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文化与当地文化的接触（公元前334—前323年）
这一时期实际上即亚历山大帝国时期，其特点是：文化上的撞击，以武力征服为先导，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汇合还未开始，但亚历山大在疆域上奠定了希腊化文化产生的基础，而且就他个人所作所为来看，也造就了某些文化分支的雏形。
（一） 传播希腊文化
亚历山大东征的过程，也是传播希腊文化的过程。他一路上建立了20座左右以他命名的城市，绝大多数在底格里斯河以东，最远的位于锡尔河、阿姆河和印度河流域。 (3) 这些城市主要用于军事殖民，目的是保证和加强对新征服地的控制。其中有的在他之后湮没无闻，有的则发展成了希腊化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就是最著名的一个。这些城市既是希腊人的集中居住地，自然成为希腊文化的传播中心和希腊化文化的发祥地。
亚历山大在远征中不时举办体育比赛、祭祀、文化竞赛等形式的文化活动。参加者不仅有随军的希腊艺术家，而且有时还有中途来自希腊大陆的著名演员和艺人。亚历山大在孟斐斯（Memphis）举行的文艺比赛，就吸引了“希腊方面最著名的艺术家”。在埃克巴坦那（Ecbatana）举行各种表演，是因为刚刚从希腊来了三千名演员和艺人。 (4) 亚历山大的军队中招募了不少当地人，这些文化活动不会不对他们产生影响。
亚历山大主张与东方女子通婚并身体力行。他先后带头与巴克特里亚贵族之女罗克珊娜（Roxana）、大流士之女巴西妮或斯妲忒拉（Barsine或Stateira，一人二名）和阿塔薛西斯三世（Artaxerxes Ⅲ）之女普莉萨提丝（Parysatis）结婚。他的幕僚中有八十人娶了波斯新娘，娶亚洲女子为妻的希腊人达上万人之多。 (5) 关于亚历山大通婚政策的目的，说法各异。一般认为，这是为了使马其顿人（其实，马其顿人也是广义上的希腊人）、希腊人与东方民族混而为一，但有的学者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个民族融合政策。亚历山大只是受形势所迫，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倚重波斯人。 (6) 不管其最初目的何在，他这样做的结果是使两个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得到了接近和交流。文化上潜移默化是互相的。通婚之举不失为希腊文化传播的一个媒介。
虽然亚历山大在大流士三世死后，开始采用东方的宫廷礼仪，穿波斯服装，招募当地人加入军队，激起马其顿人的不满，但他本人是“献身希腊文化的”。 (7) 他曾选了波斯当地的三万名男孩，派人对其进行马其顿式军事训练，并教他们希腊语。他还要求那些被遣返的老兵把和亚洲妻子所生的孩子留下来，他承诺要以马其顿式的方式将他们带大，特别要让他们接受马其顿式的军事训练。 (8) 此前，他还甚至派人教被俘的大流士的家眷们学希腊语。 (9)
亚历山大东征中对希腊文化的传播，很难说是他的主观愿望，但客观上却起了这样的作用。他开拓了沃土，撒下了种子，但离收获还为时尚远。
（二） 对东方文化的接受
如果说亚历山大传播希腊文化的后果不太明显，那他对东方文化的吸收却富有影响。
他首先接受利用了东方的宗教崇拜和王权神化思想。他祭奠过孟斐斯主神，访问过阿蒙（Ammon）神庙，在未来的亚历山大里亚城为希腊神和埃及丰饶女神伊西斯（Isis）安排了神庙。 (10) 此后，他就以法老—阿蒙之子自居。希腊—马其顿人以前无王权崇拜，但保持着英雄崇拜和祖先崇拜（一般追溯于某一神或英雄）的传统，亚历山大的神化就是这二者与东方王权神化的结合。公元前324年，他在巴比伦向希腊各邦宣布，希望以后尊他为阿蒙之子。 (11) 前往巴比伦谒见他的希腊各邦代表大部分都像敬神一样向他敬献花环，表示对他的胜利，尤其是征服印度的祝贺。 (12)
亚历山大这样崇拜亚洲神，其本意大概是给自己的统治罩上“上奉天命”的光环，但结果却导致了希腊宗教与东方宗教的合流。后来希腊化世界风行的国王崇拜，希腊与东方宗教的结合，以致最后东方宗教取代希腊宗教的趋向，都可溯源到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不仅为东方宗教所吸引，而且想领悟东方哲学的奥义。他本来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他在埃及聆听过哲学家萨孟（Psammon）论道，他的“神是全人类之父”的思想就是对这位哲学家“所有的人都由神所主宰”论点的发挥。 (13) 他的这种思想和建立帝国的实践很可能影响了后来的斯多亚哲学。
在印度，亚历山大派遣随军的犬儒派哲学家奥内西克里特（Onesicritus，约公元前360—前290年）访问那些最负盛名但过着隐逸生活的哲人（裸体智者，Gymnosophists），请他们前来和他相会。据说，一位叫卡兰纳斯（Calanus）的态度傲慢，但另一哲学家丹达米斯（Dandamis）比较谦恭有礼，听他谈论苏格拉底（Socrates）、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和第欧根尼（Diogenes）的学说。后来，卡兰纳斯听从劝说，不仅与亚历山大见面，给他出谋划策，暗喻他立足于帝国的中心进行统治，而且随他到了波斯。卡兰纳斯因病自焚前，把坐骑和亚历山大派人扔到柴堆上的那些金银贵物一一分赠给他的门徒（associates）。 (14) 当时，那些裸体智者只有他一人随亚历山大而去，因此，这些门徒有可能就是随军的希腊人或马其顿人。我们不能肯定亚历山大是否受到其哲学思想影响，但远征军中肯定有一人与这些印度的“裸体智者和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僧侣（the Magi）”相遇，也许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些怀疑论或不可知论（agnosticism）。他就是后来怀疑主义学派的创始人皮浪（Pyrrho，约公元前360—前270年）。 (15)
亚历山大远征使东方，特别是使巴比伦的科学成就很快为希腊人所接受。亚历山大曾用大队骆驼把巴比伦天文学的许多泥版文书送到亚洲海岸的希腊城市，这些书立即被译成希腊文而为希腊人所利用。 (16) 亚历山大还给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年）送去大量的资料和报告，从而使其能把逍遥学派变成一个巨大的研究机构。 (17) 巴比伦的代数学、占星术（那时的占星术与天文学几无区别）也于亚历山大之后而西传。 (18)
远征本身对希腊化文化的形成也有直接影响。第一，扩大了地理学的范围。在他的远征军中枢机构中，不仅有学识渊博、以备顾问的哲学家、历史学家，还有工程师、建筑师、测量师（bematists）、植物学家。这些人勘察地形，测量距离，探索资源，搜集了大量的自然地理和人种志、民族学等方面的资料。考察过从印度河到波斯湾海岸的尼阿库斯（Nearchus，约公元前360—前300年），写过一部《航行记》（含《印度志》，Indica）；考察巴林岛的安德罗斯提尼（Androsthene，亚历山大同时代人）著《印度海航行记》（The Navigation of the Indian sea，
），随军到过印度的另外两人，即亚里斯托布鲁（Aristobulus，公元前375—前301年）和奥内西克里特（Onesicritus，约公元前360—前290年）也都写过有关亚地理学、人种志的书或考察报告， (19) 后者首次提到了Taprobana，即现在的斯里兰卡（Srilanka）。这些资料大大丰富了学者们对世界的了解，推动了地理学的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学生第凯尔库斯（Dicaearchus，鼎盛于约公元前320—前300年）就利用这些知识绘制了一幅已知世界的地图。 (20) 阿里安的《印度志》（Indica）主要是依据尼阿库斯提供的材料写成的。 (21) 第二，远征也带来了历史学的进步。亚历山大的随行者中几位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写了亚历山大的征服史。战争回忆录、人物传记由此而成为希腊化史学的一个重要体裁。亚里士多德的侄子卡利斯提尼（Callisthenes，公元前360？—前327年）就是亚历山大的御用历史家。亚历山大的亲密伙伴、后来统治埃及的托勒密一世（Ptolem I，公元前323—前283年在位）利用亚历山大的行军志（the Journal）写了一部历史。亚里斯托布鲁斯（Aristobulus）的著作虽然主要涉及地理学的和人种志，但也包括亚历山大远征的历史。这二人的记述都被阿里安认为是相当准确而加以利用。 (22) 奥内西克里特模仿色诺芬，写过一部《亚历山大的教育》（How Alexander was Educated， 
），其中也包括亚历山大的征服史。亚历山大里亚人克莱塔库斯（Cleitarchus）可能不是远征军成员，他的生活年代也有争议，但一般认为他大约在公元前315—前310年间写过一部至少为12卷的亚历山大史。他的著作最为流行，尤其是在罗马帝国初期。他的著作为现已译成30种以上文字的《亚历山大罗曼史》（Romance of Alexander） (23) 间接提供了一定的资料。
最后，亚历山大在远征期间是否萌生了“人类皆兄弟”（the brotherhood of man）或“人类统一”（the unity of Mankind）的梦想，也是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值得特别关注。英国希腊化史大家塔恩是该观点的始作俑者。 (24) 但事实上，塔恩也非突发奇想，他的这一论断还是有根据的，其根源可追溯到古典作家那里。据普鲁塔克，亚历山大曾宣布，所有的人都同样是一个父亲——神（God）的儿子。 (25) 以此而论，所有人也都具有兄弟关系。据阿里安，他在巴比伦尼亚的欧皮斯（Opis）为“马其顿人和波斯人之间的和谐和友谊祈祷” (26) 。根据他在远征途中采取的使希腊人东方化、东方人希腊化的做法，根据当时他靠军队维持其统治的背景，可以说，形势需要他采取民族怀柔政策（或称作“民族融合政策”）。他是这么说，也这么做了。笔者认为，当他成为拥有诸多民族之世界帝国的主宰时，他很可能会抛弃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的“蛮夷即奴”论 (27) ，把帝国的辖民一律看成他的子民。塔恩的观点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罗素如是说。 (28) 福克斯（R. L. Fox）也认可这种看法。 (29) 但以巴迪安（E. Badian）和布伦特（P. A. Brunt）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则对此持反对意见，巴廸安认为，亚历山大根本不存在“人类皆兄弟或人类统一”的“梦想”和实践，这只不过是塔恩自己曲解史料制造的一个“幽灵”（phantom）， (30) 布伦特则认为，“塔恩的这种观点站不住脚。这个观念不是新的，也不是亚历山大的，他在欧皮斯所祈祷的是波斯帝国的旧统治阶级和马其顿人的和谐”。 (31) 对于这种分歧，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难以做出明确的判断，但至少可以这么认为，不管亚历山大有无这样的想法，他所开创的帝国确实打破了希腊城邦的藩篱，为斯多亚学派创始人芝诺（Zeno of Citium， 约公元前334—前262年）的世界理想国代替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8/427或424/423—前348/347年）、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城邦进行了实践上的准备。 (32) 斯多亚学派哲学本身就是一个大帝国的产物，而且芝诺之前的两个哲学家就明显受到亚历山大的影响。他们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提奥弗拉斯图（Theophrastos，约公元前372/369—前288/285年）和马其顿国王卡桑德之弟亚历撒库斯（Alexarchus，公元前350—前290年）。前者提出了
（oikeiosis） (33) 的伦理学核心，意即人类或通过亲属关系，或通过爱（φιλια）， 或通过二者达到统一。他的老师（也是亚历山大的老师）曾在希腊人和野蛮人之间划出了一道鸿沟（“野蛮民族天然都是奴隶”），但提奥弗拉斯图突然提出，人人相亲，因爱而成一体。 (34) 后者据说建立了一座乌托邦城市，名为“Ouranopolis”，意为“上天之城”（the city of Heaven）。令人奇怪的是，在他的钱币上，城市的人民不叫Ouranopolis（天国之民），而叫Ouranidai（太阳之子）。这个词表明亚历撒库斯已经建立了一个微型的“世界国家”。 (35) 这二人介于亚历山大与芝诺之间，似可显示出亚历山大的思想与实践对后来者的影响。
亚历山大帝国虽然昙花一现，但其开创的世界却存在了300年之久。文化的交流、汇合刚刚开始，破土而出的希腊化文化的萌芽，终究会随着时代的延续而长成参天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