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教之治的动摇
从东汉末年起思想界上起了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发展到魏晋间形成了玄学。玄学决非如后世所想像的那么超然，那么空洞，而是反映现实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一套政治理论。
东汉末年突出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业已爆发了黄巾起义，而东汉帝国就在农民的革命火焰下灭亡了。其次从统治阶级内部来说，也表现着世家大族与专制皇权的矛盾。作为整个的统治阶级，他们要求在东汉帝国的废墟上重新建立镇压人民的国家。这个国家怎样才能保证其镇压人民的职能，这是一个问题。由于义军之被镇压，地方大族不但得以恢复其经济基础，而且正在发展。他们要求摆脱皇权的控制，无限地扩展其财富和政治势力，那么怎样才能使政治制度适合于他们的观点，这又是一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并不是彼此孤立的，二者之间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制约，成为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
所谓新的思想就反映了这两种要求。汉末魏初，曹操在北方建立的政权要求恢复专制帝国的统治，取消地方分裂形势;要求建立掌握优势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强大政权以便有效地镇压人民。这样就产生了名理之学，由此而发展了曹魏的名法之治。魏末晋初，义军早已被镇压了，暂时受压抑的大族又在扩张，曹魏集团内自身也逐渐变成新的贵族，而河内大族司马氏终究上了台，掌握政权，这样就从名理之学发展为无名、无为的政治理论。
新的思想是从研究东汉名教之治开始的。我们知道东汉以名教治天下。所谓名教乃是因名立教，其中包括政治制度、人才配合以及礼乐教化等等。东汉统治者应用这一套理论作为统治的指南针。由名教观点而产生的政策、制度在镇压人民的革命行动与麻痹和缓人民的反抗情绪上曾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这一套的名教政治也培养了许多名士，他们常常代表地方大族、学门参加中央与地方的政权机构，作为统治集团中的骨干分子。
可是到了东汉末年，这个名教的法宝有点不甚灵验:第一，它业已不能维系人心;第二，根据名教标准来选拔的官僚由于盗窃虚声和名不副实以及选举为宦官、外戚、大族和朋党所把持之故，非但不能如统治阶级所期望的那样和缓及镇压人民的起义，相反的是反而由于这一些人的贪污无能，促使革命加速的爆发起来。黄巾起义之后，统治阶级中一部分士人急于要另外寻找一种更好的政治理论，让自己可以继续统治下去。
在这样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上，不能不引起统治阶级中很多人的关心。过去定于一尊的儒家之道不能维持以往的尊严，儒家所主张的名教之治应该重新估计其效能，最重要的是应该怎样才能使地主阶级的统治巩固起来。而在许多问题中最迫切的乃是用怎样一个标准来选择代表与执行阶级利益的人才。新的思潮向这两点发展:一是在儒家以外找寻统治者所需要的理论，二是如何评定人才。新兴的理论便为了满足以上要求而产生。
不管他们怎样的说法，本质上都是统治阶级关于统治术的研究。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怎样巩固被农民起义削弱了的政权。纵使由于统治者各阶层以及各个集团的利益有时不能一致，因此所发展的理论也有差别，甚至也有反对现政权的，但基本上我们不能在统治阶级以外找寻其阶级根源。
我们看到魏晋时期有不少人从事于先秦诸子的研究，也有人企图推翻汉代的经学，重新在原始的儒家经典中作新的发掘，也有人想综合各家，别创新说。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因为他们所想解决的问题是有关统治阶级利益的问题。
在先秦诸子的学说中获得重视的首先是法家与名家。《三国·魏志》卷一六《杜畿附子恕传》:
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
三国时期的政治领道人物如曹操、诸葛亮都宗尚法术。《晋书》卷四七《傅玄传》载玄上晋武帝疏云“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可与杜恕语互证。《魏志》卷二一《刘廙传》称“廙著书数十篇及与丁仪共论刑礼，皆传于世”。刘廙所著书称为《政论》，《群书治要》中保存了八篇，所论大概注重综核名实。《吴志》卷一三《陆逊传》称“南阳谢景善刘廙之先刑后礼之论”，可证其为法家。当时讨论政治的著作如徐干《中论》，桓范《世要论》等，虽然没有公开标榜申韩，但一般都受先秦法家的影响。
与法家相关的是名家，《文心雕龙·论说篇》称“魏之初霸，术兼名法”是一个正确的判断。《魏志》卷二八《邓艾传》注引荀绰《冀州记》:
(爰)翰子俞，字世都，清贞贵素，辩于论议，采公孙龙之辞以谈微理。
这是运用先秦名家辩难之术以讨论问题的例证。《世说新语·文学篇》云:“谢安年少时请阮光禄(裕)道《白马论》。为论以示谢。于时谢不即解阮语，重相咨尽。阮乃退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注引《中兴书》曰:“裕甚精论难。”[1]这是东晋初年事，可见名家辩难术传流不绝。
当时称名学为刑名或形名学。《晋书》卷九四《隐逸·鲁胜传》，胜著《墨辩序》云:
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则事不成。”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刑名显于世……名必有形，察形莫如别色，故有坚白之辩;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无，故有无序之辩。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两可;同而有异，异而有同，是之谓辩同异;至同无不同，至异无不异，是谓辩同辩异。同异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辩于一物，而原极天下之污隆，名之至也。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第，故独存。今引说就经各附其章，疑者阙之。又采诸众杂，集为《刑》《名》二篇，略解指归，以俟君子，其或兴微继绝者亦有乐乎此也。
照鲁胜的说法，名辩之学是政治教化的标准，这就把孔子的正名，与法家的循名责实关联起来。他又集为《刑》《名》两卷，所谓刑名即是名必有形的形名。今本《尹文子》仲长统序云“其学本于黄老，大较刑名家也”，而《尹文子》上篇称“名以检形，形以定名”。今本《尹文子》自非原书，大约即出于魏晋人之手，但由此也可以说明刑名之即形名。《魏志》卷二八《钟会传》称会“博学，精练名理”，又说“会死后，于会家得书二十篇，名曰《道论》，而实刑名家也”，这和《尹文子》本于黄老而为刑名家相同。同时任嘏也著有《任子道论》十卷，已散佚，严可均《全三国文》从《书钞》、《御览》中辑出十条，也是论政治、人才之书，实际上亦属刑名家，《隋书·经籍志》以之列入道家，恐怕只是就书名分类。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名辩之学与道家有相通之处。
关于名学将在下面详细讨论，这里仅说明亡绝了五百余年的名家之学在魏晋间得到重视，而所以重视则由于统治者现实的政治要求。
除了名法二家之外，如刘陶善论纵横，[2]王衍初好论纵横之术;[3]曹操论兵法的著作很多，[4]吴人沈友也有《孙子兵法注》，[5]诸葛亮集中有《兵要》一篇，桓范《世要论》亦有《兵要》一篇;都可见到汉末魏晋时儒、墨、名、法、道德、纵横以至兵家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我们认为这只有在传统上而且是定于一尊的儒家之道丧失了或者削弱了在思想界上的领道地位以后，才有可能。在这里我附带说明一点，魏晋时虽然常常儒墨并称，如《魏志》卷一一《管宁传》载陶立一等荐宁表，称宁“韬韫儒墨”，《晋书》卷四九《向秀传》称“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似乎墨家又与儒道鼎立，实则此时儒墨一辞仅是沿袭《庄子》中与道家相对的联称，当时除了鲁胜曾注意《墨辩》以外，墨学别无传人，并不足与儒、道、名、法四家争胜。
以上所举名、法、道三家的兴起是比较重要的，那些著书立说的人与其说他们是在研究先秦诸子，毋宁说是在研究现实的政治问题，特别是东汉的名教之治。他们都是根据儒家以外的理论针对着名教加以批判、分析、辩护以至纠正。整个的问题就是像东汉所提倡的那种名教是否还有用，甚至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假使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应该怎样维持统治者的秩序。
开头我们就已经提到名教即是因名立教，内容包括一切政治设施，而就用人这一方面来谈就突出地表现在鼓励大家求名，凭着这个名来选拔官僚与推行教化，于是用人行政便可恰当地配合。《魏志》卷二二《卢毓传》:
前此诸葛诞、邓扬等驰名誉，有四窗八达之诮，帝疾之。时举中书郎，诏曰:“得其人与否在卢生耳，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识异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为职，但当有以验其后……”(https://www.daowen.com)
卢毓与魏明帝对于选举的议论还包含一个才性论问题，我已另外讨论，而卢毓之言却也正解释了名教的意义。“畏教慕善”是符合于统治者利益的，才能以之得名，而为了提倡，也为了求得需要的人才，在选举方面就因名求士，所以东汉士人努力追求的便是名。关于求名的例子，举不胜举，我只提出两个较特殊的人物来。《魏志》卷一《武帝纪》注引《世语》:
(桥)玄谓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子将纳焉，由是知名。
同卷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注引《魏武故事》十二月己亥令:
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
《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玄戒子书云:
咨尔茕茕一夫，曾无同生相依;其求君子之道，研赞勿替;敬慎威仪以近有德。显誉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若致声称，亦有荣于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
曹操和郑玄是极不相同的人物，却同样的追求声名，由此可以见到汉末的风气，而郑玄告诫儿子的话，更是“畏教慕善，然后有名”的说明。
这样的追求声名，必致名实不符。《后汉书》卷八二上《方术传论》云:
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虽弛张趋舍，时有未纯，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也。及征樊英、杨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无他异。英名最高，毁最甚。李固、朱穆等以为处士纯盗虚名，无益于用，故其所以然也。
范晔所谴责的名士是一些不通世务，无益于用的人，但他们却由于“依倚道艺”而“就其声价”，所以为朝廷所征辟。这些名士不能为朝廷很好服务是很明显的。因此对于尚名之弊，汉魏间人的政论著作几乎全在攻击这一点，由此更斥责当时交游标榜的风气。我们现在略引几段以概其余，如王符《潜夫论·务本篇》云:
内孝悌于父母，正操行于闺门，所以烈士也。今多务交游以结党助，偷世窃名，以取济渡，夸末之徒，从而尚之，此逼贞士之节而衒世俗之心者也。
同书《实贡篇》云:
夫志道者少友，逐俗者多俦，是以举世多党而用私竞，比质而行趋华。贡士者非复依其质干，准其材行也。直虚造空美，扫地洞说，择能者而书之……是故选贤贡士，必考核其清素，据实而言，其有小疵，勿强衣饰，以壮虚声……各以所宜，量材授任，则庶官无旷，兴功可成，太平可致，麒麟可臻。
徐干《中论·考伪篇》云:
至于父盗子名，兄窃弟誉，骨肉相诒，朋友相诈，此大乱之道也。故求名者圣人至禁也……夫为名者使真伪相冒，是非易位而民有所化，此邦家之大灾也……问者曰:“仲尼恶没世而名不称，又疾伪名，然则将何执?”曰:“是安足怪哉!名者所以名实也，实立而名从之，非名立而实从之也……仲尼之所贵者名实之名也，贵名乃所以贵实也。”
《群书治要》载刘廙《政论·正名篇》:
夫名不正则其事错矣，物无制则其用淫矣;错则无以知其实，淫则无以禁其非;故王者必正名以督其实，制物以息其非。名其何以正之哉?曰:行不美则名不得称，称必实所以然，效其所以成，故实无不称于名，名无不当于实也。
刘劭《人物志·效难篇》:
夫名非实，用之不效，故曰:名犹口进，而实从事退。中情之人，名不副实，用之有效，故名由众退而实从事章。
汉魏诸家论政治者大抵有以上的见解，这里我不再列举。追求声名的弊病在汉末日益暴露，主要是统治者感到难以选拔替本阶级服务的人才，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看上引各家的议论都侧重于名实不符，所提出的主张不外乎儒家的正名与法家的循名核实。可是如果向上推一步，必然会归结到道家的无名，这样从研究名实出发的问题，就沟通了儒、道、名、法。当时的理论大抵都环绕着这一个问题而发展。
从上面看来，魏晋思想虽与汉代不同，但其出发点仍然是汉代思想的延续与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