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之后东西方交往的扩大和东部希腊化世界的形成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以希腊—马其顿联军统帅的身份开始了对波斯帝国的征服。十年征战，亚历山大不仅将原来波斯帝国的版图据为己有，而且有所扩大。从地中海到印度河，从黑海、里海、咸海到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几乎全囊括于亚历山大的帝国之下。虽然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23年突然病逝，他的帝国迅即崩溃，被他的部将们瓜分一空，但希腊—马其顿人对当地民族的统治格局并没有改变。希腊文化成为凌驾于当地文化之上的强势文化，希腊化的进程加快了，与东方文化的交流融合日益广泛深入。希腊化世界 (17) 的形成，大大便利和促进了各希腊化王国之间，以及它们与周边地区的交往。由于经济、文化的交流往往大大超出政治统治的区域之外，在希腊化世界及其周边地区实际上形成了以两河地区为中心、以地中海和中亚印度为两端的新的交通体系。
当时的东西方商路主要有三条。北路连接印度、巴克特里亚与黑海（the Black Sea， Euxine Sea）。来自印度的货物可经巴克特里亚沿阿姆河（Amu Darya， the Oxus）而下，进入里海（the Caspian Sea），再转运至黑海。中路连接印度与小亚，有两条支路：一条先走水路，从印度由海上到波斯湾，溯底格里斯河（the Tigris）而上，抵达曾为塞琉古王国都城之一的塞琉西亚（Seleucia on Tigris）；一条全部走陆路，从印度经兴都库什山、阿富汗的巴克特拉（Bactra）、伊朗高原到塞琉西亚城，至此，水陆两路会合，由此跨过幼发拉底河，西达塞琉古王国的另一都城、叙利亚的安条克（Antioch on the Orontes），再转向西北到达小亚的以弗所（Ephesus）。南路主要通过海路连接印度与埃及，从印度沿海到南阿拉伯，经陆路到佩特拉（Petra），再向北转到大马士革（Damascus）、安条克，或向西到埃及的苏伊士（Suez）、亚历山大里亚等地。 (18) 托勒密王朝一直致力于寻求绕过阿拉伯半岛南部，经红海，直达埃及的海上通道。托勒密二世重新开通了第二十六王朝法老尼科时开凿的连接尼罗河与红海的沙漠运河，这样来自印度的货物就可经运河，沿尼罗河而下，最终抵达地中海的亚历山大里亚。公元前1世纪前后，印度洋上季风的发现使海上商路更加便利和安全。 (19) 这些商路与后来丝绸之路西段（自帕米尔以西）的海陆走向大致吻合。从中亚通往丝绸产地中国，中间地带也就只剩下从河西走廊到帕米尔高原这一段了。而且这一段的距离也在双方的无意识努力下不断地缩小。
据斯特拉波，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前后，中亚的希腊人王国巴克特里亚的统治者欧泰德姆斯（Eucthydemus）及其儿子德米特里（Demetrius）曾向东面的赛里斯（Seres）和弗利尼（Phryni）扩张。 (20) 这时西方人心目中的赛里斯估计还是模糊的产丝之地，并非指汉代的中国，至于弗利尼，学界有匈奴说 (21) ，不过此时匈奴的势力还未到达与巴克特里亚相邻的地区。 (22) 既然该父子向东面扩展，那东面最相邻的地区也就只能是帕米尔高原（葱岭）和塔里木盆地了。纳拉因（Narain）接受坎宁安（A. Cunningham）的建议，将赛里斯和弗利尼比附为《汉书·西域传》中的“疏勒”和“蒲犁”确有一定的道理， (23) 因为汉时疏勒、蒲犁恰恰位于帕米尔东侧的今新疆喀什和塔什库尔干地区。
由此可见，在张骞到达中亚之前的公元前2世纪中后期，后来丝绸之路的西段实际上已经开通。而且此时距亚历山大东征已经两个世纪之久，东部希腊化世界的政治格局和文化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亚历山大的亚洲遗产最终几乎全被他的后继者之一的塞琉古一世（Seleucus Nicator， 约公元前312—前280年在位）所独吞，但好景不长。由于孔雀王国的兴起，塞琉古王国恢复对印度西北部统治的努力落空，只得于约公元前305—前303年间媾和放弃。 (24) 公元前3世纪中叶，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总督宣告脱离塞琉古王国独立。紧接着，帕提亚的当地人也独立建国（即张骞后来所说的“安息”）。塞琉古王朝无力东顾，逐渐承认了这些既成事实，统治的重心转向两河以西以叙利亚为中心的濒地中海地区。公元前2世纪以后，巴克特里亚王国曾越过兴都库什山向印度西北部发展，约半个世纪之后，迫于帕提亚 (25) 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压力，此地的希腊人开始从阿姆河撤退到印度。 (26) 当张骞辗转10年大约于公元前129—前128年间抵达巴克特里亚时，此地已被来自中国西北的月氏人所臣服。 (27) 张骞称其为“大夏”。
这就是张骞进入大夏时西亚、中亚和印度的政治格局。希腊人在这些地区的控制范围确实比亚历山大帝国时大为缩小，但希腊文化的影响却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希腊人所到之处，都要建立希腊式城市或殖民地。据统计，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在东方建城（包括殖民地）至少在300个以上。其中保留下名称者约275个。它们主要分布在东地中海沿岸（约160个），其余的则在幼发拉底河中下游及其以东地区，在巴克特里亚及其相邻地区有名可据者有19个（其中亚历山大建了8座 (28) ），在印度有27个。 (29) 这类希腊式城市的基本特征已被20世纪60年代在阿富汗阿伊·哈努姆遗址（Ai Khanoum）的考古发掘所证实。 (30) 它们通常建于统治的中心地区、交通要道或军事要塞，是希腊—马其顿人统治网络的核心组成部分。城中一般建有希腊式的神庙、体育馆、剧场，居民也以希腊人为主。城中充溢着浓厚的希腊文化气息，希腊语、希腊钱币、希腊的神祇、希腊的戏剧、希腊的习俗使远在东方的希腊人有一种生活在故国家园之感。相对于广袤的东方之地，这些城市犹如沙漠中的绿洲。它们力图维护希腊文化的纯洁性、统一性，并试图对周围的世界施加影响，但由于处于当地民族、当地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这些城市中的希腊殖民者也难免吸收一些东方文化的因素。因此在希腊人控制与影响的地区，就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希腊文化因素为主，同时融合其他东方文化因素的多元混合文化，即近代学术界所称之的“希腊化文化”（Hellenistic Culture）或“希腊化文明”（Hellenistic Civilization）。
就张骞所耳闻目睹的巴克特里亚及其周边地区而言，其文化面貌的变化尤为明显。据斯特拉波，亚历山大时代的巴克特里亚人和索格底亚那人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与游牧民族并无多大区别， (31) 但在希腊人统治之下，巴克特里亚人的定居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成了所谓的“千城之国” (32) 。帕提亚虽然政治上脱离了塞琉古王国，但在文化上却长期以效仿希腊为荣。它采用塞琉古朝的历法，仿造希腊式的钱币，雕塑希腊的神像，上演希腊的戏剧 (33) ，宫廷还附设体育馆。 (34) 印度的那些希腊人小王国虽然受印度文化的影响较深，有的希腊人（如著名的米南德国王）皈依了佛教， (35) 有的国王开始打造标有印度文字的双语币。但其钱币形式仍保持着希腊式钱币的基本特征，如正面是国王头像、希腊语的国王名字与荣誉称号，反面以希腊神祇为主，但出现了当地的佉卢文。由于受巴克特里亚希腊化艺术流派的影响，佛教犍陀罗艺术也有可能在这时萌芽。
张骞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下来到了东部希腊化世界，来到了中亚，确切地说是来到了以锡尔河和阿姆河为中心的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的昔日所在地。那他在此地看到和听到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