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宗部的意义

虽然我们可以找到如上的证据来支持何焯的意见，但惠栋之说还是正确的，只是我们还需要加以推论。首先宗部、宗伍在地域分布上不能与族符合。所谓人不论是板楯蛮或是廪君后裔，他们的分布在后汉末年大概只在今四川东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可是宗部的活动却在长江下游。除了上引《刘表传》所述荆州江南的宗贼之外，那时以江西的宗部最盛。《三国·吴志》卷四《太史慈传》注引《江表传》:

慈见策曰:“华子鱼良德也，然非筹略才，无他方规，自守而已。又丹阳僮芝自擅庐陵，诈言被诏书为太守。鄱阳民帅，别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鱼所遣长吏，言:‘我以别立郡，须汉遣真太守来，当迎之耳。’子鱼不但不能谐庐陵、鄱阳，近自海昏有上缭壁，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惟输租布于郡耳。发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鱼亦睹视之而已。”

鄱阳相当于现在的江西鄱阳县，海昏相当于江西建昌县。又《三国·吴志》卷二《孙权传》黄武四年十二月称:“鄱阳贼彭绮自称将军，攻没诸县，众数万人。”而《魏志》卷一四《刘放附孙资传》注引《资别传》云:“时吴人彭绮又举义江南，议者以为因此伐之，必有所克。帝问资，资曰:‘鄱阳宗人，前后数有举义者，众弱谋浅，旋辄乖散……’”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彭绮也是“宗帅”，而鄱阳的“宗人”常常要起来反抗孙氏政权，他们可以结聚到数万人之多。

江苏、浙江、安徽一带的宗帅也不少。《三国·吴志》卷一《孙策传》注引《江表传》:

(吴郡太守陈)瑀阴图袭策，遣都尉万演等密渡江，使持印传三十余纽，与贼丹阳、宣城、泾、陵阳、始安、黟、歙诸险县大帅祖郎、焦已及吴郡乌程严白虎等使为内应。

祖郎等实在也是宗帅。《三国·吴志》卷六《孙辅传》注引《江表传》称:“袁术深怨策，乃阴遣间使赍印绶与丹阳宗帅陵阳祖郎等使激动山越。”就说祖郎等都是宗帅。又《孙策传》注引孙盛的《异同评》驳书中所云孙策有意袭取许昌的说法，认为其时“深险强宗未尽归复”，孙策不可能作此企图。裴松之又驳孙盛，云“于时强宗骁帅祖郎、严虎之徒禽灭已尽，所余山越，盖何足虑”。孙裴二人关于孙策是否有袭取许昌的企图意见不同，但都承认阻碍孙策发展的势力是那些“强宗”，裴松之更明确指出祖郎、严白虎都为“强宗骁帅”。由此可见《孙策传》称陈瑀所勾结的险县大帅包括乌程的严白虎在内都是宗帅，此外《三国·吴志》卷一五《贺齐传》“吴郡余杭民郎稚合宗起，贼复数千人”，自然也是“宗贼”。

甚至在遥远的交州也有这种组织。《三国·吴志》卷四《士爕传》:(https://www.daowen.com)

戴良为刺史……爕子徽自署交址太守，发宗兵拒良。良留合浦。交址桓邻，爕举吏也，叩头谏徽使迎良。徽怒，笞杀邻。邻兄治、子发又合宗兵击徽。

所云宗兵之“宗”，也就是“宗部”、“宗伍”之“宗”。

从《三国志》的记载中看来，宗部之“宗”只是指宗族而言。上引《太史慈传》所云:“鄱阳民帅，别立宗部”，又说“海昏有上缭壁，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部伍是军事组织，所以才可以“立”，可以“结聚”，宗部、宗伍解释作结聚宗族而成的部伍，我想是比较适当的。《贺齐传》所云“合宗起”，也只能解释为集合宗族起事。至于《孙资别传》所云“鄱阳宗人”，《孙策传》所云“豫章上缭宗民”似乎有利于作种族的解释，但就当时的习惯用语看来，仍然是指宗族或参加这种宗族武装组织的人民。我们知道黄巾起义之后，以宗族乡里的关系而组成的武装集团在北方极其普遍，那么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南方有同样的情况。我们可以引两个例子来说明宗人的意义。《魏志》卷一一《田畴传》:“畴尽将其家属及宗人三百余家居邺”，本传注又引《先贤行状》曹操论田畴功表也说“畴率宗人避难于无终山”。这虽是发生在北方的事，但宗人的解释应该是一致的。又《晋书》卷七六《虞潭传》:“潭遂于本县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义军，众以万数。”这里的宗人显然是指会稽山阴大族虞氏而言，这样的招合大姓起兵，岂非就是结聚作宗伍么?此事虽稍后，但确切地说明了宗人的意义。

因此我认为李贤将“宗”释为“宗党”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