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以后南方土著与侨人学风的差异
晋室东迁之后，京洛风气移到了以建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江南名士不少接受了新学风，开始重视三玄，而如《抱朴子》所云其他如书法、语言等也多仿效北人。《世说新语·言语篇》:
张玄之、顾敷是顾和中外孙，皆少而聪惠，和并知之，而常谓顾胜，亲重偏至，张颇不。于时张年九岁，顾年七岁，和与俱至寺中，见佛般泥洹象，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问二孙。玄谓:“被亲故泣，不被亲故不泣。”敷曰:“不然，当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
又同书《夙惠篇》:
司空顾和与时贤共清言。张玄之、顾敷是中外孙，年并七岁，在床边戏，于时闻语，神情如不相属。暝，于灯下二儿共叙客主之言，都无遗失。顾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复生此宝。”
又同书《文学篇》:
张凭举孝廉，出都，负其才气，谓必参时彦，欲诣刘尹……顷之长史诸贤来清言，客主有不通处，张乃遥于末坐判之，言约旨远，足畅彼我之怀，一坐皆惊。真长延之上坐，清言弥日……即同载诣抚军……抚军与之话言，咨嗟称善，曰:“张凭勃窣为理窟。”即用为太常博士。
上引三条都说明吴郡顾张二氏均染清谈之风，尤其是张氏。西晋时张翰的通脱为人所习知，门风如此，所以当京洛名士带着玄学清谈与任诞之习一起渡江之后，张氏最易于接受。《宋书》卷四六《张邵附子敷传》称敷“好玄言”，《南齐书》卷四一《张融传》(邵之姪孙)说他的遗令是:“令人捉麈尾，登屋复魂曰:吾生平所善，自当凌云一笑。三千买棺，无置新衾。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又称“融玄义无师法，而神解过人，白黑谈论，鲜能抗拒。”也是这个张融能作洛生咏，足见善于洛阳语。[16]
东晋以后的江南名士受新风气的影响自无可疑，但江南土著与渡江侨旧在学风上仍然有所区别;这只要看《世说新语》中叙述南人者大都不是虚玄之士，而一时谈士南人中可与殷浩、刘惔辈相比的更是一个都没有，便可知道玄谈还不是南士的专长。另一方面我们却可以看到南士还相当重视传统经学。《晋书》卷六八《贺循传》:
会稽山阴人也，其先庆普，汉世传《礼》，世所谓庆氏学，族高祖纯博学有重名，汉安帝时为侍中，避安帝父讳，改为贺氏……循少玩篇籍，善属文，博览众书，尤精《礼》传，雅有知人之鉴，拔同郡杨方于卑陋，卒成名于世。[17]
《三国·吴志》卷二○《贺邵传》(循之父)注引虞预《晋书·贺循传》:
时朝廷初建，动有疑义，宗庙制度，皆循所定，朝野谘询，为一时儒宗。
据《晋书》卷六九《刁协传》，及卷七五《荀崧传》东渡礼仪为二人所定。荀崧为颍川荀氏，荀彧的玄孙，乃经学世家;刁协也以谙练故事著称，但剖析疑义却不能不征求南士贺循的意见。《晋书》卷一九《礼志》上称郊祀仪“其制度皆太常贺循所定，多依汉及晋初之仪”;亲耕籍田仪亦贺循等所上。此外见于《通典》的贺循议礼之文又有数十条，可证庆氏《礼》学仅传于江南。
贺循之后在南朝世代以专门《礼》学著称。《南史》卷六二《贺传》:[18]
会稽山阴人，晋司空循之玄孙也，世以儒术显……祖道力，善《三礼》，有盛名……父损亦传家业……时(梁)武帝方创定礼乐，所建议，多见施行……所著礼、易、老、庄讲疏，《朝廷博士议》数百篇，《宾礼仪注》一百四十五卷。于礼尤精，馆中生徒常数百，弟子明经对策至数十人。二子革季、弟子琛并传业。
革字文明……通《三礼》，及长，遍治《孝经》、《论语》、《毛诗》、《左传》。
琛字国宝。幼孤，伯父授其经业，一闻便通义理。异之，常曰:“此儿当以明经致贵。”……尤精《三礼》，年二十余，之门徒稍从问道。初于乡里聚徒教授，四方受业者三千余人。天监中亡，至是复集……既世习《礼》学，究其精微，古述先儒，吐言辩絜，坐之听授，终日不疲……琛所撰《三礼讲疏》、《五经滞义》及诸《仪注》，凡百余篇。
可见贺氏自汉以来家学相传不绝。《礼》为五朝显学，我不是说只有南人才研究《礼》，而是想说明江南的经学直接两汉，其传授渊源长期保存在家门中。当然我们还必须承认南朝玄礼双修已成风气，所以贺亦撰《易》、《老》、《庄》三玄的讲疏，而保存在《礼记正义》中的贺之说，有一些颇带着玄学气味，但其为庆氏《礼》之传袭却是主要的一面。
江南易学偏重象数，已如前述，而东晋之后仍有其痕迹。《隋书·经籍志》有《周易难王辅嗣义》一卷，晋扬州刺史顾夷等撰。《世说新语·文学篇》:“谢万作《八贤论》以示顾君齐。”注引《顾氏谱》云:“夷字君齐，吴郡人。”又《宋书》卷九三《隐逸·关康之传》:“晋陵顾悦之难王弼《易》义四十余条，康之申王难顾，远有情致。”悦之，《晋书》卷七七有传，《世说新语·言语篇》作顾悦。二顾反对王弼《易》义的内容大概是与象数有关。《南齐书》卷三九《陆澄传》载澄与王俭书云:
《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弥天地之道，通万物之情;自商瞿至田何，其间五传，年未为远，无讹杂之失;秦所不焚，无崩坏之弊。虽有异家之学，同以象数为宗。数百年后，乃有王弼。王济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顿废前儒，若谓《易》道尽于王弼，方须大论。意者无乃仁智殊见，四道异传，无体不可以一体求，屡迁不可以一迁执也。晋太兴四年(公元321年)，太常荀崧请置《周易》郑玄注博士，行乎前代。于时政由王庾，皆俊神清识，能言玄远，舍辅嗣而用康成，岂其妄然。泰元立王肃《易》，当以在玄弼之间。元嘉建学之始，玄弼两立。逮颜延之为祭酒，黜郑置王，意在贵玄，事成败儒。今若不大弘儒风，则无所立学。众经皆儒，唯《易》独玄，玄不可弃，儒不可缺，谓宜并存，所以合无体之义。
陆澄虽不反对王弼《易注》，而只主张应该郑王并立。但他说王弼之前的《易》学“同以象数为宗”，而且并无讹杂崩坏之弊，暗示《易》本完整，无待新说，其本意显然重视象数。陆澄自己虽云读《易》三年，“不解文义”。[19]但这一封书信却代表南士对于《易经》的见解。至于书中颇推重杜预的《左传注》，这自然是受侨人的影响。
此外我们还可以提出几个南士来证明其与侨人学风的区别。《晋书》卷九一《儒林·虞喜传》:
会稽余姚人，光禄潭之族也……永和初，有司奏称十月殷祭;京兆府君当迁祧室，征西、豫章、颍川三府君初毁主，内外博议不能决。时喜在会稽，朝廷遣就喜咨访焉，其见重如此。喜专心经传，兼览谶纬，乃著《安天论》以难浑(浑天)、盖(盖天)。又释《毛诗》，略注《孝经》，为《志林》三十篇，凡所注述，数十万言行于世。
这个虞喜也就是以隐匿户口为山遐所治的豪族地主，虞氏与顾陆一样都是孙吴以来江南大族，其学当与虞翻有关。他读谶纬，著《安天论》都可以说明他还是遵守汉人治学的途径。本传所云为了祧迁问题朝廷不能解决，必须咨询他的意见，与贺循定礼事参观，可知经学之传流在于江南学门而不在侨人。
虞喜之弟虞预最讨厌名士放诞的人，《晋书》卷八二《虞预传》:
征士喜之弟也……预雅好经史，憎疾玄虚，其论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发，所以胡虏遍于中国，以为过衰周之时。
虞预的论调和葛洪相似，江南人对于名士放荡的行为开始是看不惯的。《晋书》卷七二《葛洪传》:
丹阳句容人也。祖系，吴大鸿胪;父悌，吴平后入晋，为邵陵太守。洪少好学……以儒学知名……从祖玄，吴时学道得仙，号曰葛仙公。以其炼丹秘术，授弟子郑隐，洪就隐学，悉得其法焉。后师事南海太守上党鲍玄。玄亦内学，逆占将来，见洪深重之，以女妻洪。
葛洪的学问综合了南北的旧传统、旧思想。那种神仙家与内学(谶纬)正是汉代盛行的东西。他的老师鲍玄是上党人，在魏晋时黄河北岸的学风和江南一样保守。葛洪的地域、家学、师承都重保守，因此他的学问纯为汉人之旧。他所著的《抱朴子》，内篇专论金丹、符箓之术，长生不死之法;外篇论治国之道。他在《明本篇》中说“道德衰而儒墨重”，仿佛在排斥儒家，但是他所说的“道”，初则提出《易经》中的道字，认为即是道家之道;终则以飞升为学道的目标，所说支离肤浅，自相矛盾。他也尊重老子，但是他的老子为神仙家的教祖，而不是玄学家的圣人。他憎恨京洛名士的放荡，而以维护礼教的理由予以痛斥。在外篇卷二五《疾谬篇》中，他说:
汉之末世则异于兹，蓬发乱鬓，横挟不带，或亵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终日无及义之言，彻夜无规箴之益，诬引老庄，贵于率任，大行不顾细礼，至人不拘检括，啸傲纵逸，谓之体道，呜呼惜乎!岂不哀哉……若问以《坟索》之微言，鬼神之情状，万物之变化，殊方之奇怪，朝廷宗庙之大礼，郊祀禘祫之仪品，三正四始之原本，阴阳律历之道度，军国社稷之典式，古今因革之异同则怳悸自失……强张大谈曰:“杂碎故事盖是穷巷诸生、章句之士吟咏而向枯简，匍匐以守黄卷者所宜识，不足以问吾徒也。”
本篇所谴责的汉末风俗，实际即指晋代。[20]葛洪强调这些名士对于学术的无知，总括起来他所列举的可分为三类:一是神仙谶纬之学，二是礼制典章之学，三是阴阳律历之学。这三类学术的结合正是董仲舒以降汉儒治学的特征，也是江南儒生自陆绩、虞翻、贺循以至葛洪自己治学的特征，而是为玄学家所不屑道的。
葛洪在《刺骄篇》中更直率的批评戴叔鸾、阮嗣宗，认为“其后羌胡猾夏，侵掠上京”，这种不守礼法的现象是其先兆。这种说法是与虞预相同的。《抱朴子》诸篇中随处可以找到责备浮华任诞之语，这里不再列举。批评这种风气者并不限于葛洪，但是以汉儒传统说法来批评的在当时却并不多。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葛洪是汉代遗风的继承人。
如上所述，晋室东渡之后，玄学开始在江南发展，江南成为各种新学风的移植地域，但南方土著保守旧业者还有其人，例如上述的贺、虞、顾、陆诸家和葛洪都是。一般说来，江南土著之学还是以儒家经典注释见长。《梁书》卷四八《儒林传序》称梁武帝设立五经博士，“以平原明山宾、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补博士，各主一馆”，五人中四人为南士。《南史》卷七一《儒林传》连附传在内一共二十九人，其中南人占十九人，现在节录如下:
严植之字孝源，建平秭归人也。少善庄老，能玄言，精解《丧服》、《孝经》、《论语》。及长，遍习郑氏《礼》、《周易》、《毛诗》、《左氏春秋》……所撰《凶礼仪注》四百七十九卷。
孔佥，会稽山阴人。少师事何胤，通五经，尤明《三礼》、《孝经》、《论语》……佥兄子元素，又善《三礼》，有盛名，早卒。
沈峻字士嵩，吴兴武康人也。家世农夫，至峻好学，与舅太史叔明师事宗人沈麟士……遂博通五经，尤长《三礼》，为兼国子助教。时吏部郎陆倕与仆射徐勉书，荐峻曰:“凡圣贤所讲之书必以《周官》立义……此学不传，多历年世。北人孙详、蒋显亦经听习而音革楚夏，故学徒不至。唯助教沈峻，特精此书。比日时开讲肆，群儒刘嵒、沈宏、沈熊之徒并执经下坐，北面受业，莫不叹服，人无间言。弟谓宜即用此人，令其专此一学，周而复始，使圣人正典，废而更兴。”勉从之，奏峻兼五经博士……传峻业者又有吴郡张及、会稽孔子云……太史叔明吴兴乌程人……少善庄老，兼通《孝经》、《论语》、《礼记》，尤精三玄……峻子文阿。(https://www.daowen.com)
文阿字国卫……少习父业，研精章句。祖舅太史叔明，舅王慧兴并通经术，而文阿颇传之，又博采先儒异同，自为义疏，通《三礼》、《三传》，位五经博士……所撰《仪礼》八十余条，《春秋》、《礼记》、《孝经》、《论语》义记七十余卷，《经典大义》十八卷。并行于时。
孔子袪，会稽山阴人也……勤苦自励，遂通经术，尤明《古文尚书》，为兼国子助教……子袪凡著《尚书义》二十卷，《集注尚书》二十卷，续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续何承天《集礼论》一百五十卷。
皇侃，吴郡人……少好学，师事贺，精力专门，尽通其业。尤明《三礼》、《孝经》、《论语》，为兼国子助教……撰《礼记讲疏》五十卷……所撰《论语义》、《礼记义》见重于世，学者传焉。
沈洙字弘道，吴兴武康人也……通《三礼》、《春秋左氏传》，精识强记，五经章句，诸子史书，问无不答。
戚袞，字公文，吴郡盐官人也。少聪慧，游学都下，受《三礼》于国子助教刘文绍，一二年中，大义略举……袞于梁代撰《三礼义记》，逢乱亡失，《礼记义》四十卷行于世。
郑灼，字茂昭，东阳信安人也……少受业于皇侃……灼性精勤，尤明《三礼》……时有晋陵张崖、吴郡陆诩、吴兴沈德威、会稽贺德基俱以礼学自命……贺德基，字承业，世传礼学，祖文发，父淹仕梁，俱为祠部郎，并有名当世。
全缓，字弘立，吴郡钱塘人也……缓通《周易》、《老》、《庄》，时人言玄者咸推之。
顾越，字允南，吴郡盐官人也。所居新坂黄冈，世有乡校，由是顾氏多儒学焉……(越)家传儒学并专门教授……越遍该经义，深明《毛诗》，傍通异义，特善庄老，尤长论难，兼工缀文，闲尺牍……所著《丧服》、《毛诗》、《老子》、《孝经》、《论语》等义疏四十余卷。
沈不害，字孝和，吴兴武康人也……不害通经术，善属文……著《五礼仪》一百卷。
吴郡陆庆少好学，遍通五经，尤明《春秋左氏传》。
我们丝毫也不怀疑上列诸人之受玄学影响，他们的释经自然也或多或少地掺杂玄学成分，特别是《易》、《论语》大概多主新经学，只是我们就其被称为儒生说来，不妨说南人较重经学而已。这不但在南朝如此，隋唐之际还是一样，《隋书·儒林传》有四个江南人，吴郡褚、余杭顾彪，[21]余杭鲁世达、吴郡张冲，而无侨人，也表示南人治经比侨人多注意一点，而《隋书·经籍志》所载顾彪的关于《尚书》著作三种，其一为《今文尚书音》，又其一为《尚书大传音》，似乎不主伪《孔传》，这也许和家学有关。
这里我们看出的迹象是东晋以后侨人和南方土著间在学风上还有一些差异，虽然礼玄双修已成风气，互相影响是很明显的。
【注释】
[1]《法书要录》卷二陶弘景与梁武帝书有云:“世论咸云江东无复钟迹，常以叹息。皆曰贮望中原廓清，太邱之碑，可就摹采。”则钟之铭石书在梁代知道的仅有太邱碑，而南北分裂，南人并不能看到，王僧虔何从知其“最妙”。
[2]《法书要录》以僧虔论书为羊欣，恐有误。
[3]《书断》中妙品行书十六人第一个即是刘德升，云:“字君嗣，颍川人，桓灵之时以造行书著名，虽已草创，亦丰妍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所述或有所本，但恐不可信，钟书南朝已皆是摹本，张怀瓘更何从见刘德升之书。
[4]行押书亦称为史书，《三国·魏志》卷一一《管宁附胡昭传》称昭善史书。史书之意恐是指令史之书。因为行书简便，适合于令史所用之故。
[5]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一分。
[6]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
[7]以上所说服散事，均出《辅仁学报》七卷一、二期合订本余嘉锡先生《寒食散考》。
[8]又见梁元帝《金楼子》卷五。
[9]见《初学记》卷八。
[10]《史通·正史篇》称:“先是魏时京兆鱼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则写成必在明帝死后。
[11]例如魏时最有名的经学家应是孙炎，而炎为乐陵人，却在大河南岸，又如山东区域由于郑玄之故，其学亦与河北较接近。
[12]《宋书》卷二三《天文志》同。
[13]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以为“昕”与“轩”双声、假借，“昕天”即是“轩天”，因为南低北高，其形似轩之故。
[14]见《太平御览》卷二引《安天论》，《晋志》即本虞喜说。
[15]此事又见《水经谷水注》引袁氏《王陆诗叙》，《太平御览》卷六一七、八八四及《太平广记》卷三一八引《异苑》，诸本略有异同。《晋书》卷五四《陆云传》亦载此而以为云事，叙述较简。《太平广记》首作“晋清河陆机”，考机为平原内史，清河内史是陆云，又不当脱去内史二字。今从《津逮秘书》本《异苑》。
[16]参见陈寅恪先生《东晋南朝之吴语》，载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一分。
[17]《贺循附杨方传》云方著有《五经钩沈》，也是个经学家。
[18]《梁书》卷三八《贺琛传》，卷四八《儒林·贺传》略同。
[19]见本传。
[20]《抱朴子》中常常用“陈古刺今”的手法以讥斥当代，不但本篇如此。像上面所述种种，汉末确已有萌芽，但至少不是普遍的风气。其他篇中所云汉末之弊亦然，但也有自汉以来相沿之习。近人往往多误会，以此说明汉事，我们应该谨慎地引用。
[21]吴郡褚、余杭顾彪二人的籍贯应该互易，因为褚姓据《元和姓纂》有钱塘一望，《世说新语·赏誉篇》张华见褚陶条注引《褚氏家传》云:“陶字季雅，吴郡钱塘人。”钱塘至陈时立为郡，隋改为余杭郡，所以褚应作余杭。顾氏为吴郡四姓之一，《旧唐书·儒学·朱子奢传》称子奢为苏州吴氏，“少从乡人顾彪习《春秋》”，可证彪为吴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