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后 论
本篇所讨论的为入塞胡族的分合关系。关于“胡”的名称由来在这里我们暂且不论，只是就当时一般的习惯用法而言，所谓“胡”者即是指曾经隶属于匈奴帝国的某些部族与部落;及匈奴部族中所包含的某些部落与氏族。
匈奴帝国的组成分子是十分复杂的，斯大林曾经指出居鲁士、亚历山大、恺撒和查理大帝所建立的帝国“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语言的部落和部族的集合体”。[48]匈奴帝国也是如此，汉代以来降服的、被迁徙入居中国的匈奴部落很多只是作为这个帝国的组成分子而被称为匈奴。
可是在匈奴帝国中也自有其匈奴部族。我们从历史记载上可以看到比较集中的匈奴人游牧于较完整的土地上，共同受单于以及其他贵族所组成的军事与行政机构所管理。然而匈奴部族还处于幼稚的阶段，内部的部落必然还保持其特点及相对的独立性。根据斯大林的指示，部族和民族之不同主要是在于其较为不稳定，因此易于分解和聚合。像匈奴那样一个刚形成的部族当他的国家崩溃以后，内部各个部落所保持的特点如风俗、习惯、语言等等必然重又活跃起来，另一方面也必然受邻近较高文化的影响而融合到其他部族中去。
所谓杂胡我想包含以上两类，只是我们还不能弄清楚哪几种部落只是匈奴帝国的成员，哪几种是匈奴部族中分解出来的部落。屠各族与呼韩邪单于率领的附塞匈奴应该是匈奴部族的一部分;《晋书》卷九七《北狄传》所举的十九种就不容易分别了，但必然也有从匈奴部族中分解出来的部落。此外还有为数不算太少的西域胡，他们大概很早融合在匈奴部族中，虽然在姓氏、状貌、宗教上这些西域胡还保持其特点，但并不妨碍其自称为与被承认为匈奴人。因此我认为当时被唤作匈奴的杂胡，一方面正因其杂而更表示其为历史上形成的共同体，另一方面又表示其正在分解与新的融合的过程中。
这个新的融合过程最后是绝大部分的杂胡归入汉族。但是所走的道路是极其迂回曲折的。五胡的割据与拓跋氏的占领北中国造成的后果之一是汉族与边境各族的融合，但是在过程中间还贯串着鲜卑、氐、羌各族间的相互影响与分解、融合的问题。如上所述，我们看到同一屠各或者与氐羌相混，或者并入拓跋;同一山胡或者与鲜卑、乌丸相混，或者并入拓跋。如果我们抛开这些复杂的问题，大体上当北魏时期杂胡之中除了稽胡之外就有鲜卑化与汉化的两大支。直到北朝后期，通过北镇起义，鲜卑化的各族人民才与汉族作进一步的融合，也即是说汉族的较高级文化在此期间战胜了一切。
我们现在将鲜卑化的问题加以说明。
《北齐·书》卷一《神武纪》上:
葛荣众流入并肆者二十余万，为契胡凌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诛夷者半，犹草窃不止。(尔朱)兆患之，问计于神武。神武曰:“六镇反残，不可尽杀，宜选王素腹心者，私使统焉，若有犯者，直罪其帅，则所罪者寡。”……兆以神武为诚，遂以委焉。
六镇之众是包含了鲜卑、匈奴、敕勒、氐、羌各族的，高欢所领之众也应该包含各族，可是《北齐书》卷二○《慕容绍宗传》却说尔朱兆“割鲜卑隶高祖”，[49]《北史》卷三六《薛辩附薛孝通传》称孝通对贺拔岳说:“高王以数千鲜卑，破尔朱百万之众。”都把六镇之众当作了鲜卑。我们知道在北魏中期边镇人民中“胡”与鲜卑是有区别的，《魏书》卷五○《尉元传》称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元上表云:
今计彼戍兵，多是胡人。臣前镇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将呼延笼达因于负罪，便尔叛乱，鸠引胡类，一时扇动，赖威灵遐被，罪人斯戮。又团城子都将胡人王敕懃负衅南叛，每惧奸图，狡诱同党。诚所见宜以彭城胡军换取南豫州徙民之兵，转戍彭城，又以中州鲜卑，增实兵数，于事为冝。
这里说明“胡”与鲜卑有主从之别，在统治者看来胡人是难以信任的。直到北魏末期北镇起义及以后历史记载上还是可以认识匈奴、敕勒等等领袖人物，而且有些还保留其部落组织，所以边镇胡人有许多并未与鲜卑人融合，这一点没有疑问。然而边镇上的鲜卑化也是显著的，例如北齐皇室高氏便自认为鲜卑人。而在习惯上当时也常常以鲜卑、汉人对举，例如杜弼称鲜卑车马客，会须用中国人，高洋认为是讥笑他，[50]高洋说“高德政常言宜用汉人，除鲜卑，此即合死”，[51]高欢对鲜卑人说汉民是汝奴，对华人则云鲜卑是汝作客，[52]像这样的对举显然是把所有非汉族军人都当作了鲜卑，鲜卑这个名称广泛地用于一切鲜卑化的各族人。
从语言上也足以证明这一点，即是鲜卑语已是边镇上通用的语言，《北齐书》卷二一《高干附弟昂传》云:
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
说明当时军队中通用的语言有鲜卑语与汉语两种。考《隋书·经籍志》经部字书类有关于鲜卑语的字书十三种，其中有《国语号令》四卷，《鲜卑号令》一卷。后序上说:“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数习，谓之国语。”《隋书》所说的话是有理由的，但只能是指洛阳鲜卑贵族，至于边镇上却不尽然。正因为边镇上鲜卑语通用，所以有必要使已经忘掉本族语言的鲜卑贵族学习鲜卑号令，以便其统率军队。《颜氏家训·教子篇》云:
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
北齐公卿很多出于北镇，他们之间通行鲜卑语，所以学会这种语言，就能“伏事公卿”，而且获得其宠爱。
从鲜卑语言在边镇上的流行这一点看来，足以说明鲜卑化的势力，从而也可以了解为什么边镇人民都被称为鲜卑。
南迁洛阳的代迁户从孝文帝之后即已加紧汉化。可是我们如果从《魏书·官氏志》中所举氏姓来考察，就知道不论代迁户与留居北边的所谓代人实际上都包含各种不同的族类，只是南迁的一部分很早就融合于鲜卑部族，而此际也是先走了一步，汉化得更快;留在北镇边境的虽然很多没有与鲜卑融合，但绝大部分都鲜卑化程度很深，他们迟走了一步，通过北镇大起义，通过整个的齐周统治时期才接受汉化;总的说来所有五胡以来内迁各族直到隋代才与汉族融合起来(除了稽胡)。他们所走的道路往往是由鲜卑化以至汉化，这是一条迂回的道路。
以上所讲的不限于“杂胡”，但杂胡与汉族的融合很多也是这样。
我们现在只举出鲜卑化，但不是说这是必经之路，另外也还有通过氐化、羌化，以至融合到北方塞外各族如蠕蠕、高车、突厥中去的。不管怎样，这种新的融合是极其复杂迂回的，而其开端则从匈奴帝国崩溃之后即已开始，到了晋末就更加速的进行，大体上直到隋唐才完成。
斯大林在驳斥资本主义学者所说民族在资本主义以前即已形成的谬论以后，指出“民族的要素——语言、地域、共同的文化等等——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逐渐地创造出来的。但这些要素当时是处在萌芽状态中，至多也不过是将来在某些有利条件下可以形成为民族的一种潜在力”。[53]资本主义以前的部族仅仅只具有四个要素的萌芽，这个历史形成的人们的共同体是不稳定的，因而“在这个时期中许多部落和部族分开了和分散了，聚合了和融合了”。[54]我们就杂胡看来，岂非正如这样非常容易的“分开了和分散了，聚合了和融合了”呢。
【注释】
[1]《三国志》卷一六《郑浑传》注引张璠《汉纪》略同。
[2]《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武威郡本匈奴休屠王地。
[3]疑当作左部。
[4]《文选》卷四四陈琳《檄豫州文》作“西营屠各”。
[5]《太平御览》卷二九九引萧方等《三十国春秋》曰:“陈安奔陇城，前赵将刘贲驰将追之。石虎止贲。”这个石虎即是石武，其人本名虎，唐避讳改作武，正如后赵石虎称石季龙。又此刘贲，《载记》作刘贡。
[6]《北史》卷一六《陆俟传》同。
[7]《北史》卷三七《封敕文传》作王官兴。
[8]《晋书》卷一二五《乞伏国仁载记》称上述之平凉休屠金熙为东胡金熙，屠各不属于东胡族是无疑的，所以称为东胡，想因国仁所都在勇士川，在平凉之西。以此推测梁国儿之称西胡，亦非由于来自西域。
[9]《周书》卷二五《李贤传》(《北史》卷五九《李贤传》同)云:“曾祖富，魏太武时以子都督讨两山屠各，殁于阵。”疑即指梁会、路那罗事。
[10]碑文见吴山夫《金石存》、赵琴士《金石文钞》、陆曜《金石续编》，今据《金石续编》。
[11]和宁戎乃和戎、宁戎的合称，碑下题名有和戎某人、宁戎某人，加上鄜城、洛川、定阳共五城，亦即五部。
[12]《后汉书》称羌渠单于发兵助汉乃讨张纯而非镇压黄巾，率兵助汉者为左贤王某而非右贤王于扶罗。然《晋书》卷五六《江统传》也说:“中平中以黄巾贼起，发调其兵，部众不从，而杀羌渠。”虽当从《后汉书》，而晋初传闻异辞，亦早有助平黄巾之说。
[13]《史林》一九卷二号《后汉末期至五胡乱时匈奴五部之形势》。
[14]《魏书》此条资料必出于较前记载。卷一○四收自序云:“始魏初邓渊撰《代记》十余卷，其后崔浩典史，游雅、高允、程骏、李彪、崔光、李琰之世修其业。浩为编年体，彪始分作纪表志传，书犹未出。”考魏初事迹，最早记载见于邓渊《代记》，后来大概不会别有什么依据，我们相信此条可能即出于邓渊书。
[15]庾信《哀江南赋序》亦云“离石有将兵都尉”。
[16]《三国·魏志》卷四《齐王芳纪》王昶于甘露三年(公元258年)拜司空，次年即死。(https://www.daowen.com)
[17]见《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卷一○八《慕容廆载记》。
[18]《通鉴》卷九四咸和四年(公元329年)胡三省注:“五郡屠各即匈奴五部之众。”恐有误，五郡当沿用汉代五郡塞外之称。
[19]《晋书》卷八六《张轨传》云:“张掖临松山石有金马，字磨灭，粗可识，而张字分明。”与此略异。
[20]《魏志》卷二《文帝纪》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注引《魏书》:“十一月辛未，镇西将军曹真命众将及州郡兵讨破叛胡治元多、卢水封赏等，斩首五万余级，获生口十万，羊一百一十一万口，牛八万，河西遂平。”似乎将叛胡与卢水胡分列。
[21]《文选》卷二○潘安仁《关中诗》注引傅畅《诸公赞》云:“北地卢水胡、马兰羌因此为乱，推齐万年为主。”以《晋书》所云校之，似乎北地还是指胡之名号，所谓冯翊北地马兰羌、卢水胡犹云在冯翊的北地胡、卢水胡与马兰羌。
[22]北魏时期杏城卢水胡之活动亦见于《燕京学报》三九期周一良先生《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
[23]《魏书·世祖纪》称为下人所杀，卷四○《陆俟传》称为其二叔所杀，此从《宋书·索虏传》。
[24]百衲本、殿本都作“卢永”，似为人名，但下文只说刘超，绝未提及“卢永”，可知为卢水之讹。
[25]孙星衍《寰宇访碑录》以为此碑出于蒲城县，是错误的。
[26]《魏书·地形志》高凉属晋州，在今闻喜西，但北魏郡县东西移易，苻秦时高凉应在渭北，故为冯翊护军所统。
[27]广应即上面的王度人，但不知是“度人”二字误合为“广”，还是“广”字误分为“度人”，检宋蜀本已如此。
[28]《魏书》卷九五《姚苌传》云北魏擒后秦将领中有康官、康猥二人，按官为宦之形讹，猥又宦之音误，实只一人。
[29]按此东汉之美稷，与下隰城相近。
[30]《魏书》卷一○六《地形志》上五原属附化郡，今盂县西。卷四二《薛辩附子谨传》称:“山胡白龙凭险作逆，世祖诏镇南将军奚眷与谨自太平北入，讨平之。”太平即今盂县，可证此五原非西汉之五原。
[31]见《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
[32]《后汉书》卷九○《乌桓传》郝且作郝旦，下不叙分布地域。
[33]按本传在雁门乌丸复反下面，接着就说刘粲陷晋阳，这是错误的，《通鉴考异》已经驳正。
[34]白部乃是鲜卑族。《通鉴》卷八七永嘉三年夏(刘)虎立，居新兴，号铁弗氏，与白部鲜卑，皆附于汉。《考异》称:“《刘琨集》作百部。”但此处引《刘琨集》仍作白部。
[35]《魏书》卷八三《外戚传》即出《北史》。
[36]《魏书》卷二《太祖纪》皇始元年(公元396年)六月癸酋:“遣将军王建等三军讨(慕容)宝广宁太守刘亢泥，斩之，徙其部落。”
[37]见武汉大学历史学系研究报告李剑农先生撰《魏晋南北朝民户大流徙》。
[38]《十六国春秋纂录》本亦载此事，但只简单地说“夷夏不从燕者尚众”，《晋书》卷一二三《慕容垂载记》并不载此事。《通鉴》大概是根据《十六国春秋》。
[39]《魏书》卷八六《孝感传》即出《北史》。
[40]《魏书》卷一○三《高车传》即出《北史》。
[41]《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见南秀容内附胡民乞扶莫于。《通鉴》卷一五○作乞伏莫干。按照当时通例，鲜卑不称胡，而南秀容本为胡族所居，故亦可说明乞伏之为高车。
[42]《北史》卷三六《薛聪传》聪答孝文帝问云:“臣九世祖永随刘备入蜀，时人呼为蜀，臣今事陛下，是虏非蜀也。”又《隋书》卷七九《外戚·萧琮传》:“(杨)素时为尚书令，见琮嫁从父妹于钳耳氏，因谓琮曰:‘公帝王之族，望高族美，何乃适妹钳耳氏乎?’琮曰:‘前已嫁妹于侯莫陈氏，此复何疑?’素曰:‘钳耳羌也，侯莫陈虏也，何得相比!”素意以虏优羌劣。琮曰:‘以羌异虏，未之前闻。’”都可说明虏为鲜卑之称。
[43]载《燕京学报》第39期。
[44]《新唐书》卷一一一《程务挺传》作绥州步落稽白铁余。
[45]《周书》卷四九《稽胡传》见穆支。
[46]《晋书》原作泫氏，今从《通典》改。
[47]《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传》。
[48]斯大林:《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载《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页。
[49]《北齐书·神武纪》与《慕容绍宗传》在将六镇人或鲜卑分配给高欢的时间上虽有不同，但必是一事。《魏书》卷七四《尔朱兆传》说此事的时间与《慕容绍宗传》同，但却说尔朱兆“分三州六镇之人，令王统领”。显然《慕容绍宗传》所说的鲜卑即是三州六镇之人。
[50]《北齐书》卷二四《杜弼传》。
[51]《北齐书》卷三○《高德政传》。
[52]《资治通鉴》卷一五七梁武帝大同三年(五三七)九月条。
[53]斯大林:《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页。
[54]斯大林:《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载《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