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　备　论

第二章　军　备　论

战争的不可避免，使军备问题成为古往今来政治家、谋略家们时时萦怀于心的重大课题。诸葛亮所论，代表了他们的共识：“夫国之大务，莫先于戒备。若夫失之毫厘，则差若千里，覆军杀将，势不踰息，可不惧哉！^[1]

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因此军备问题也就不可仅仅理解为武器的制造与粮食的储备，而应将其提到更全面的高度来认识：“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2]。中国最古老的政书《尚书·洪范》提出“八政”，即食（粮农）、货（经贸）、祀（祀祭）、司空（工程）、司徒（徒役）、司寇（司法）、宾（外交）、师（军队），可以说样样与军备有关；而且，其排列顺序，也颇具深意：将粮农、经贸置于首，而将外交、军事置于末，这就更加逻辑鲜明地凸显了“国富者兵强”的卓越军备观。

常备军的设置，是颇令古今政治家头疼的问题。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道理人人都懂。但是，养兵是耗资巨大的无底洞。养少了，用时捉襟见肘；养多了，平日不堪重负。贱养则士卒羸弱；贵养则将帅骄横。为了摆脱这种两难境况，中国兵家提出了“寓兵于民”（因为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所以又可称“寓兵于农”）的思想。“隐兵于农，无事则耕，有事则战”^[3]，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更进一步归纳为“兵出于农，有常数而无常人”。这种做法，既保留了常备军的规模，又避免了养兵千日的巨额耗费。寓兵于农思想的重要体现，便是历代“屯田”的实行。在边境之地或荒僻之区，利用士兵、农民开垦种植，“平时而讲武，岁以劝农”^[4]。这样，“安平之世，无禀给之费；征伐之际，得勤力之士”^[5]，两全其美，何乐不为。(https://www.daowen.com)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是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俗语，而在军事家眼中，它的意义更为严峻：“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6]。战以兵为本，兵以粮为本，有石城千仞，汤池百步，带甲十万，而无粟弗能守也”^[7]。着眼于此，“农者，胜之本也”^[8]成为中国兵家的共识，而“师行粮从，军需最要”更是军事统帅的第一信条。粮食供给，依赖后方是根本，但在可能的前提下，“因粮于敌”也不失为明智的决策。取敌之粮，为我所用，起码有三条好处：一是削弱敌力，二是壮我军威，三是节省费用。所以，“凡军行，因粮于敌，最为急务”^[9]。

战争双方的较量，最终表现为千军万马的直接搏杀。在此胜败存亡的关键时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普遍原理，更具备了生死攸关的意义，因而得到中国兵家近乎宗教虔诚般的崇奉：“兵矢者，军之神灵也；甲胄者，人之司命也”^[10]。在兵家眼中，“兵不完利，与无操者同实；甲不坚密，与俴者同实”^[11]。因此，将帅必须对军械质量精益求精，“此是三军性命所系，国家地方安危所关”，绝对不可马虎草率，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