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时代的呼声

五、 时代的呼声

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希腊化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形成，都有力地推动了希腊化文化的诞生。然而，这些因素都是客观的、外在的，只是提供了种种可能性和必要的条件。我们还没有考察文化的主体——文化的创造者，亦即生活在这个世界、这个时代的人们自身，对周围的一切在文化心理上的反应。就一般希腊人而言，他们曾是出入于市场、卫城、剧场、公民大会的城邦自由公民，现在则成为希腊化君主国的臣民。即使他们仍保留了原来城市的独立或自治，这个城市的命运也已受到君主们的控制。奔走各地的希腊人或当雇佣兵，或经商，或当幕僚廷臣，或去追求知识，传播“真理”，或去出卖技艺。不管干什么、到何处去，他都会发现，在他的面前，不是巍然屹立的城邦卫城，而是开阔无垠的新奇世界。当他们惊讶地看到昔日被讥笑为蛮夷之族的异邦那里，竟会有如此悠久灿烂的古老文化，在他们的已知世界之外，竟还有那么遥远的未知世界。 (46) 当他们从地不过百里的城邦投身于似无涯际的人类居住之世界（， oikoumene， ecumene），他们会想到什么呢？昔日不可一世的波斯帝国一触即溃，雄心未已的亚历山大在帝国甫建之日就倏然逝去，它的继承者们厮杀几十年才三足鼎立。一个帝国、一个伟人、一个民族的命运就是如此飘摇不定。对于这样一个政治风云变化莫测、个人命运系于世界的时代，人们有何感受呢？城邦的独立名存实亡（罗德斯是个例外），对城邦的依赖变成了失望。城邦是公民个性的化身。城邦政治生命的终结就意味着个人政治生命的终结。旧的城邦生活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剩下的就是个人与世界的直接相对。人们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是拥抱、理解这个世界，一条是独善其身，逃避生活，寻求心灵的快乐与宁静。何去何从，这个时代的希腊人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选择。希腊人统治或影响下的其他民族，特别是他们社会中原来的上层，对突然降临的异族统治和新的邻邦，对随之而来的、奇异的希腊文化的挑战，他们作何反应呢？在他们的面前也同样有两条路。一条是固守自己的传统，就像犹太人那样。 (47) 一条是与统治民族合作，接受他们的文化，但在接受的同时，也以自己的文化对其施加反作用。当他们跻身于希腊人社会时，他们也可能会遇到与希腊人相似的问题，即个人与世界的关系。 (48)

总之，在这个扩大的、新奇的，但又使人困扰的世界里，时代有自己的回声，人们有自身的感受。这种回声，这种感受只能，也一定会通过某种文化形式表达出来，这就是新文化形成的激素之一。实际上，我们已经隐约听到了这个世界文化精神的呼喊：“我们不叫任何一个君子外邦人，我们都有共同的本性。” (49) “人们不应当划分为希腊人或野蛮人，而应分为好人与坏人。” (50)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独具特色的希腊化文化产生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碰到怀疑真实、崇尚自然、追求快乐的哲学家，会看到反映市井生活的喜剧、滑稽剧的流行与反映城邦命运、鼓舞公民尚武爱国的悲剧的沉寂，田园抒情诗、讽刺诗、赞美诗一拥而起，风靡诗坛，缪斯神宫的学者在从事艰难烦琐的校订注释，哲学与科学分道扬镳又并行不悖，史学家的笔锋从一场战争的描写转向了世界性的“通史”，雕刻家的注意力开始从神话向现实转移，希腊的多神教悄然隐退，东方的一神教异军崛起。从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到今日阿富汗的阿伊·哈努姆，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城市、货币、语言，同样构成的城市居民。甚至在西端的罗马、东端的印度，我们也会感触到不同程度的希腊化文化信息。因此，希腊化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超越了民族、国家、城市界限的文化，是希腊古典文化在新时代、新地域的延续、扩大、扬弃与创新。尽管它的表现形式与古典时代没有多大变化（仅侧重点不同），但旧瓶装新酒，新时代的精神已注入其中。城邦文化让位于世界性文化，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必然。

(1) 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缪灵珠译，第404页。

(2) 指埃托利亚同盟（the Aetolian League）和阿凯亚同盟（the Achaean League）。

(3) M. Rostovtzeff，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World，Vol.I，The Orient and Greece，pp.362-367.

(4) 把印度排除于希腊化世界之外，似是其一贯观点。他在《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一书中就明确说明，他在本书中所关注的不是希腊化时期的古代世界，而是排除了其中的许多重要部分，其中就不包括那些高度文明、良好组织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帕提亚等。他认为，这些地方都或多或少与希腊化世界有联系，它们中的大多数在不同程度上也受到希腊化文明的影响，但仍完全保持了他们的民族和政治特性（identity）。他们从来不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实际上只是自己过去的延续，外来即希腊化影响微乎其微。当然，他还谈了另外两个原因，一是若写进去，部头太大；二是对东方语言不熟悉，无法胜任。但他在正文中又把印度与帕提亚、巴克特里亚相提并论，认为它们是希腊主义的前哨，虽然失去了希腊化王朝的支持，但仍完整地保留了希腊主义的某些重要特征。M. Rostovtzeff，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Oxford：Clarendon Press，1941，preface，pp.v⁃vii，1098.他对巴克特里亚—印度地区的忽略，对帕提亚希腊化程度的认识不足，显然是受当时的材料所限。因这一带的考古发掘是近几十年才有了大的突破。位于今日阿富汗东北角的希腊人城市遗址——阿伊·哈努姆遗址就是1964年才发现的。帕提亚尼撒遗址大规模的发掘始于二战后。

(5)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14页。

(6) 博德曼就认为希腊人“向东方和南方学习，在西方和北方教育别人，……两个方面同时并进”。John Boardman，The Greeks Overseas，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80，preface.

(7)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第107页。

(8) J. B. Bury and Russel Meggs，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London：Macmillan Education，1975，p. 9.

(9) 关于赫梯人和迈锡尼人的关系，争论颇多。Hans G. Güterbock，发表于《美国考古杂志》上的“The Hittites and the Aegean World：Part 1. The Ahhiyawa Problem Reconsidered”（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Vol. 87，No.2，1983，pp. 133–138）一文，对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作了总结，认为曾与赫梯在小亚发生争端的Ahhiyawa就在当时的希腊大陆。这方面材料较多，详见王敦书：《荷马史诗和特洛伊战争》，载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大事集》（古代部分）第一分册，重庆出版社，1986年，第215—231页。

(10) 希罗多德所述详见Herodotus，The Histories，2. 4，48-52，81，82，109，123，5. 58，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A. D. Godle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第110—111、132—134、144—145、155、165、369—370页。

(11) 梭伦到过小亚、埃及（Plutarch，Solon，26-27，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Bernadotte Perri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毕达哥拉斯到埃及“学了关于神灵的秘密”（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32页）。柏拉图（Plato）也到过埃及（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二卷上册，北京翻译社译，第275页）。

(12) 有学者认为，亚历山大里亚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是以柏拉图学院（Academy），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Lyceum）学院为模式，并受其影响而建立起来的。（F. W. Walbank，and A. E. Astin，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second edition，Vol.VⅡ Part I：The Hellenistic World，p. 322.）但弗雷泽的观点与此稍有不同。他认为图书馆在亚历山大之前早已有之，吕克昂就有图书馆。它对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建立可能有直接影响，二者都注重文献资料的收集与比较（comparison校勘），而不像柏拉图学院那样研究抽象的哲学。（P. M. Fraser，Ptolemaic Alexandria. Volume 1，Tex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p. 320.）与此持相反意见的是塔恩，他说：“图书馆的构想可能来自亚述和巴比伦”。W. W. Tarn，Hellenistic Civilisation，p.269.但他似乎也承认亚里士多德建立了第一个私人图书馆。吴于廑先生也认为是受亚述等国家图书馆的影响而建立的。（吴于廑：《希腊化时期的文化》，《历史教学》1958第2期。）

(13) 托勒密诸王爱书成癖，想方设法搜集图书。托勒密三世曾下令，凡带到亚历山大里亚的每一本书，都应存入图书馆。图书馆制备抄本，发还原书主人，图书馆则留有原本。见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7卷《希腊的衰落》，幼狮翻译中心编译，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第209页。

(14) 著名的图书馆馆长有以弗所的泽诺多托斯（Zenodotus of Ephesus），罗德斯人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the Rhodian”），埃拉托斯托尼（Eratosthenes），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of Byzantium），另外一位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可能来自Perga），萨摩色雷斯的阿里斯塔库斯（Aristarchus of Samothrace），可能还有一位卡里马库斯（Calimachus）。W. W. Tarn，Hellenistic Civilisation，p.270.

(15) 见朱龙华：《亚历山大里亚的文化繁荣》，载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大事集》（古代部分第一分册），重庆出版社，1986年，第374页。

(16) 斯蒂芬·F.梅森：《自然科学史》，上海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著作编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8页。

(17)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1973年版，第258页。

(18) 这是著名历史学家雷海宗先生的译名，见雷海宗编：《世界上古史》，第343页。【补注】也见雷海宗著、王敦书整理：《世界上古史讲义》，第311页。

(19) W. W. Tarn，Hellenistic Civilisation，pp. 307-308.

(20) C. B. Welles，Alexander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Toronto：A. M. Hakkert，1970，p. 189；【补注】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二卷《希腊的生活》，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470页。

(21) M. Cary，A History of the Greek World from 323-146 B.C.，London：Methuen & Co. Ltd.，1959，p. 319.

(22) L. S. Stavrianos，A Global History to 1500，p.126.

(23) 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二卷，北京翻译社译，第370页。

(24) M. Cary，A History of the Greek World from 323-146 B.C.，p. 318.

(25) Plutarch，Crassus，33，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Bernadotte Perri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R. L. Fox，Alexander the Great，London：Futura Publications Limited，1975，p.487.

(26) M. Rostovtzeff，trans. by J. D. Duff，A History of Ancient World，Vol. I，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26，p.368；F. W. Walbank，The Hellenistic World，p. 85.

(27) F. W. Walbank，The Hellenistic World，p. 121.

(28) Moses Hadas，Hellenistic Culture：Fusion and Diffusion，preface，p.189.

(29) C. B. Welles，“Alexander's Historical Achievement”，Greece and Rome，Vol. 12，No. 2，Oct.，1965，pp. 216-228.

(30) Tacitus，The Histories，4.83-84，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lifford H. Moor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

(31) W. W. Tarn，Hellenistic Civilisation，p.357.

(32) W. W. Tarn，Hellenistic Civilisation，p.355.

(33) W. W. Tarn，Hellenistic Civilisation，p.269.

(34)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理论，前人论述较多，故不赘言。这里只是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希腊化文化产生的经济动力。另外，对于希腊化时期的社会性质，国内外有不同看法。由于希腊化世界地域广阔、各地的社会生产关系非常复杂，希腊大陆及海岛各城市可能仍以奴隶劳动为主，而在埃及和叙利亚，情况就比较难定。这些地区的Laoi是王田农夫，是奴隶，还是农奴，仍有争论。在希腊人的城市内，奴隶是存在的，但奴隶是否成为社会的主要生产力，值得商榷。

(35) 【补注】根据霍尔特教授的归纳估算，亚历山大在波斯的四大都城抢劫金银数目分别是：苏萨（Susa），40000—50000塔兰特（talent）；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120000塔兰特；埃克巴坦纳（Ecbatana），21000—26000塔兰特；加上在曾是居鲁士（Cyrus，公元前559—前530年在位）都城的帕萨尔加德（Pasargadae）抢劫的6000塔兰特，总数高达18万到20万塔兰特。Frank L. Holt，The Treasures of Alexander the Grea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 182 & n. 29，31，32，35（p. 250）.

(36) M. Cary，A History of the Greek World from 323-146 B.C.，p.299；G. W. Botsford and C. A. Robinson，Hellenic History，revised edition，New York：Macmillan，1947，p.314.

(37) G. B. Botsford and C. A. Robinson，Hellenic History，4th ed.，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56，p. 401. 

(38) 塔恩称他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建城者之一”。W. W. Tarn，Alexander the Great，I. Narrativ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48，pp. 132-133.

(39) M. Cary，A History of the Greek World from 323-146 B.C.，pp. 244-245.

(40) 此地发现的一墓石上刻有法轮和湿婆的标志之物trisula（三叉戟或三尖状之物）。W. W. Tarn，Hellenistic Civilisation，p.248.

(41) W. W. Tarn，Hellenistic Civilisation，pp.250-251；F. W.W. Walbank，The Hellenistic World，pp. 160-161.

(42) Strabo，Geography，2. 1. 11，15；11. 7. 3，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orace Leonard Jon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Pliny，Natural History，6. 52，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 Rackha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详见W. W. Tarn，Hellenistic Civilisation，p.241.【补注】但塔恩认为北路从未存在过，显然是个误判。

(43) 据沃尔班克，这些雇佣军来自希腊城邦，及马其顿、巴尔干半岛（Balkan）、小亚、叙利亚、巴勒斯坦（Palestine）、阿拉伯、中亚和印度、北非（North Africa）、意大利（Italy）和西方。F. W. Walbank，The Hellenistic World，p.67.

(44) 如所谓的酒神艺术家（the technitai of Dionysus）团体，因崇拜此神而得名。详见本编第四章：“希腊化文化的统一性”。

(45) R. L. Fox，Alexander the Great，p. 484.

(46) 当然，在希腊化时代之前，希腊人对亚洲和其他希腊以外地区并非一无所知，他们对小亚、叙利亚、埃及、巴比伦（Babylonia）都已熟悉，甚至对巴克特里亚、索格底亚那（Sogdiana）、印度时有所闻。米利都人赫卡泰欧斯（Hecataeus，生活于公元前5—前4世纪）的《大地环游记》（Περοδος γς，Periodos ges，Journey round the Earth或者World Survey），希罗多德的《历史》都提供了这方面的资料，但这些多为风俗人情、奇闻传说，有的地方也只是偶尔提到。亚历山大之前的希腊人对这些地区的认识还模糊不清，而且到过此地的人又毕竟很少。参见保罗·佩迪什：《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蔡宗夏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一章：爱奥尼亚地理学的诞生和命运（公元前六世纪—四世纪）”，第15—64页。

(47) 犹太人在公元前2世纪中期成功抵制了塞琉古王朝对他们强行推行的希腊化，保持了独立的宗教信仰。但犹太人、特别是散居在希腊化城市中的犹太人，尤其是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希腊化文化的影响。参见本编第五章。

(48) 宣扬“世界国家”理想的斯多亚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多来自东方，他们或许就是希腊化的当地人。

(49) 米南德：《断片》602，转引自S. A. Cook，F. E. Adcock，and M. P. Charlesworth，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Ⅶ：The Hellenistic Monarchies and the Rise of Rome，Cambridge：The University Press，1928，p.225。译文据吴于廑：《希腊化时期的文化》，《历史教学》1958年第2期，第29—30页。

(50) 据Strabo，Geography，1. 66，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约公元前276—前194年）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