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整体之“势”

一、重整体之“势”

从思维方式上看，中国智慧的突出特点之一是注重整体，长于综合，追求统一。与西方智慧亟亟于探究“此岸”与“彼岸”、物质与精神、灵魂与肉体的本质区别不同，中国智慧更乐于以笼统、直观的方式，论证“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体现出一种朴素的整体思维的优长。

这一优长，在古代兵家的韬略中，具体化为对“势”的注重与阐发。兵家始祖孙武论道：“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就是强调从总体上把握胜利的枢钮，而不仅仅瞩目于战役布署、战术技巧等细节，“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2]宋代军事学家许洞又进一步说明：“势之任者有五：一曰乘势，二曰气势，三曰假势，四曰随势，五曰地势”，既要扬威猛进，鼓足士气，又要善布疑兵，还要抓住战机，巧用地形。“用兵者乘此五势，未有不能追亡逐北以建大功也”^[3]。

战争是关乎天文、地理、人事的庞大系统工程，所以自古以来，便有“天阵，地阵，人阵”^[4]之说。古代兵家将三者统一于“势”的把握之中：“夫行兵之势有三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天势者，日月清明，五星合度，慧孛不殃，风气调和。地势者，城峻重崖，洪波千里，石门幽洞，羊肠曲沃。人势者，主圣将贤，三军由礼，士卒用命，粮甲坚备”^[5]。既然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全面而非单一的，综合而非支离的，所以兵家强调：“夫竭三军气，夺一将心，疲万人力，断千里粮，不在武”，单靠武力是不行的。“智周万物而不殆，曲成万物而不遗”^[6]，只有总体谋划，宏观决策，综合分析，统筹调度，才能克敌制胜。(https://www.daowen.com)

“智周万物而不殆，曲成万物而不遗”，这就对军事统帅的素质，提出了全面的、高标准的要求。“用兵之道，先正其礼，次渊其谋，次择其人，然后详天地之利害，审人心之去就，行赏罚之公，慎喜怒之理，择进退之地，张攻伐之权，明成败之图，度主客之用”^[7]。要驾驭如此复杂的系统工程，军事统帅当然不能是徒具匹夫之勇的莽汉鲁夫，而应该是具有广阔视野，全局胸怀，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的“通才”。《六韬·龙韬》提出“将有五材”：勇、智、仁、信、忠；吴起告诫“将之所慎者五”：理、备、果、戒、约；诸葛亮认为“将材有九”：仁、义、礼、智、信、步、骑、猛、大。诸贤说法各异，宗旨则一：只有加强综合修养，提高整体素质，才能造就优秀将帅。

立足于重“势”的整体思维，古代兵家对于战争终极目标的确认，也有卓异见解。战争以夺取最终胜利为目标，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对“胜利”如何界定，如何判别。古代兵家认为，从整体上（包括精神气势、军备器械、军队数量、将帅素质、国家财力、外交关系诸多因素）彻底压倒敌人，迫使其放弃抵抗，较之斗智、斗勇、斗力，浴血搏杀，使敌降服，是更为完美的胜利。“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8]。这种对于“全胜不斗，大兵无创”^[9]境界的追求，是古典军事学的重要精华所在，也是中国智慧整体思维特征的典型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