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户调制的起源
自曹魏开始，在赋税制度上有一个变更，就是有了一种按户征收的新兴税目。《三国·魏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建安九年(公元204年)令:
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
田租按亩计算，但不依收获量为标准而硬性规定亩税四升，与汉代三十税一的办法不同，然而大概和三十税一不会差好远。所以要按亩计算，在这一个命令中说是要使豪强也尽纳税的义务。关于田租我们暂且不谈。我们所要讨论的是“户出绢二匹、绵二斤”的那项税目。汉代田租征收谷物，算赋和口钱征收钱，并且按丁口及赀产计算。这种按户征收绵绢的办法，在汉代是不见功令的。同书卷一二《何夔传》称:“是时太祖始置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税绵绢。”本条所称“是时”，照上下文看来也是平冀州后事，可是所谓“新科”据何夔所上书似指法律而非指赋税，[1]所以上引一语有一个“又”字。我想在平冀州以前，曹操统治区域内已有按户征收绵绢的办法。同书卷二三《赵俨传》:
时袁绍举兵南侵，遣使招诱豫州诸郡，诸郡多受其命，惟阳安郡不动，而都尉李通，急录户调。俨见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诸郡并叛，怀附者复收其绵绢，小人乐乱，能无遗恨，且远近多虞，不可不详也。”通曰:“绍与大将军相持甚急，左右郡县背叛乃尔。若绵绢不调送，观听者必谓我顾望，有所须待也。”俨曰:“诚亦如君虑，然当权其轻重，小缓调，当为君释此患。”乃书与荀彧曰:“今阳安郡当送绵绢，道路艰阻，必致寇害，百姓困穷，邻城并叛，易用倾荡，乃一方安危之机也……宜垂慰抚，所敛绵绢，皆俾还之。”彧报曰:“辄白曹公。”公文下郡，绵绢悉以还民，上下欢喜，郡内遂安。
根据这一条，我们知道按户征收绵绢早已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实行[2]。因此我们相信这种办法乃是先行于兗、豫而后推行于冀州，并非平冀州后始创。
关于“调”的这个名词，我们在汉代可以找到其渊源。《盐铁论·地广篇》云:“俱是民也，俱是臣也，独不当调邪?”又云:“散中国肥饶之余，以调边境。”《史记》卷三○《平准书》:“而初郡时时小反，杀吏，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间岁万余人，费皆仰给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3]西汉时已用调字，其意为调度、调发。在《居延汉简》中也有几条关于调的记载:
金曹调库赋钱万四千三。(二一六)一二九，二八。
钱十一万三千五百三十七，其十一万四百卅五调钱。(三四四)一六八，二三。
上举两条都是计书。第一条是说由金曹所调在官库中的赋钱，第二条是说钱的总数中若干为调钱。从第一条中我们可以推测调钱大概出于他郡的赋钱。《居延汉简》中有三条可以比附:
□阳邑，元康元年六月，□□调三千。(五〇〇)一八三，一八。
这是封检，元康为宣帝年号(公元前65年)“阳”字上缺一字，汉代公主所封谓之邑，但阳邑也是太原郡属县，所缺字或者与地名无关。此简所云乃是内地送到居延的调钱。又有二简云:
荧阳即荥阳，第二条残缺太多，已不可识。两条都是他郡县送给居延的封检，和上引阳邑调钱简相比附，可以知道调钱乃是以赋钱直送迫切需要的地方，而不必解交中央。阳邑、荥阳通过本郡得到中央的调发令就封了这笔钱直送居延，有时仍然称之为赋钱，有的则径称为调钱。我们知道赋钱是本来用以治车马的，也就说是作为军费支出而征收，所以调发到边郡是有相当理由的。《平准书》也说“调盐铁助赋”，[4]意思是说调发盐铁钱来助军费。
此外在《盐铁论》、《居延简》中我们还可以找到不少关于“调”的记载，[5]大概可以认为调是调发钱物以充迫切需要。
《后汉书》中也常提到“调”，如《光武纪》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四月:“时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从简寡。”李贤注“调谓发也”，李贤所以加注，大概是怕时人将魏晋以至隋唐的“调”与之混同起来。《明帝纪》初即位未改元(公元57年)称:“赦陇西囚徒，减罪一等，勿收今年租调。”这一个调似乎是指租以外的一切征收，包括赋钱在内。在东汉时固然调的意义还是以调发钱物来应付迫切需要为主，从西汉以来最迫切的乃是边费，《后汉书·百官志三》大司农条称:“边郡诸官请调度者皆为报给，损多益寡，取相给足。”《居延简》中发内地郡县赋钱送居延便是这样性质。但除边费以外，也有其他迫切需要由政府调度的。例如《安帝纪》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九月:(https://www.daowen.com)
调扬州五郡租米赡给东郡、济阴、陈留、梁国、下邳、山阳。
七年(公元113年)九月又云:
调零陵、桂阳、丹阳、豫章、会稽租米赈给南阳、广陵、下邳、彭城、山阳、庐江、九江饥民。
《质帝纪》本初元年(公元146年)二月诏:
九江、广陵二郡数离寇害……其调比郡见谷，出稟穷弱，收葬枯骸。
安帝时的两条说明所调发的是租米，就是说以田租项下拨付。质帝时的一条可能也还是指租谷。可是事实上从上引《明帝纪》的一条看来，调已变为每年的征收，而具体的例子说明所调发的范围非常广泛。《桓帝纪》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正月诏:
其令大司农绝今岁调度、征求及前年所调未毕者。
前年、今岁都有调，可见调已是经常的事。卷二五《鲁恭传》，和帝初立，恭上疏谏伐匈奴，有云:“今始征发，而大司农调度不足，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间之急，亦已甚矣。”调已是每年有之，但其多少，征发对象却因事而异，如《桓帝纪》与《鲁恭传》所载便是不限于调发租谷、赋钱而向民间作无限的榨取。所以《五行志》载桓帝时童谣的解释说:“‘吏买马，君具车’者，[6]言调发重，及有秩者也。”正因为所调发者是车与马，所以要买车马来交纳了。《灵帝纪》光和四年(公元181年)正月称:“初置骥廐丞，领受郡国调马，豪右辜榷，马一匹至二百万。”因为要调发民间马，所以豪右将马垄断起来。这种例子说明调发乃是政府随意征求，没有定额，也没有一定的征求对象。《后汉书》卷六一《左雄传》顺帝初上疏陈事云:“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特选横调，纷纷不绝。”说明地方官可以随便调发。
综合上面所述，我们知道从西汉以来，“调”只是调度与调发之意，用以应付迫切的需要，而主要的是助边费。正税项目中的赋钱和田租可以调发，盐铁钱也可以调发，但是更可以随时随地任意征发人民的财产，包括一切物品。在东汉初年调已成为人民经常的负担，可是没有规定其数额及缴纳物，直到曹操始将调加以固定化及普遍化，而取消了算赋和口钱。算赋与口钱在汉末还是正税中项目，《后汉书》卷六《顺帝纪》永和三年(公元138年)为了金城、陇西二郡地震曾除其地今年田租，“其尤甚者勿收口赋”。《桓帝纪》永寿元年(公元155年)诏:“太山琅玡遇贼者勿收租赋，复更算三年。”以后虽不复见，但在献帝以前大概还存在。可是征纳物可能有变更。《后汉纪》卷二○本初元年(公元146年)九月朱穆奏记云:
河内一郡尝调缣、素、绮、縠才八万余匹，今乃十五万匹，官无见钱，皆出于民。
可知桓帝之初调发机织物的数量比前增加，那么在此以前已有此种制度无疑。朱穆所说似乎所调之物本应由官出钱购买，只是此时已变成人民的负担了。《三国·吴志》卷四《太史慈传》注引《江表传》:
近自海昏有上缭壁，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惟输租布于郡耳。
这个“布”的名称，南朝还继续沿用，在下面还要详细谈到，我想除了租以外的税目就是算赋、口钱、更赋。这些项目在汉末的江南业已折成了布完纳，所以简称为“布”，那么在产绵绢的中原也很可能折成绵绢交纳。上引朱穆所称河内郡所负担的机织物已由民间缴纳，很可能即由算赋、口钱、更赋等折合。这样曹操的户收绵绢与汉末之算赋等折变为实物有关。绢布决不能按口零碎征收，而且本是家庭手工业，因此假使在东汉末年算赋等项已折成绢布，那么由按人口计算转移为按户计算是极自然的。东汉发调要计算户赀，所以也按户征收(见后)，而所征的都是实物，为了边境上的需要大概也以绢布为主，而且也是常年征纳的一项，这样调与算赋等项区别就很少了，所以曹操径将二者合并起来。如果我们推得更远，那么如上所引汉明帝时已曾将“调”统称租以外的各项赋税及征纳。
如果上面的推测没有大错，我想曹魏的户调绵绢乃是沿袭两汉调的名称与征纳方法，加上东汉赋钱折变之制，而将其固定化与普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