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3古希腊乌托邦思想的起源与演变
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的乌托邦思想同样是古希腊人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遗产。“乌托邦”一词虽然在16世纪之初才出现 (1) ，但乌托邦思想的萌芽却可追溯到古希腊的荷马时代。其后随着时代的变化，类似的描述在古希腊仍不断出现，只是内容各有侧重而已。这些具有乌托邦色彩的著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柏拉图的《理想国》、希腊化时期关于海外福岛的故事都为包括英国人莫尔在内的近代空想家提供了直接的启示和效仿的模式 (2) 。因此，对古希腊乌托邦思想的起源、演变进行探究，并对其不同时期的思想特征进行分析就不仅具有学术意义，也有其现实意义。据笔者所知，国内学术界目前对古希腊乌托邦思想的有关研究一般都是围绕某一作品展开，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就长期以来受到许多学者的重视，并有一些重要成果问世。其余的则大多是对隐含于某些文学、哲学、历史作品中的有关乌托邦内容的介绍或评论 (3) 。所以，本文试图另辟蹊径，对其进行一种历时性的考察。
一、 古希腊乌托邦思想的起源——神话乌托邦
希腊神话传说是古希腊人富有想象力的集中体现，是古希腊最早的文化成果，是后来希腊文化发展、繁荣的基础与土壤。同样，这些神话传说所蕴含的乌托邦因素对后来该思想的发展演变提供了永不衰竭的素材源泉与广阔的想象空间。
（一） 荷马的“福地”
荷马史诗是希腊神话传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虽然包含了一定的历史内核，但它的内容却是以神话传说的形式展开的。因此，荷马史诗不仅是对迈锡尼时代，特别是对公元前11—前9世纪希腊社会历史状况的反映，也是对此时民间神话传说、宗教信仰的再现，同时也间接流露了人们对遥远的美好境地的向往。荷马笔下的“福地”（Elysium）就是这方面典型的一例。
“福地”的传说据说出自米诺斯时代 (4) ，但无实证。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记述是在《奥德赛》中。希腊英雄、斯巴达国王莫涅拉俄斯（Menelaos）返国途中困留埃及法罗斯岛，他焦急万分，海神普罗透斯（Proteus）安慰他说：“你注定不会死，不会在牧马的阿尔戈斯遇到你的厄运。那些不朽的神将会把你送到福地和大地的尽头。那里居住着美发的剌达曼堤斯（Rhadamanthus） (5) ，那里的生活对人类是再舒适不过了。没有雪，没有暴风雨，只有从大洋吹来的阵阵强劲西风，给人们送来凉爽。因为你有海伦（Helen）为妻，所以在别人的眼里，你是宙斯女儿的丈夫。” (6) 从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福地远在天际，面临海洋。那里风和日丽，气候宜人；那里神人共居，长生不死，确实是仙境福地。但那里靠凡人的力量却遥不可及。只有诸神才能将他们认为适合的人送达。
当然，这种“福地”遐想在《奥德赛》中比比皆是。如似实而虚的利比亚，那里母羊一年三胎，提供的乳汁长年不断，不管是主人，还是牧羊人，都不缺乳酪畜肉和甘甜的鲜奶 (7) 。俄底修斯中途落脚的法伊阿基亚岛（Phaeacia，the land of the Phaeacians）也是一个虚构的地名。据荷马，这里的居民（Phaeacians）受到不死者的十分钟爱，独居在遥远的、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中。 (8) 还有一座虚构的岛——苏里亚（Suria）似乎更加遥远。太阳在那里转身，大概是昼夜交替之处。岛上居民不多，却非常富足，牛羊成群，盛产小麦、葡萄酒，人民从未遭受过饥荒，也从不染病。 (9) 这些虚幻之地无疑给后来的类似乌托邦设想提供了原型和启示。
（二） 赫西俄德的“黄金时代”
赫西俄德（Hesiod）是古希腊第一位给人类历史划分先后交替时代的诗人。在他看来，人类自诞生至今共经历了五代。第一代是人类的黄金时代，其次是白银、青铜、英雄与黑铁时代。
在他的笔下，黄金时代的人类“像神灵那样生活着，没有内心的忧伤，没有劳累和忧愁。他们不会可怜地衰老。他们远离所有的不幸，手足敏捷有力，享受着宴饮的快乐。他们的死亡就像熟睡一样安详，他们拥有一切美好的东西。肥沃的土地自动慷慨地出产吃不完的果实。他们和平轻松地生活在富有的土地上。羊群随处可见，幸福的神灵眷爱着他们。”这个种族的人死去后，变成了漫游大地的神灵，注视着人类的所作所为 (10) 。如此看来，他们还是凡人，最终会死去，但过着神一般的生活。和平、安宁、富足、惬意、自然、绝无现世的忧愁烦恼，而且死后变成了神灵。
以下各代均呈堕落之势，但在第四代英雄种族那里，赫西俄德虽不满于英雄们的无谓厮杀，却为其中的部分英雄设置了一个远离人类、远离诸神、位于大地尽头的住所，且让他们永生不死。“他们无忧无虑地生活在涡流深急的大洋岸边的幸福岛（the island of the blessed）上，出产谷物的土地一年三次为幸福的英雄们长出新鲜、香甜的果实。”他们的统治者是克罗诺斯王（Cronos）。 (11) 赫西俄德的“福地”设想，与荷马的“福地”设想极为相似，这或许反映了二者的承继关系或平行关系。
（三） 品达的“福岛”、“福地”
品达是古典时代的抒情诗人，神话乌托邦的第三代传人。在他的第二首《奥林匹亚颂诗》及流传下来的一些挽歌残篇中，可以看出品达的“福岛”、“福地”（Elysium）概念已与荷马、赫西俄德有了明显的变化。首先，福岛不是专门为英雄们准备的，进入是有条件的。“不论是谁，当居住于任何一个世间（阴间或阳间——笔者注）时，都必须有勇气三次洁净自己的灵魂，清除一切罪过（all deeds of wrong），最后才能走过宙斯的大道，到达克罗诺斯的城堡（tower）。” (12) 品达显然受了古风时期兴起的奥尔弗斯教的影响。此教宣扬人生来具有神凡二性，灵魂不死，人生的主要任务就是涤除与生俱来的罪过，做好来世生活的准备。只有参加入会式，施行净化礼，才能在来世得到幸福的回报。只要经过一系列轮回转生，就可通过死后审判，到达永恒的至福之地。 (13) 品达接受了这种说教，从而给前去福岛的人加了一项先决条件。但一旦到达福岛，则立即给人以如临仙境之感。“来自大洋的凉风环岛吹拂，金色的花朵熠熠闪光，有的花开在岸边流光溢彩的树上，有的开在水中，人们臂绕花环，头戴花冠” (14) ，与剌达曼堤斯等在一起，其乐悠悠。其次，“福地”的居住者似乎并非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而是爱好运动、音乐。“他们中有的喜欢骑马、摔跤，有的喜欢下棋，或演奏竖琴，以愉悦身心。”这样的福地同样惬意宜人：“太阳不分昼夜照耀着大地，草地上布满了红红的玫瑰。城前香树成荫，挂满了金色的果实……这里盛开的幸福之花与人们为伴。这里可爱的土地上永远散发着芳香……” (15)
总之，品达的“福岛”、“福地”仍然充满着神话传奇色彩，与荷马的“福地”、赫西俄德的“黄金时代”、“福岛”属于同一个类型，即以传说中的某些神话人物或场景为基础来构建英雄或凡人的乌托邦，给人的印象是全然虚幻的。
二、 古希腊乌托邦思想的发展——政治乌托邦
政治乌托邦是指立足于对现实社会进行制度层面改造或重建但又严重脱离现实、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政治理想或构想。这样的乌托邦设想在古典末期和希腊化时代初期相继出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柏拉图的“理想国”。犬儒派与斯多亚学派的“共和国”，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云中鸟国”亦可属于此列。
这股乌托邦思潮的兴起并非偶然。它与城邦制度的衰落与危机密切相关。人们对现行制度失望之余，自然要寻求一种新的更好的制度，出现一些超越现实的、不切实际的政治空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以下的具体分析中可以看出，是残酷的现实促使这些哲人展开了想象的翅膀，从而为世人设计了一个个理想的国度。
（一） 阿里斯托芬的“云中鸟国”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鸟》虽然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政治乌托邦作品，但他的“云中鸟国”的设想开了古希腊政治乌托邦的先河。
《鸟》上演于公元前414年，此时正是雅典远征军陷于西西里不能自拔之时。作为雅典公民，阿里斯托芬对城邦政治生活的弊端体会尤切，特别对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公民失去理智的主战情绪深恶痛绝，这出喜剧就是他这种情绪的反映。
剧中描写两位雅典老人因不满城中诉讼成风而出走，最后说服鸟类建立一个空中国家的故事。在这个鸟国内，风俗习惯与雅典正好相反，许多在雅典看来大逆不道的事，在这里都无所谓 (16) ；鸟国没有诗人、预言家、历数家、讼师等的容身之地。鸟类们的生活幸福美满，它们自豪地唱道：“冬天不用穿毛衣，夏天也不用怕远射的阳光太热；我们在繁花丛树、深山幽谷里自由自在……冬天我们在岩洞里休息，和山里的神女游戏，春天我们就啄吃才开的、雪白的、神女园里的长春花。” (17) 鸟国内似乎完美无缺，“有智慧，有热情，有非凡的风雅，和悦的安静” (18) 。因此受到人类的向往，据说有一万人仰慕前来。而且，由于鸟国建立于天地之间，切断了人类与诸神的交往，祭品的香味也因此达不到天界，最后诸神只得与鸟国议和，将宙斯的王权交给鸟国之王——两位老人中的一位。
剧情是荒诞的，场景是虚设的，但反映的希望是真实的，即希望雅典不要成为政客、讼棍聚集之地，而应成为幸福快乐、没有争斗的天上人间，雅典人应像鸟那样自由自在地生活。这是当时雅典社会普遍心态的真实反映。此剧上演后受到观众好评并因此获奖。
（二） 柏拉图的《理想国》
相对于阿里斯托芬，主要生活于战后雅典的柏拉图则对城邦制度的蜕变、政治生活的混乱有着更为深刻的体验。他年轻时曾有意参加政治，但严酷的政治现实却使他心灰意冷，感到处处受抑。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政权更替，特别是恩师苏格拉底竟被民主政体诬以渎神罪而处以极刑，给他的刺激太强烈了。面对这种他认为毫无正义可言的政治，他反复思之，最后得出只有哲学家掌权或政治家变成哲学家，才能使人类避免灾祸的结论。 (19) 《理想国》就是这一政治思想主导之下的产物，也是柏拉图一系列有关理想政体设计的典型代表。
在其《理想国》中，社会成员被分成三个类型：统治者（治国者），即最完全含义上的“护卫者”；军人或武士（辅助者），即护卫者中的年轻人；工农业生产者。前两种属于统治阶级，负管理保卫国家之责，后一种人负劳作之责，供养前两种人。这两种人的属性是天生的，因为上天在铸造这些人的时候，给有些人身上加了黄金，有些人加了白银，在其余人身上加了铁和铜，于是才会有统治者、辅助者、农民和其他技工之分。但这种区分并非世袭不变，在其后的生息繁衍中，有的铜铁后代会因天赋中有金有银而上升为护卫者或辅助者，有的金银后代则因心灵中流入了一些废铜烂铁而被置于工农之列。
《理想国》中对第一、二种人的生活做了详细而严格的安排：（1）集体生活、共产、公餐、共妻，除了绝对的必需品外，任何人不得有任何财产。女人为全体男子所有，生育的后代集体抚养，提倡优生优育。（2）男女平等，女性可与男性一样参与管理，参加战争，履行护卫者的义务。
这样组织井然、等级严格的城邦当然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最佳的规模是大到还能保持统一。这样的城邦或共和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哲学家式的国王。
这样的理想国虽然只是柏拉图的一厢情愿，因为现实中的城邦都已分成了“相互敌对的两个部分，一为穷人的，一为富人的，而且这两个部分各自内部还分成很多个更小的对立部分。如果你把他们都当作许多个，并且把其中一些个的财富、权力或人口许给另一些个的部分，那你就会永远有许多盟友和不多的敌人” (20) 。但与虎谋皮谈何容易，柏拉图曾寄希望于哲学家当政，但真正的哲学家寥若晨星，而且“当前的城邦事务中没有什么可以说是健康的，也没有一个可以做正义战士的盟友，援助他们，使他们免于毁灭的。这极少数的真哲学家全像一个人落入了野兽群中一样，既不愿意参与作恶，又不能单枪匹马地对抗所有野兽，因此，大概只好在能够对城邦或朋友有所帮助之前就对己对人都毫无贡献的早死了。由于所有这些缘故，所以哲学家都保持漠然，只注意自己的事情” (21) 。柏拉图倒未保持漠然，他不仅提出了构想，而且其后两次渡海到西西里的叙拉古城邦去寻求培养他的哲学王，希望实现自己的理想，但均以失败而告终。所以他最后得出的结论：现行的制度无一适合哲学；理想的城邦在地球上是找不到的，或许它存在于天上。这是画龙点睛之笔，是柏拉图对自己“理想国”空想性质的定性。
（三） 犬儒派第欧根尼的“共和国”
第欧根尼大约生活于公元前413/404—前323年间，相当于古典时代的后期与希腊化时代之初。这一时期给希腊人思想上震撼最大的现象莫过于城邦制度的进一步蜕变、衰落，以至名存实亡，最终成为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所建帝国或王国的附庸。面对这一重大历史变局，有的哲人试图力挽狂澜，对现有的城邦加以改造、重建，使之规范化、理想化，恢复昔日的辉煌。这种人以前述的柏拉图为代表。反之，则有一些哲人对现实社会采取全然否定的态度，以自虐的近乎病态的生活方式，以惊世骇俗的行为言论来表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但在否定现实世界的同时，他们也在构筑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作为犬儒派创始人之一的第欧根尼就曾提出了“共和国”的设想。他的《共和国》（Politeia）是个已佚的对话集，写于何时不详，但可以肯定的是写于柏拉图的《理想国》之后，写于他成为一名犬儒之后。关于第欧根尼的《共和国》资料极为有限，但从后人转述的有关内容，大致可勾勒出这个“共和国”的轮廓。其一，他的共和国不是指某个城邦或社会，而是指包括全人类，至少全希腊人在内的希腊人已知的世界。他曾说过：“唯一的真正的共和国是像世界一样宽广。” (22) 其二，在这个共和国内，女人组成妻子公社，男女相悦才能结合，后代共同抚养。其三，男女同服，女子也应像男子一样集体参加训练 (23) 。其四，社会成员之间平等，无出身、名望等之分。其五，这个社会的一切都是智者 (24) 的财产，朋友间一切共有，但可能还有私产、有交换，因仍需用货币，尽管不用金属币，而用骨币。其六，这个共和国似乎允许乱伦、同类相残或吃人肉（Cannibalism） (25) 。前几点可以理解，最后一点令人费解。其实，妇女为男子共用，似不存在乱伦问题。同类相残或吃人肉可谓惊人之举，似乎在理想的共和国也不应存在。但根据他“一切因素都包含于一切事物之中”的理论 (26) ，那吃人肉与吃果实、蔬菜无异，因都包含对方的成分在内，或许这只是第欧根尼的极端主义提法而已。
由上可知，第欧根尼的共和国确有柏拉图“理想国”的影子，如，提倡取消或淡化私有财产，男女平等参加训练，妇女共用，儿童集体抚养。但仍有所不同。首先，第欧根尼的共和国是世界性的，而非城邦式的；其次，社会成员平等，而无等级之分。可见，第欧根尼的空想成分比柏拉图更进了一步。
（四）斯多亚学派芝诺的“共和国”
芝诺（公元前335—前263年）原是犬儒派另一主要创始人克拉底（公元前365—前285年）的学生。在他创立新的学派时，思想内已深深打上了犬儒派影响的印记。他的《共和国》就有明显的犬儒派的痕迹。据说，他的《共和国》是在追随克拉底期间写成的，以致有人开玩笑说他的书是在狗尾巴（Cynosura）上写出来的 (27) 。近代有些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此书是在他离开克拉底之后，且受了柏拉图学派的影响才写成的 (28) 。不管他受到何种影响，他的《共和国》也是一典型的乌托邦设想。由于全书已佚，只有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芝诺传》中转述了一些相关内容，因此，对他的“共和国”理想的重建肯定是不完善的。
第一，芝诺的共和国似乎是诸多城邦中的一个。因为他曾提到不能因交换或国外旅行的目的而引入货币，因此也可知国中无货币。
第二，共和国中不要神庙、法庭、体育馆。
第三，共和国是个智者社会。男女同服；男女自由选择性伙伴；妇女组成妻子公社；男人对所有孩子都应有父亲般的感情；允许男子同性恋。
第四，普通教育在共和国中无用。 (29)
对于第欧根尼，芝诺的共和国范围缩小了，但共和国内部更为自然化、单纯化。无货币则无交换，无交换则无私产（是否以物易物，不得而知）；男女同服，共妻共夫共子；无需向诸神祈求保佑，也无需体育馆再造身体，无须受一般的教育，一切自然而为，人为的制度管理、道德制约在这个共和国统统不需要。这样的城邦比第欧根尼、柏拉图的设想都更远离实际。后来的斯多亚学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世界城邦”（Cosmopolis）的理想。在这样的国度内，人人皆兄弟。不论奴隶，还是外邦人，都是同一父亲（宙斯、理性）的儿子，人们之间相互友爱、相互宽容，都是同一国家的公民。总之，生活在一个为理性所统治的大同世界之内。
三、 古希腊乌托邦思想的归宿——自然乌托邦
自然乌托邦是希腊古典时代末期与希腊化初期出现的另外一种乌托邦形式。鉴于政治乌托邦在现实中决然行不通的情况，人们有可能设想一远方之地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此外，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使希腊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空前扩大，过去从未耳闻或者有所耳闻但从未涉足的许多遥远的地方现在都向他们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印度洋、阿拉伯海、红海、阿拉伯半岛都成了希腊人亲历之地。因此，人们有可能根据水手、商人、军人带回来的异域传说来编织自己的乌托邦之梦，自然乌托邦或远地乌托邦设想应运而生。此外，此前柏拉图在其《克里底亚篇》所描述的关于亚特兰蒂斯岛（Atlantis）的传说也对这类乌托邦故事的产生起了启示和推动作用 (30) 。
（一） 克拉底的“Pera”岛
克拉底是著名犬儒，归于他名下的一首名为“Pera”的诗及其他一些残篇反映了他的乌托邦社会理想。首先，这个小岛与周边世界隔离，坐落于酒墨色的雾海中。小岛风光秀丽，物产丰富，主要有香草、大蒜、无花果和面包。岛民生活富足而不奢。其次，岛民中没有渔民、寄生虫、贪吃者和好色者。人们和平相处、恬淡寡欲、热爱自由，不会为金钱和荣誉而大动干戈，不会做任何邪欲的奴隶。 (31)
这样的小岛给人以世外桃源之感，自给自足、无欲无争，一派安宁和谐的田园美景，这样的地方自然只能是智者、高尚者的乐园。那些患有“τυφοs” (32) 病的名利色欲之徒是绝不能进入这样的一片净土的。
当然，克拉底的“pera”一词本意是指犬儒身上常有的那种破袋子，此即犬儒的全部所有，克拉底以此为名，也有借喻犬儒人生与社会理想之意。因此，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远地乌托邦。这样的乌托邦在与他同时代的优赫莫鲁斯（Euhemerus of Messene）和亚姆布鲁斯（Jambulus）那里得到了尽情的描述。
（二） 优赫莫鲁斯的“圣岛”
优赫莫鲁斯属于昔列尼学派，他大约于公元前300年写过一本《圣史》（Sacred Inscription，或译为Sacred History）。其中描写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圣岛。此岛位于阿拉伯福地的最边缘，岛上草木繁盛，鸟语花香，泉水甘甜，果实累累。岛民主要分为三个等级：祭司、农夫和战士，也有工匠和牧人。祭司是国家的实际领导者，重大的犯罪案和国家的重要事务以及产品的分配都由祭司们来负责。但他们不能迈出圣地，否则他人有权将其处死。另外每年还选举三位主要官员处理一般事务 (33) 。
可以看出，优赫莫鲁斯的“圣岛”乌托邦有几个明显的特点：其一，远在异域，可望而不可即。其二，岛民有等级之分，有工种、职责之分，权利与义务之分，这使人想起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其三，祭司为最高统治者，这显然与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不同。其四，战士要御外来之敌，说明圣岛与外界难以隔绝。
（三） 亚姆布鲁斯的“福岛”
亚姆布鲁斯也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是斯多亚学派人士，芝诺的信徒，著有《大洋洲》（Oceanica）一书。其中描写了他与一位同伴海上历险，抵达“福岛”（Happy Island）的故事。该岛远离大陆，位于赤道，航行四个月后才到达。岛上气候温和，水果常年可熟，出产应有尽有，但居民生活有节，崇尚简朴，所需食物仅以维持身体需要为限。大家共同劳动，分工合作，定期轮换，岛民的血缘关系和政治组织分为群体生活。每个群体不超过400名亲属。每一群体年龄最长者负领导之责，年满150岁时由第二位年长者接任。岛民无家庭婚姻，共夫共妻共子，即使母亲也不知其子，因哺育子女的奶妈经常更换。岛民之间和平相处，不知争斗。他们一般都很长寿，但活到150岁时即自愿死去。他们崇拜日月星辰，特别崇拜太阳神，因此自称为生活于“太阳岛”的“太阳之子”。 (34)
这样的“福岛”远离世人，应有尽有，这里的岛民无私无欲无争，无等级贵贱之分，生活恬淡有序，长寿常乐。与优赫莫鲁斯的“圣岛”相比，是更为理想的人类生息之地。
综上所述可知，古希腊乌托邦思想早已有之，且绵延不断。其间尽管由于时代变迁、社会转型出现过一系列内容及表现形式上的变化，但其脱离现实与现实相对立、相矛盾的空想本质从未改变。透过一幅幅美妙无比的乌托邦图景，我们看到的是当时的人们对现实的绝望与无奈，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与憧憬。
古风时代的希腊人处于氏族制瓦解、城邦制建立的社会变革期。人们对古老的神话传说、刚刚失去的氏族公社生活仍记忆犹新。面对尊卑易位、贫富对立、弱肉强食的现状，人们自然把希望寄托到了神话世界之中。神话乌托邦随之产生。但时间不能倒流，远古不能再现，“福地”远在天边，遥不可及，这样的乌托邦显然不能满足一般人的现实需要。
古典时期的希腊人热衷于城邦政治生活，将其视为个人生命的组成部分。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以及战争中间及战后所呈现出的城邦政治混乱不堪的局面，使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人们开始对现实城邦政治的合理性提出了怀疑，对它的前途产生了迷惘和失望。于是喜剧家阿里斯托芬想象着建立一个与雅典城邦截然不同的云中鸟国，哲学家柏拉图则希望建立哲学家为王的国家，而犬儒派第欧根尼以及一度追随犬儒派的斯多亚学派首领芝诺所设想的共和国，不论大小，则都是清一色的智者共和国。如果说柏拉图的等级理想国还有一定的现实基础，第欧根尼与芝诺的共和国则纯粹是哲人的自我想象，绝无实现或存在的可能。
既然神话乌托邦虚无缥缈，政治乌托邦犹如空中楼阁，而希腊化时期新的、扩大了的世界又及时地、大大地开阔了希腊人的视野，引起了他们的无限遐想，自然或远地乌托邦的产生也就成为可能。而在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的统治之下，希腊城邦制名存实亡，人们失去政治与生活保证的严酷现实也促使希腊人产生对新的城邦生活的向往。于是克拉底的“Pera”、优赫莫鲁斯的“圣岛”、亚姆布鲁斯的“福岛”这些海外孤岛式的乌托邦出现了。但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图景在阶级社会的现实中绝对不可能再现。然而，这类乌托邦恰恰成了古罗马琉善乌托邦故事的范本，也由此影响了16世纪的莫尔。而莫尔的乌托邦是近代一系列乌托邦作品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发端。由此可见，理想与现实的对立永远存在，理想脱离了现实就会变为空想，古希腊的乌托邦思想发展史就给予了我们这样的启示。
（本文原载《世界历史》2003年第6期）
(1) 此词首次出现于托马斯·莫尔著，戴镏龄译《乌托邦》一书。该书写于1516年，全名为《关于最高的共和国和新岛乌托邦》，中译本书名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页）。“乌托邦”（Utopia）一词为莫尔从两个希腊词ou（无），topos（地方）拼造而来，即utopia，“无地方”（no place or nowhere）之意。
(2) 参见F. E. Manuel and F. P. Manuel，Utopian Thought in the Western World，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p. 1.
(3) 关于国外，尤其是西方学术界对古希腊乌托邦思想的研究状况，由于相关资料缺乏，笔者了解甚少。仅从现在所知道的情况看，与国内颇有相似之处。即在涉及古希腊的哲学、思想、文学、历史等通史性著作中，对有关的乌托邦内容都有所介绍或评论；更多的成果集中于对柏拉图的《理想国》《法律篇》的研究。但对古希腊乌托邦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则为数不多，其中国内能见到的代表性著作有两种。一本是上页注②所引的两位曼纽尔合写的《西方世界的乌托邦思想》一书。作者认为真正的乌托邦的产生是以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问世为标志，此前古代的及中世纪的乌托邦设想都是近代乌托邦的“源泉”（参见该书PartⅠ与PartⅡ）。该书对古希腊乌托邦构想的类型、基本内容做了较为详细的归纳与分析。另一本是多伊恩·道森的《众神之城——希腊思想中的共产主义乌托邦》（Doyne Dawson，Cities of the God：Communist Utopias in Greek Though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该书把古希腊的乌托邦分为两类：一类是低级的乌托邦构想，产生于殖民时代；一类是高级的乌托邦理论形式，产生于公元前5至前3世纪，其目的是实行社会变革，实现财产与家庭的共产主义。该书主要探讨第二个所谓的高级类型。
(4) F. E. Manuel and F. P. Manuel，Utopian Thought in the Western World，p. 75.
(5) 宙斯与欧罗巴之子，福地（或冥府）的三个判官之一。
(6) Homer，Odyssey，4.561-569，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A. T. Murray，Revised by George E. Dimock，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中译本可参见荷马：《奥德赛》，陈中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770—771页。
(7) Homer，Odyssey，4.80-100；荷马：《奥德赛》，陈中梅译，第753页。
(8) Homer，Odyssey，4.200-205；荷马：《奥德赛》，陈中梅译，第808页。
(9) Homer，Odyssey，15.400-410；荷马：《奥德赛》，陈中梅译，第986页。
(10) Hesiod，Works and Days，110-130，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ugh G. Evelyn⁃Whit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译文见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张竹明、蒋平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页。个别词句有变动。
(11) Hesiod，Works and Days，155-169a；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张竹明、蒋平译，第6页。
(12) Pindar，The Odes of Pindar Including the Principle Fragments：Olympian Odes，2. 65-70，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John Sandy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1.英译也可见H. Race重译本；Pindar，Olympian Odes，2. 65-70，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William H. Rac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按照此处英译，引文也可翻译为：“那些有勇气在阴间和阳间分别生活过三次，并保持自己的灵魂摆脱所有非正义行为的人，就会沿着宙斯的大道，抵达克洛诺斯的城堡。”
(13) 参见杨巨平：《奥尔弗斯教及其主要影响》，《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
(14) Pindar，Olympian Odes，Ⅱ. 70-75.
(15) Pindar，Fragments，129 +130（95）（Dirges：Elysium）.
(16) Aristophanes，Birds，752-768，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Benjamin Bickley Roger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埃斯库罗斯等：《古希腊戏剧选》，罗念生、杨宪益、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451—452页。
(17) Aristophanes，Birds，1088-1110；埃斯库罗斯等：《古希腊戏剧选》，罗念生、杨宪益、王焕生译，第463—464页。
(18) Aristophanes，Birds，1320-1322；埃斯库罗斯等：《古希腊戏剧选》，罗念生、杨宪益、王焕生译，第471页。
(19) 参见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译者引言”i⁃ii。
(20) Plato，The Republic，422E-423A；引文据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第137页。
(21) Plato，The Republic，496C⁃D；引文据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第247—248页。
(22) 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6. 72.
(23) H. D. Rankin，Sophists，Socratics and Cynics，p. 273.
(24) 这里的智者（the wise）不是指早期智者学派的智者（sophist），也不是指后期诡辩派意义上的智者，而是指犬儒派们自己。
(25) Luis E. Navia，Classical Cynicism：A Critical Study，p. 101.
(26) 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6. 73.
(27) 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7. 4 & n. a.
(28) D. R. Dudley，A History of Cynicism，p. 98；A. Erskine，The Hellenistic Sto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p. 15.
(29) 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7. 32，33，131，129.
(30) 关于此岛的描述详见Plato，Critias，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R.G. Bu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1.
(31) 以上关于Pera岛的材料引自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6. 85；D. R. Dudley，A History of Cynicism，p. 44；H. D. Rankin，Sophists，Socratics and Cynics，p. 236所转引的相关片段。
(32) “τυφοs”的本意是指使人视线或神志模糊不清的气态。后来希波克拉底将此词引用为医学术语，指高烧引起的头脑不清，说胡话。最终此词被用来指伤寒病。克拉底以此比喻名利熏心、不能自拔的世人。
(33) 详见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5.41-46，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H. Oldfathe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
(34) 详见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2. 55-60，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H. Oldfathe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