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由贵无到崇有
蔑弃礼法，轻视世务的根据是因其不合自然，不是道;道者体无，所以无为本而有为末。嵇、阮的放荡亦即从贵无贱有发展出来，为了纠正这种风气，产生崇有论。《晋书》卷三五《裴秀附子》传:
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倣效，风教凌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
从前人往往把裴之论认为反道家，是由于《崇有论》中重视礼制、世务之故，他说:“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他又深斥“薄综世之务，贱功烈之用，高浮游之业，卑经实之贤”，以及“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以为这都是有亏士行;仿佛他是以儒家观点来批判道家。其实裴仍然是一个玄学家，他所提出的问题与企图解决的问题乃是有无之辨，这是玄学上的问题，而且他并没有排斥道家，相反的他和王弼一样是在综合儒道。
可是裴却提出了一个新的见解。《崇有论》一开头便说:“总混群本，宗极之道也，方以族异，庶类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体也，化感错综，理迹之原也。”他认为宗极之道乃是群本亦即是万有的综合，而万有的各别形象即由于“有生之体”本来如此。照他的解释除了个别就没有全体，决没有一个生有之无，未分之全，这与王弼之说就大为不同。王弼主张无为本，有为末，“有生于无，以虚为主”，这本是老子之意，但裴却说:
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有”为己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故养既化之有，非无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众，非无为之所能循也。
他认为无既然是无，就不能生有，始生只是自生，而生之始只能体有，也就是“有”始能存在，“无”不能存在。既然“体有”那么遗弃了有就不能全生，就不能存在。生既“以有为己分”，那么虚无乃是“有”之所遗，而非:“有”之所体。所以既已“有”了，只能顺有之用以全身，循有之道以理众，而不能以“无”济“有”或复反于“无”。从裴的说法看来首先认为自然即是万有的综合，万物各本其分而自生;其二他认为无不能生有。他所理解的“无”似乎即是空虚。
裴的“有”当然包括名教，所以名教不仅本之自然，而且本身即是自然。他的说法与老子本意不合，但是他却仍然推尊老子。他说:“老子以无为辞，而旨在全有。”这与王弼所云“老子未免于有，故恒言无所不足”，语虽相似，宗旨恰相反。
发挥《崇有论》的还有《庄子注》。《庄子注》的公案现在还没有闹清楚，照《晋书》卷九四《向秀传》和《世说新语·文学篇》所说现存的郭象注乃是盗窃向秀的《庄子隐解》，然从《列子注》及《经典释文》中所引向书看来，也有不同之处。例如《列子·天瑞篇》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条，张湛引向秀云:(https://www.daowen.com)
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则生自生耳，生生者岂有物哉?故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则化自化耳，化化者岂有物哉?无物也，故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则与物俱化，亦奚异于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后能为生化之本也。
这个不生不化的生化之本不是物，颇有无生有的倾向，而通观《庄子注》却贯彻崇有思想，因此向郭义即使有很多地方相同，在崇有这一点上只能说是郭象的主张。
郭象和王弼之不同也即是裴与王弼之不同。例如《齐物论》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条，郭注:“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这和裴“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之说是相同的。又王弼认为宇宙运行乃是有规律的发展，这一个规律乃是本来如此，是自然，也是天道，郭象认为天道并非另外一个总规律，而是万有的自我发展所合成。《大宗师》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条，郭注:“物无非天也，天也者自然也。人皆自然则治乱成败，遇与不遇非人为也，皆自然耳。”又逍遥游若夫乘天地之正条，郭注:“天地者万物之总名也。天地以万物为体，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万物之自然合乎天之自然，自然不越于万物之外，因此郭象主张万物只是自生自化，并无总的规律。这也是与裴“宗混群本，宗极之道也”相合。
郭象的《庄子注》发挥了门阀制度统治下适时的政治哲学。《庄子》中的最高理想为逍遥，《逍遥游》郭注对于逍遥的体会是小大各足其性，“理有至分，物有定极”，“小大之殊，各有定分”，各安本分就能自足其性，就是逍遥，如果以小羡大，或以大羡小，便是不安其分，结果便不能无困。如果应用到政治上来，他就要人民安分受统治。《齐物论》如是皆有为臣妾乎条，注云:
若皆私之，则志过其分，上下相冒而莫为臣妾矣。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之任，则失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外内乃天理自然，岂直人之所为哉。
下面他又说:“夫时之所贤者为君，才不应世者为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岂有递哉。虽无错于当而必自当也。”他告诉大家上下、贵贱各由其才，臣妾只有臣妾之才，因此只有安分守己，不能“志过其分”。推而广之则一切现存制度，伦理秩序都是自然，非人力所能强为，因此无可非难。如果臣妾越出本分，那就上下相混，以致没有人肯当臣妾，在郭象看来是不合乎自然的。而且郭象虽然肯定“天地万物无时而不移也”(《大宗师》注)，所有礼义等等亦是暂时适用，“不能时过而不弃”(《天运篇》注)，但却只能因任自然，出于“无错”而自得其当。就他的论点看来，他是在晓喻大家承认现有秩序。大小、上下、贵贱各有其分，彼此不能比较，这就是“齐物”;彼此各安其分就是逍遥。同时他又主张无为，而所谓无为即是放任，他说“无为者非拱默之谓也，直各任其自为，则性命安矣”(《在宥篇》注)，即是告诫皇帝不要多管事，放任人人的“自得”，这种多余的反对刑法之治，实质上只能是为大族纵恣辩护。
玄学发展到了郭象，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可是还有一点余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