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部与山越的关系
我们不承认“宗”与
有什么关系，但我们却可以证明宗部与山越有密切的关系。
从行动上，从地域分布上，我们可以看到宗部与山越几乎难以分别。关于孙吴一代征伐山越的史实及山越的活动区域，近人考证已详，我不想多说，这里只举出一些与宗部有关的例子。
我们已经在上面说到江西鄱阳一带为宗部最盛之地，常常要起来反抗，同时这里却也是山越聚居的区域。《三国·吴志》卷二《孙权传》建安八年:
权西伐黄祖，破其舟军，惟城未克，而山寇复动。还过豫章;使吕范平鄱阳、会稽，程普讨乐安，太史慈领海昏，韩当、周泰、吕蒙等为剧县令长。
孙权所攻的是山寇，亦即山越。《吴志》卷一《韩当传》称他“还讨鄱阳，领乐安长，山越畏服”，就明说是山越。又卷一五《钟离牧传》提到建安、鄱阳、新都三郡山民作乱的事。同卷《周鲂传》:
鲂为鄱阳太守……被命密求山中旧族名帅为北敌所闻知者，令谲挑魏大司马扬州牧曹休。
鲂答:“恐民帅小丑，不足杖任……”
山中的旧族名帅自然是山越之帅，同时也就是宗帅。周鲂说“民帅小丑”，我们记得太史慈也说别立宗部的是鄱阳民帅。
江西鄱阳一带的山越与宗部关系之密切已如上述，其他地区也是一样。上引《孙辅传》注引《江表传》称袁术勾通“丹阳宗帅陵阳祖郎等使激动山越”，明白提出了丹阳宗帅与山越的关系。又严白虎是“强宗骁帅”，即宗帅，卷一一《吕范传》称为强族严白虎，但同卷《朱治传》却说许贡败后“南就山贼严白虎”。《吴志》中的山民、山贼、山寇和山越只是互称，所以严白虎又是山越的领袖。
如上所述宗部与山越有时简直是互称，所谓宗人、宗民和山民的区别只是前者由其组织而言，后者由其山居而言。
此外，《吴志》中常常见到的某地帅、民帅、贼帅等虽然没有说明其为宗帅或山越，但大体上我们可以作这样的认识。[4]
可是这里又牵涉到山越的种族问题了。宗部既然与山越有几乎不可分割的关系，那么岂非是种族性的组织么?关于这一点我想需要加以说明。
毫无问题，从山越的名称及其分布地区看来，大概相当于秦汉时期的越人。交址的宗兵虽没有称为山越，交址却是越族所居之地。建安(福建、建瓯)的山越自然是古代闽越之遗。江西鄱阳一带的山越则是西汉时豫章的越人。[5]浙江东部的山越乃西汉时东瓯遗众。江苏、安徽一带虽然并非古代越人的居地，但汉武帝曾经将东瓯、闽越之民徙居江淮间，丹阳等地有越人的存在也是可以理解的。[6]以上所举越人，除交址外，都是中国境内南方古代居民之遗。
山越分布状况大体上和西汉时越族居地相同，只是退入山中而已。可是我们却不能仍然照西汉时的看法将山越认作与汉人截然不同的种族。这是因为:
第一，经过汉代三百年的杂居，除了十分偏僻的地区之外，即使住在山中的越人也不可能孤立地生活，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汉族文化。《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刘宠传》:[7](https://www.daowen.com)
拜会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颇为官吏所扰。宠简除繁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征为将作大匠。山阴县有五六老叟，尨眉皓发，自若邪山谷间出，人赍百钱以送宠。宠劳之曰:“父老何自苦?”对曰:“山谷鄙生，未尝识郡朝。他守时吏发求民间，至夜不绝，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车以来，狗不夜吠，民不见吏，年老遭值圣明，今闻当见弃去，故自扶奉送。”
会稽郡的山民深居山谷，至老不至城市，三国时就被称作山越了。我们看刘宠没有把他们当作越人，他们也不以越人自居，可知三国时的山越也不会与汉人有很大不同。所以在《三国志》中有时也只称山民。[8]《吴志》卷一五《周鲂传》所载他哄骗曹休的笺中第三条说:“今此郡(鄱阳)民虽外名降首而故在山草，看伺空隙，欲复为乱。”第五条说:“鄱阳之民实多愚劲，帅之赴役，未即应人，倡之为变，闻声响抃，今虽降首，盘节未解，山栖草藏，乱心犹存。”藏于山草之民自即山越，但周鲂称之为郡民，可见山越与汉人没有什么区别。
第二，东汉末期更有很多人民逃避赋役，匿居深山，这些人和原来居于山中的人民一起生活，当时也不加分别都称为山越。《三国·吴志》卷一九《诸葛恪传》:
众议咸以丹阳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
这一段说明山越除了本来的“幽邃民人”以外，还有逃入山中的“逋亡、宿恶”。所谓“逋亡、宿恶”实际上就是逃避赋役与避罪的人民。关于这个问题吕诚之师有详细的考证，我可以不再多说。[9]
总之，本来居山的越人已和汉族难以区别，至于避役入山的人民自然更不是越人，因此山越虽然从称谓上表示其为一种种族，实质上除了福建、江西一些偏僻之区之外，只能认作居于山地的南方土著。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类似的名称作为比较。《魏书》卷七七《羊深传》:“及出帝入关，深与樊子鹄等同逆于兗州。子鹄署深为齐州刺史，于太山博县商王村结垒，招引山齐之民。”山齐的意义自然是指居于山间的齐人，齐是个地域名称，山越之越在此时也只是指原先越人的分布地区而已。
现在留下的一个问题，便是山越与宗部的关系怎样构成的，我们现在试加解释。《三国·吴志》卷一五《贺齐传》:
守剡长。县吏斯从轻侠为奸，齐欲治之。主簿谏曰:“从，县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齐闻，大怒，便立斩从。从族党遂相纠合，众千余人，举兵攻县。齐率吏民，开城门突击，大破之，威震山越。
斯氏族党是否都是山越无关重要，总之斯氏是剡县大族，这里就足够说明山越附从大族，受大族控制。“族党纠合”难道不就是宗族的组织么?
我们知道照《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所说，在西汉时楚越之地是“地广人稀”，他们的耕种方法是原始的“火耕水耨”，那里的交换关系不繁，“不待贾而足”，江淮以南“无冻馁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一些说明江南的生产状况是比较落后的，同时贫富差别也是不显著的。一到东汉，江南的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这表现在人口的增加与县邑的分置，也就是说劳动力的增加与耕地面积的扩大。然而约在此时我们看到吴会区域出现了不少大族。陆机的《吴趋行》就说:“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10]所谓四姓、八族仅指吴郡而言。左思《吴都赋》也说:“虞魏之昆，顾陆之裔，岐嶷继体，老成弈世。”[11]虞、魏、孔、贺是会稽四姓，朱、张、顾、陆是吴郡四姓，推之其他各郡也各有著称的大族，例如丹阳的朱、纪，阳羡的周氏等等。这一些大族固然是在孙吴统治时期培养壮大的，但我们可以相信在东汉时业已形成。大族之所以著称，不仅仅由于族大人多，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经济上获得特殊利益，即是广大土地与劳动力的占有，从而形成政治上的势力。《抱朴子·吴失篇》说到吴国的大族是“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这样大量私属与土地的占有，纵然在三国晚期特殊发展，却必然在东汉时期已经有了基础。土地的占有从平地发展到了山区，劳动力的占有也就包括了山民，何况山区之中也正在产生大族。特别在东汉末年，为了逃避赋役，许多人民都投靠大族，受他们的“保护”，山民也不例外。大族豪强为了反抗政府的征发，同时也即是保卫和扩大其既得权益;他们必然要据守险阻，组织武装。在平地上的大族武装不久就被孙氏政权所吸收或消灭，而在山险之区的却维持得较久;并且又因频受征剿，入山愈深，于是以大族为核心的宗部组织与山民或山越结成一体而难以区别了。我们可以引一些北方的例子来比较。《三国·魏志》卷一一《田畴传》:
畴得北归，率举宗族、他附从数百人，扫地而盟曰:“君仇不报，吾不可以立于世!”遂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畴乃为约束，相杀伤、犯盗、诤讼之法……北边翕然，服其威信。
田畴的附从就是他的私属。他入山是和宗族附从一起的。在上面我们引过曹操的表说他率领宗人避难于无终山。北方没有宗部的名称，实际上他就是个宗帅。只是北边虽有匈奴、鲜卑、乌丸，却与汉人有显著的区别，而无终山又并非原有边境各族所居之地，所以田畴没有被称为山胡而已。然而《先贤行状》所载曹操的命令还是说他领导大军出塞时“率齐山民，一时向化”。这种山民我想是本来居于山中而受田畴控制的人民。田畴入山固然是为了替他的恩主刘虞报仇，但是从他入山的宗人、附从及追随的五千余家来看，我想是为了避乱、避役。由田畴的事迹看来，我们就可以明了南方的宗部和山民或山越构成密切关系的原因。同时如许褚集合“少年及宗族数千家以御寇(义军)”，[12]也是同样性质的由地主领道的宗族组织。又《三国·魏志》卷一八《吕虔传》:
太祖以虔领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乱闻民人多藏窜，袁绍所置中郎将郭祖、公孙犊等数十辈保山为寇，百姓苦之。虔将家兵到郡，开恩信，祖等党属皆降服，诸山中亡匿者尽出安土业，简其强者补战士。
这一条虽然没有提到宗族，但人民藏匿山中，依托武装领袖的情况也可与南方宗帅相比较，而吕虔迫使山中亡匿者出来当兵，更与孙吴迫使山越出山相同。《吴志》卷四《太史慈传》说他自称丹阳太守，在泾县立屯府，“大为山越所附”，这和郭祖、公孙犊也没有什么不同。
综合上面所述，我们可以简单地说明山越与宗部的关系。第一，三国时期的山越只能是南方土著，其中固有古代越人的后裔，但与汉人已很少区别，而更多的则是逃避赋役与避罪入山的人民。其次，山越与宗部关系的构成是由于他们在经济上与政治上都受大族的控制，特别是在东汉末年，因为徭役负担特别严重，不论原来居于山中的山民或是本来居于平地的人民都在大族控制下，在险阻地区组成武装集团，于是宗部与山越完全成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