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后 论
如上所述，从汉末开始，由于黄巾起义，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士人感觉到阶级利益的动摇，因而对于东汉所行的名教之治发生怀疑，于是开始分析与批判名教，并企图重新建立一种新的统治理论。这种新理论又是反映新兴统治者对东汉旧士族的斗争，二者的不同观点便是“尚名”与“崇实”;新兴的理论发展为名理之学与新政权的名法之治相配合。
由于现实政治的变化，理论本身随之变化，便从“正名”与“循名责实”发展为“无名”。在这时期新学派有了分歧:一部分调和“有”“无”，亦即调和名教与自然，这是依附司马氏政权或是与之妥协的正统玄学家;另一部分从贵无贱有出发，进而破坏司马氏政权所提倡的被认为虚伪的名教，这是反抗司马氏政权或是消极不合作的别派玄学家。正统玄学家为了排除别派玄学家在封建秩序上所起的破坏作用，与唤醒统治阶级自己的积极性，发挥了崇有的理论。到了此时名教与自然的矛盾在适合于统治阶级需要的理论上圆满解决了。
这一套理论是从东汉末年士族的削弱与消沉到门阀制度的形成与发展的长期过程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正统玄学家主张以孝道礼法维系家族组织，这样就必须维持名教;同时主张以无为之治放任家族的扩张(自晋以来就有人不以那时的大臣不理政事为然，其实这就是取得各大族协调的无为之治)。名教与自然既已统一，所有封建秩序被认为出于自然而无可反抗，这样就可以教训人民各安本分，自得其乐。
这个问题东晋时期只剩了尾声，一般名士都礼玄双修，表示名教与自然之统一。但自佛教势力渐盛，由于灵俗地主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重又引起争论，然而其结论是佛教有助于名教，可以并行不悖。
东汉末年的新思潮通过长期发展过程，使名教一合于老庄的自然，再合于佛教的济俗之务，不但没有破坏，其理论基础更扩大了。这个思潮的发展并未立时结束，调和三教而以名教为骨干的思想到了宋代理学才完全形成其系统。因此我们找寻宋代理学的渊源应该从魏、晋玄学开始。
附识:本篇是由旧稿修改的，所云名教与自然关系大体本之陈寅恪先生之说(《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由于我的哲学修养很差，所论一定有不少错误，或者对寅恪先生之说亦有误解，希望同志们指正。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于武昌珞珈山。
【注释】
[1]《晋书》卷四九本传同。
[2]《三国·魏志》卷一四《刘晔传》注引《王弼传》。
[3]《晋书》卷四三《王衍传》。
[4]曹操有《诸家兵法接要》、《孙子兵法注》及自著《兵书》十余万言。见《三国·魏志·武帝纪》注引孙盛《异同杂录》及《魏书》。
[5]《三国·吴志·孙权传》注引《吴录》。(https://www.daowen.com)
[6]见《晋书》卷四三《王衍传》。
[7]《晋书》卷九二《赵至传》同。
[8]我们应该注意他所提出的孔融是反对曹氏专权而被杀的“汉室忠臣”，下面他特别提出忠臣烈士，而不说忠臣孝子，便因为司马氏的名教只提倡孝道，而反对司马氏却以“忠”来对抗，忠孝不两立问题是三国时论题之一，曹丕曾以之问人，见《三国·魏志》卷一一《邴原传》注引《原别传》。
[9]见《抱朴子·诘鲍篇》。
[10]《通典》卷八○奔大丧条，卷九五《前母党为亲及服议》载蔡谟答王蒙问，当出谟之《丧服谱》，又卷一○二《改葬服议》亦载蒙语。
[11]《通典》卷五九。
[12]《晋书》卷四九《阮籍附瞻传》云:“举止灼然(按此止字衍，灼然是一种举士之名，见本书《九品中正制度试释》篇)，见司徒王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
[13]《宋书》卷九七《夷蛮传》。
[14]《续高僧传》卷六《慧远传》。
[15]俱见《续高僧传》本传。
[16]《弘明集》卷六。
[17]《弘明集》卷七。按《南齐书》卷五四《高逸顾欢传》云此论为袁粲托名通公。
[18]《南史》卷七○《循吏·郭祖深传》言:“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此虽是梁代突出的情况，但南北朝一般的都有人口流入寺院的问题。又参看《梁书》卷七《王皇后传》所载梁武帝夺王骞田以施大爱敬寺之事，可见灵俗地主之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