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实用之“理”

四、循实用之“理”

实用理性（或称实践理性）是中国文化的特殊品格。与此相关，与西方相比，中国智慧并不亟亟于抽象思辨的深邃、知性探求的透彻和对感悟能力的超越，而以重历史、重人事、重经验见长。这些特点，在实践性极强、容不得半点虚妄的军事学领域中，得到了极为鲜明的体现。

中国历史悠久，忧患迭兴，战事频繁，兵学遗产异常丰厚。据此，清人陈庆年论道：“欲明兵法，先明方略；欲明方略，先明史事。取古今战争得失之数，设身处地以求之，博习其故，可以得实理。”他论证这样做的必要性时说：“天下至大，事变至赜，一时所历，则拘于时；一地所习，则域于地；一事所经，则囿于事；一技所娴，则狃于技。欲穷其变，能有几何。”因此，惟有“观其已然之迹”，从历史中吸取启迪，方可“有古今无限之藏，无身世易尽之憾”^[34]。以史为鉴，以前人为鉴，是中国智慧的重心所在，也是兵家韬略中最平实的法则。

历史由人所创造，因此，兵家韬略蕴含的实用理性的另一表征，便是对人事的高度关注。早在崇尚鬼神的流风余韵尚存的晚周，孙武就明确表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35]。在决定战争胜负的众多因素中，强调人的因素，是古代兵家一以贯之的认识。史籍记载，梁惠王问尉缭子：黄帝为什么能“百战百胜”?尉缭子回答：“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他进一步说明：一座城池，从东南西北都攻不下来。难道四个方向都没有可以利用的天时、地利方面的条件吗?显然不是。攻不下来的原因，只能是城高池深，兵器备具，粮谷多积，守军顽强。相反，“若城下、池浅、守弱，则取之矣。”他总结道：“由是观之，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36]。今天看来，黄帝“百战百胜”，更多属神话传说的成份，但尉缭子因梁惠王之问而申发的“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的道理，却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至理名言。

人与历史结合，即产生经验。古代兵家将自己的全部理论，牢牢植根于实践经验的沃土之中。据此，他们一再强调，从实战中考验军人素质，选拔将帅人才，才是惟一可靠的途径。管仲提出：“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之以官，试于军而有功者，则举之，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37]。韩非子生动地比喻道：只看马的外形，伯乐也无法断言其优劣；只听人的言辞，孔子也无法判定其贤与不肖。惟有“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则庸人不疑于愚者”。他的结论是：“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38]。如果说管仲与韩非子所论，从正面阐发了兵家智慧的实用原则的话，那么纸上谈兵的赵括及其40万士卒被坑杀的可悲下场，就从反面促使一代又一代的军事家们感悟循实用之“理”的极端意义，刻骨铭心，永志不忘。

【注释】

[1]参见《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试谈中国的智慧》。

[2]《孙子·势篇》。

[3]《虎钤经·任势》。

[4]《六韬·虎韬·三阵》。

[5]《诸葛亮集·将苑·兵势》。

[6]《太白阴经·人谋下·沉谋》。

[7]《虎钤经·军谋》。

[8]《孙子·谋攻篇》。

[9]《六韬·武韬》。

[10]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4页。

[11]《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

[12]《投肤笔谈·兵机》。

[13]《诸葛亮集·将苑·机形》。

[14]《阵纪·因势》。

[15]《吴子·论将》。

[16]《投肤兵谈·兵机》。

[17]《兵经百篇·智篇·机》。(https://www.daowen.com)

[18]《何博士备论·邓艾论》。

[19]《庄子·大宗师》。

[20]《吕氏春秋·振乱》。

[21]《管子·兵法》。

[22]《吕氏春秋·怀宠》。

[23]《吴子·图国》。

[24]《孟子·公孙丑下》。

[25]《诸葛亮集·将苑·和人》。

[26]《尉缭子·武议》。

[27]《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28]《尉缭子·武议》。

[29]《曾胡治兵语录·和戢》。

[30]《何博士备论·汉光武论》。

[31]《吕氏春秋·论威》。

[32]《商君书·君臣》。

[33]《草庐经略·卷一·拊揗》。

[34]《兵法史略学·卷一》。

[35]《孙子·反间篇》。

[36]《尉缭子·天官》。

[37]《管子·明法解》。

[38]《韩非子·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