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人伦之“和”

三、贵人伦之“和”

中国智慧尤其注重人际关系的调节、和谐，注重仁义道德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价值与功用。在军事领域内，这也得到了强有力的贯彻。

《荀子·议兵》记录了陈嚣与荀况之间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

陈嚣问道：“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凡所为有兵者，为争夺也！”荀子回答：“非汝所知也。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

在一般人看来，刀兵相交，生灵涂炭，似乎与道德伦理毫不相干。但是在中国智者眼中，议兵与议政并无区别，同样要“以仁义为本”，正因为如此，在先哲议兵的诸多著述中，有关仁义道德的内容，占了相当的篇幅。“圣人之用兵也，亡国而不失人心，利泽施乎万世”^[19]；“攻伐之事，未有不攻无道而伐不义也”^[20]。在以仁讨不仁、以义伐不义的前提下，尽管战争本身必然造成伤亡和毁灭，但其最终结局，仍然是符合中国文化的伦理原则的。其中的道理就在：“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21]。大军所向，“克其国不及其民，独诛所诛而已矣”，对于敌国的民众，仍以仁义为怀，“举其秀士而封侯之，选其贤良而尊显之，求其孤寡而振恤之，见其长老而敬礼之”^[22]，这才是仁义之战，仁义之师。(https://www.daowen.com)

如果说兵争之事对于敌国民众尚且应该以仁义为本，以和为贵，那么，对于己方军民来讲，就更应该将“人和”置于首要地位了。吴起提出：“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讲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23]。孟子总结出中国军事学的著名命题：“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24]。诸葛亮进一步申言：“人和则不劝而自战矣”，否则，“将吏相猜，士卒不服，忠谋不用，群下谤议，谗慝互生”^[25]，必败无疑。

谋求“人和”，君主应对前线将帅予以充分信任，使其拥有高度的决策自主权，“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26]，而将帅回报这种信任的最好方式，则是“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27]。只有“无主于后”，方可“无敌于前”^[28]，君主与将帅之“和”，妙在其中矣。

谋求“人和”，友邻部队之间，理应和衷共济，相互体谅。曾国藩论道：“欲求和衷共济，自统将先办一副平恕之心始。人之好名，谁不如我。同打仗，不可讥人之退缩；同行路，不可疑人之骚扰。处处严于治己而薄责于人，则唇舌自省矣”^[29]。

谋求“人和”，说到底是实现部队意志的绝对统一，“用百万如役一人”^[30]，“三军一心则令可使无敌矣”^[31]。做到这一点，“缘法而治，按功而赏”^[32]固然是相辅相成的两手，但古代兵家更强调的，却是将帅须行“拊揗之道”，将血亲人伦的道德准则，溶入军队内部的人际关系之中，“饥寒困乏，如以身尝，疾病医药，亲临诊视，解衣推食，哀死问孤，殡殁吮伤，恩逾骨肉”。要而言之，“以父母之心，行将帅之事，则三军欣从，万众咸悦”^[33]，“人和”于是转化为无坚不摧的战斗力。兵民为胜利之本的道理，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