元前5至前4世纪在古希腊出现的这三个哲学流派加以综合研究，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异同及主要联系，强调指出它们三者的共同特征：一是都使用自然的口头语言作为探究的手段。二是都更多地注重从人类的各种实际表现中发现本质，而且特别强调了犬儒派对这种探究模式的继承。 (42) 但是，智者派对犬儒派的影响到底有哪些呢？
（1）智者派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大大提高了人的尊严与价值。人是万物的判断者，人是万物的主宰，相对而言，神对于人的作用被贬低了，而且对神的存在也产生了怀疑。像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就说：“至于神，我既不知道他们是否存在。也不知道他们像什么东西。有许多东西是我们认识不了的；问题是晦涩的，人生是短促的。” (43) 人是万物的尺度，虽有感觉主义、相对主义之嫌，但这种命题对犬儒派应该是深受鼓舞的。他们可依此来重新评估一切现行社会价值，而且唯我独是，以我为尺度，使个人成为真理的化身、生活的范例。由这种相对主义产生的极端主义例子在犬儒派那里比比皆是。希腊人对诸神的态度从荷马史诗、赫西俄德那里就可看出，恭敬而不盲信，更不将其奉若至上，认为其完美无缺。神人同形同性，决定了神也存在人的缺点和情欲。因此，疑神论者 (44) 古而有之，但疑神只是对神干预人事力量的怀疑，并不等于否认神的存在。现在，智者派明确对神的存在产生了怀疑，这对于生活在泛神论氛围的希腊人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据说，普罗泰戈拉因此激怒了希腊人，他的书被焚毁，人被赶出了雅典。 (45) 这种对诸神的怀疑主义可能影响了犬儒派，导致了他们对宗教信仰、仪式的抨击。
（2）从感觉主义、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出发，智者派提出了反nomos思想，即将自然（physis）和人为的社会规范（nomos）相对立，试图推倒传统的法律、伦理道德和一切生活准则，重新制定符合physis的nomos。他们根据自己所理解的自然法，既提出了人人生而平等、自然未使一人为奴、种族无优劣之分的人类平等思想， (46) 也暗示了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思想。 (47) 这些思想对犬儒派的影响非常明显，犬儒派以反nomos而著名，可以说与智者派一脉相承，而第欧根尼、克拉底的世界主义、乌托邦思想显然是对安提丰（Anthiphon），阿尔基达玛（Alcidamas）这些智者的人类平等思想的回应。而安提斯泰尼的“狮兔寓言”则表达了智者塞拉西马柯（Thrasymachus）的“强权即公理”“正义即统治者自我利益的取得”的观点， (48) 似乎这是自然界的运行规律，人类对之无可奈何。
（3） 智者派的修辞学、论辩术，尤其是他们的诡辩之风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犬儒派，成了他们唇枪舌剑嘲弄别人的工具。在“存在”（Be）问题上，智者派继承了爱利亚学派的传统，否认矛盾的可能性，即一个命题只能被认为是“是”或“不是”，不允许有别的限定。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假设是爱利亚学派创立者巴门尼德（Parmenides，鼎盛于约公元前504—前501年）提出的。他坚持认为，对于“存在”所能够说的就是“它是”，任何对“是”的修饰都渗入了否定因素，因为“是”（Be）就是存在（being或existence），部分的或修饰的存在不是真正的存在，这种在“是”与“不是”问题上的两极决然对立的思想影响了普罗泰戈拉为首的智者学派， (49) 也经由他们影响了犬儒派。安提斯泰尼的“定义不可能”（It is impossible to define what a thing is）、“矛盾不可能”（Contradiction is impossible）的逻辑学观点，犬儒派奉行的否定一切、肯定一切的极端主义都反映了这种影响的存在。 (50)
4. 苏格拉底的榜样
犬儒派是小苏格拉底学派之一，其创始人安提斯泰尼是苏格拉底亲密的朋友兼学生。因此，苏格拉底对犬儒派的创立以及他们的思想主张、行为方式、人生理想都产生了直接的、深刻的、巨大的、持久的影响。
（1） 苏格拉底承智者派之风，把古希腊哲学的关注对象从天上转向了人间，即把对自然世界的研究转向了对人生伦理的研究，为犬儒派的产生奠定了哲学上的基础。纵观古希腊哲学史，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不论是米利都学派，还是毕达哥拉斯学派、赫拉克里特、德谟克里特，甚至爱利亚学派，他们都更多的是探究世界的本质，物质的构成，宇宙的起源及物质的存在与运动，即人类与自然及自然界内部之间的关系。现在的哲学家们则“放弃了自然研究，把注意力转向了关于‘善’（goodness，或译‘德’，virtue）的实际问题和政治科学” (51) ，更多地关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一句话，人在这个社会中如何安身立命、更好生存的问题。如果说，以前的哲学家由于参与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而被称为自然哲学家，那苏格拉底则开了伦理哲学的先河。第欧根尼·拉尔修就认为伦理哲学是从苏格拉底开始的。伦理学是关注生活及与我们有关的一切。 (52) 正是由于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召回人间，使它进入城邦和人们的家庭之中” (53) ，才使以关注人生、社会为使命的犬儒派的产生成为可能。这种哲学大转向是我们分析犬儒派产生根源所不应忽视的重要文化因素。
（2） 苏格拉底的人格力量与高尚情操使其成为犬儒派敬仰的对象。苏格拉底是论述生活行为的第一人，也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位被判处死刑的哲学家” (54) ，他死后，两位弟子色诺芬与柏拉图分别为他著书立说，都写了关于老师的回忆篇章。虽然他们出于对先师的敬仰怀念之情，难免笔下有溢美之词，但总体上给人的印象还是平实的、公允的。从他们的描述可知，苏格拉底生活俭朴，节制有度，富有激情而能严格自控，敢于藐视权威但又善于服从，忠于职守，最后笑对死亡，从容就义。他的个人生活对犬儒派的生活方式、处世态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第一，鄙视金钱。据色诺芬讲，苏格拉底“是一个非常简朴的人，尽管他的所有很微薄，但他却很容易地使他应付裕如” (55) 。而且他对生财之道深恶痛绝，认为“从任何人那里收取金钱就是给自己树立一个主人而使自己处于极其卑鄙的奴隶地位” (56) 。所以他常年在大街上向年轻人传授哲学，但从不像智者们那样向学生要求报酬。 (57) 他甘愿过一种清贫的思想者生活。第二，他能严格自制，忍受艰难困苦。“苏格拉底不仅是一个最能严格控制他的激情和嗜欲的人，而且是一个最能经得起冷、热和各种艰苦劳动的人” (58) ，尤其是能控制色欲。在同性恋风气盛行的雅典社会，“他对于这一类事情是非常有操守的，即使对于最青春美貌的人，他也能泰然自若，不为所动” (59) 。第三，他敢于藐视权威，拒绝接受马其顿君王等的礼物和邀请 (60) ，拒绝执行三十僭主的命令 (61) 。他在受审时，慷慨激昂地自称是一只牛虻，要来叮一叮雅典这匹“懒惰的马” (62) 。这哪里是为自己辩护，这是对雅典城邦政权的公然挑战。第四，他视死如归，大义凛然，受审时可以乞求宽大处理，但他以幽默的方式拒绝了。 (63) 临刑前可以逃跑，朋友们为他准备好了一切，他也拒绝了，而且与朋友们谈笑自若，然后饮鸩而死。安提斯泰尼就在现场目睹了老师的最后悲壮一幕。 (64) 苏格拉底的人格、操守，特别是他的死，对弟子们影响和震动太大了。弟子们四散而去，出走他邦，所以才有了包括犬儒派在内的小苏格拉底学派的产生。虽然他们将苏格拉底生活与思想的某一方面片面夸大、发展，甚至走向极端，但他们仍在苏格拉底遗教的指引下进行着艰难的思想跋涉，则是千载不争的事实。
（3） 苏格拉底的某些政治思想也与犬儒派有相似之处。他生活于民主制的雅典，也愿服从城邦的法律，但他对抽签选举政府官员的民主制基本程序则大为不满，他认为这种选举方法太愚蠢了，既然没有人愿意用这种方法来选用一位舵手、建筑师，或吹笛者，或其他任何行业的人，那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来选举国家官员呢？ (65) 这是他“专家治国论”的表现。对于城邦政治事务，苏格拉底表示了思想者的冷漠，他除了参加过几次战役和主持过一次会议外，未见在城邦政治生活中发挥多大的作用。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及战后如火如荼的年代，雅典历经政治动荡之苦，而他好像并未投身于其中，以至于当代美国的苏格拉底研究者斯东这样说道：“雅典最喜欢说话的人在最需要的时候却保持了沉默。”尼采（Nietzsche）则把苏格拉底的逻辑形容为“冰凉的”。有一位学者则以耶稣为例，谴责了苏格拉底的冷漠：“耶稣曾为耶路撒冷哭泣，而苏格拉底却从未为雅典掉过一滴眼泪。” (66) 这样的责备未免太过分了，但苏格拉底对城邦政治，尤其是雅典的民主政治并无多少好感，且不愿意过多地介入则是实情。 (67) 他教导人们要关注自己的灵魂 (68) ，分清什么是正义、幸福、适当、坚忍、勇敢、节制以及政府的职能、统治者的品格， (69) 这是典型的“智者至上、专家治国”。犬儒派把他对城邦生活的淡漠变成了对城邦生活的彻底反对，退出政治变成了退出生活本身。然而他们也像苏格拉底一样并非遁世主义者，而是用另一种极端的方式关心人类政治，所以才有对现实社会的全然否定，对乌托邦的憧憬，对世界国家、世界公民的坚信和追求，才有拯救人类、改造社会、普天之下舍我其谁的神圣使命感。
（4） 苏格拉底对安提斯泰尼的直接影响。作为犬儒派的创始人，苏格拉底的学生和朋友，安提斯泰尼受到的教诲最为直接，他先是智者派的学生，后来与苏格拉底邂逅相识，感到受益良多，以致让自己的学生也一道拜苏格拉底为师。他可能伴随了苏格拉底的余生，在苏格拉底出现的场所，我们几乎都可以寻找到他的身影。苏格拉底就承认安提斯泰尼一直不离开他。 (70) 而安提斯泰尼认为没有比每天伴随苏格拉底更快乐的事情了。 (71) 他们一起参加宴饮、朋友聚会，讨论关于情爱、女人、友谊、男女平等、财富等话题。苏格拉底临刑前，在场陪同的就有安提斯泰尼。苏格拉底死后，有的弟子（包括柏拉图在内）因怕受迫害离开了雅典， (72) 而他不仅未出走，还设法导致了苏格拉底的控告者安尼托（Anytus）的被逐和美勒托（Meletus）的处死。 (73) 此事虽无旁证，但反映了安提斯泰尼与恩师的生死之交以及古代人对这种关系与情感的认同。
在从苏格拉底生前身后，安提斯泰尼完成了两个思想转变：一是从智者派转向苏格拉底派，一是从苏格拉底派转向犬儒派。从苏格拉底那里，安提斯泰尼学到的不仅是简朴、忍受艰苦、节制自足的生活方式，而且学到了对精神财富——德的追求，对人类的热爱、对朋友的忠诚、对金钱的鄙视、对真理的探究、对理想的向往、对使命的执着、对生命的放达。更重要的是，公元前4世纪的城邦内部危机，特别是苏格拉底之死，使安提斯泰尼的思想经历了一场革命，他变成了“一只绝对的狗” (74) 。他和其后的犬儒派一起把从苏格拉底那里学来的东西变成了对现实的否定，把对同胞的循循善诱、忠言告诫变成了嘲弄讽刺的言论自由，把对虚伪生活外表的揭露变成了行为举止上的无羞无耻（像狗一样），把苏格拉底的反讽（irony）变成了锋芒毕露的激论（distribe）和反唇相讥的警语，把简朴节制变成了不要家庭、不要财产、乞食为生、随处而宿的禁欲主义苦行僧生活，把苏格拉底的使命感变成了世人皆浊我独清，以拯救世人出迷惑之海（τυφοs）为己任的世界主义精神，把苏格拉底倡导的男女平等变成了人人平等。在犬儒派的乌托邦里绝无柏拉图理想国的等级之分。歌妓伴舞、通宵达旦高谈阔论的宴饮哲学家已成为往日云烟，代之而起的是以一件破外套、一根拐杖和一个皮袋子为特征的犬儒哲学家。他们就是“发疯了的苏格拉底” (75) 。
（三） 犬儒个人不幸遭遇和受抑环境的促动
虽然我们不承认犬儒生来如此论，但承认犬儒的个人不利环境有可能成为他转向犬儒的直接动因。
安提斯泰尼的父亲是雅典人，母亲是色雷斯女奴隶。 (76) 按照伯里克利公元前451年恢复的古代法律，只有父母双方都是雅典人的男子才有可能成为雅典公民，因此，安提斯泰尼只能是个非全权的雅典人（bastard）。这种尴尬的出身、地位虽然并不会影响他在雅典社会自由活动，尤其不会影响他个人的智力活动，但某些对非公民的限制可能阻碍了他对政治的参与和公职的担任，也可能限制了他进出专门为公民设立的体育场和公共浴所。雅典的“快犬体育场”是专门为那些bastards设立的，可见他们与其他公民男子是有区别的。无怪乎有人嘲笑他属于非纯粹的阿提卡（Attica）血统。他对此敬以轻蔑的一笑：“诸神的父母也是弗里吉亚（Phrygia）人。” (77) 由此还引发出了他的母亲是弗里吉亚人的说法。 (78) 在雅典，bastard有义务出征参战。安提斯泰尼因在公元前426年的塔纳格拉（Tanagra）战役中表现勇敢出众而受到苏格拉底的赞扬：“如果他的父母都是雅典人，他就不会这么勇敢了。” (79) 言外之意，全权的雅典公民没有他作战勇敢。但琉善在其《寄生虫》（Parasite）一文中，却坚持说安提斯泰尼从未参加过战斗，是个社会寄生虫。不过琉善对犬儒派抱有成见，此话难以置信。但不管怎样，安提斯泰尼的bastard身份肯定阻碍了他参加政治成为风云人物的可能，因此只好与苏格拉底为伴，专心学习哲学。在色诺芬的《宴饮篇》中，他说自己拥有足够的闲暇，愿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精神财富， (80) 也说明他不愿或不能全部参加城邦事务。在一个公民充分行使权力、实行公民集体政治的城邦，尽管赋予了bastard这类人极大的自由与一定的权利，但毕竟在社会上低人一等，参政受到限制。安提斯泰尼之所以对雅典人以出生于斯而自傲表示反感， (81) 对民主选举制采取批评态度，最终走上了犬儒之路，bastard的不幸出身与遭遇应该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第欧根尼是西诺普人，其父希塞西亚斯（Hicesias）可能曾担任该城造币管理人或造币场主要官员。据第欧根尼·拉尔修，父子俩都涉嫌参与了西诺普钱币的破坏与改变事件。关于此事，古人说法较多，至少有四种：其一，其父毁币，他被迫出走；其二，毁币是第欧根尼所为，他与其父被迫出走；其三，他奉命管理造币场，受工人劝诱，或错解神谕而毁币，事发后或被捕，或畏罪潜逃；其四，父亲委任儿子管理这笔金钱，但儿子毁之，结果父亲身陷囹圄，他却逃跑了。 (82)
这些说法尽管细节不一，但包含着一个明确的事实：即第欧根尼与其父不论一人还是二人应为这件事负责。父子因此均受牵连，第欧根尼被迫出走。 (83) 第欧根尼后来流浪各地，以致途中还被海盗抓获，作为奴隶出卖。 (84) 这次毁币事件对第欧根尼的打击太大了。他在西诺普本属于显贵人物，借其父的影响，有可能成为城邦的政要，但毁币事件却毁了他的前程，使他成了一名无城邦归属的流浪者。如此大起大落的历程无疑加深了他对现实城邦制度的反感。当他最后来到雅典的时候，他的犬儒特征已十分明显。不论他与安提斯泰尼在雅典会面有无可能，他已成了晚年安提斯泰尼的同道之人，且将其主张发挥到极限，以致有许多学者把他视为犬儒派的真正创立者，或至少与安提斯泰尼并列的创立者。
克拉底是底比斯人，家庭富有。但本人身体上有严重缺陷，是个驼背，到体育场锻炼，常常受到人们的讥笑。他不向命运屈服，而是选择了犬儒道路，把财产变卖，将所得的200塔兰特（talent）分发给他的同胞。 (85) 后来那个年轻漂亮的富家小姐希帕其娅以死相威胁，非他不嫁。他只好当着她的面脱下衣服，袒露出丑陋的身体，对她说：“这就是你的新郎，这就是他的所有，做出你的选择吧。除非你与我有同样的追求，否则你将不是我的伴侣。” (86) 克拉底外表丑陋，但心灵美好，结果赢得了姑娘的芳心，二人成为唯一的犬儒夫妻。尽管如此，驼背毕竟是一种缺陷，临死前他还发出了这样的自嘲：“你要走了，亲爱的驼背人，你就要去地府了——年老了，驼背了。” (87)
莫尼姆斯是叙拉古人，原给一位科林斯钱庄经营人当仆人或奴隶。那位从海盗手中买了第欧根尼做奴隶的色尼亚德（Xeniades）经常造访莫尼姆斯的主人，常常说起第欧根尼的完美言行，这样就在莫尼姆斯的心里激起了对第欧根尼的强烈敬慕。他马上装疯卖傻，把主人的钱都扔到地上，闹到最后，主人只好把他打发了事，他也就此投身于第欧根尼、克拉底的门下。 (88)
彼翁是黑海北岸的奥尔比亚（Olbia）人，出身低贱。他的父亲是个鱼贩子，母亲是妓女，用他的话，是只有他父亲才会选做妻子的女人，后来因其父纳税作弊而致使全家被卖为奴隶。他因生得貌美讨人喜欢被一位修辞学家买去。此人死后，将所有家产传给了他。他烧掉了主人的书，抛弃了主人的一切，只身跑到雅典去研究哲学。 (89) 不久，成了一名犬儒。对于这样的家世和经历自然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地方。在他看来，转向哲学似乎是新生活的开始。因为作为命运的弃儿、社会的底层，要想改变自己的地位，除了致力于自身生存社会环境的改造之外，别无他途。
柏里格利诺斯是帕里昂（Parium）人，最后一位著名的犬儒。在琉善的笔下，他是个十足的无赖、恶棍。年轻时与人私通被捉，受到鞭笞。后来又诱奸了一位男童，为避免被告发，不惜重金向孩子的父母求情。接着，讨厌快到60岁的父亲老而不死，就活活勒死了他。为此，他只好逃往各地，最后来到巴勒斯坦，加入基督教会，且成为首领。不久被罗马当局投入监狱，后因基督教徒声援而获释。他返回家乡，见人们仍念念不忘他的弑父罪，于是自愿把家产充公，换上了犬儒的装束，留上了长发。家乡父老因此受骗，将他改称为“可与第欧根尼和克拉底相比美的哲学家” (90) 。由于琉善对同代的犬儒没有好感，这里的叙述不免有极力贬低的成分，但柏里格利诺斯也是在外界压力下（当然如果琉善所述属实，这是他咎由自取）才转入犬儒派的。
狄奥虽然一生中只有一段时间过犬儒生活，但这段生活也是由政治失意而引起的。他是小亚普鲁萨（Prusa）人，家庭富有，且有地位，后来到罗马进入宫廷生活圈子。也正是在这里，他招致了皇帝图密善的不满，被逐出罗马，并不准回本城居住，从此成了一位无家可归、四处行乞的犬儒。直到涅尔瓦（Nerva）当政，他才返回罗马，结束了流浪生活。
从以上可以看出，确有一部分人是由于家庭、个人原因受到社会压抑转而走向犬儒之路的。
（四）可能来自印度的影响
犬儒派因和印度的裸体智者（Gymnosophist）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而引起了近代研究者的注意，但对二者之间有无直接关系则观点分歧。格拉第士（A. Gladish）在1841年出版的《世界历史知识入门》（Einleitung in das Verstandniss der Weltgeschichte）中指出，由安提斯泰尼开始的犬儒派不是从苏格拉底，而是从爱利亚学派和印度，如与“吠多”传统有关的那些资料中获取了他们的主要见解。他还确立了犬儒派与印度裸体智者的平行关系，认为从后者那里，犬儒派获得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91) 这种观点在当时遭到了强烈反对，被斥为绝对的胡思乱想。格罗特（G.Grote）在1865年出版的《柏拉图和其他的苏格拉底追随者》（Plato and the other Campanions of Socrates）中，承认犬儒派与某些东方哲学家相似，特别与印度的裸体智者相似，但反对犬儒派受到后者直接影响的假定。 (92) 那么，事实到底如何呢？从近年来的研究看，人们倾向于承认二者之间的相似性，并由这种相似性推断其通过前犬儒派哲学家的中介而间接受到印度方面类似的教派、教义的影响。亚历山大东侵印度前，希腊人通过波斯的中介与印度早已有接触，小亚的爱奥尼亚（Ionia）人曾与印度人同是波斯帝国的辖民。二者在早期的哲学上的某些相似使人考虑到他们之间联系、沟通的可能性。 (93) 但是希腊人对印度的全面深入地接触是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后，从阿里安（Arrian）、斯特拉波、普鲁塔克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亚历山大与印度裸体智者的直接会面，希腊犬儒与这些智者的交往，以及印度一名裸体智者愿随亚历山大西归的记述。 (94) 此后，希腊人对印度裸体智者的了解就不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目睹与接触的现实了。印度这些类似的教派对犬儒派的起源与发展不论通过直接还是间接的渠道都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根据纳维亚的推测，犬儒派可能从印度古老的某些教义和实践中，获得了他们的思想。他指出，印度的Pasupatas这个古代的湿婆教派（Shivaite sect）显示了这一点。这派成员实行严格苦行与禁欲，有明显的反社会倾向，有意识地要引起人们的藐视和斥责，表现出攻击人的行为，最引起人兴趣的是他们模仿狗的声音、行为的习惯。 (95) 这使人不能不想到犬儒派与他们的相似。虽然我们对裸体智者与Pasapatas、湿婆教徒（Shivaite）的关系不甚明确，但从已知的材料看，犬儒派与印度裸体智者之间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第一，藐视世俗，不以裸体为耻；第二，与现实社会政治相分离，自足自在，我行我素；第三，奉行简朴、禁欲的生活原则，嘲笑对生命的依恋，必要时愿意结束自己的生命。
以上从四个方面简要分析了犬儒派产生的社会、政治与文化根源，但这些因素并不能决定犬儒派的确切产生时间、具体的创立人以及它的发展与转折。因此，下节将主要分析犬儒派的创立与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