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名理学
从研究名实出发的学问即是名理学。名理家大抵以名辩方法考察名与实的关系，作为推行正名与循名核实政治的张本。名理也即是上述刑名或形名之学，他们的目标具体一点来说即是企图在原则上决定选举和人与职位配合的标准。《潜夫论·考绩篇》称:“是故有号者必称典，名理者必效于实，则官无废职，位无非人。”《意林》引《物理论》:“国典之坠，犹(由)位丧也，位之不建，名理废也。”就是说要使人才与职位配合，必须要研究名理，使与实相符。所以名理学是一种政治理论，希望求得名之理，以达到“官无废职，位无非人”。
这种学问首先重视人物的考察，因此古人曾将专论人物的一类著述列入名家，《隋书》卷三四《经籍志·子部·名家类》有魏文帝《士操》一卷，刘劭《人物志》三卷，又梁有《刑声论》一卷，姚信《士纬新书》十卷，《姚氏新书》二卷(与《士纬》相似)，卢毓《九州人士论》一卷，《通古人论》一卷，均亡。《隋志》的分类是从“辨其名物”着想，但大概是沿袭晋以来的目录如荀《中经簿》之类，因此关于考察人物的著作列入名家。其实魏、晋名家的范围还要广泛，他们的著作大抵包含了儒、道、名、法各家的成分。
可是魏晋名理学家不限于名辩之术而推广到政治的理论，仍然与先秦名家有关。《管子·心术篇》上:
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当谓之圣人，故必知不言无为之事，然后知道之纪，殊形异势不与万物异理，故可以为天下始。
又云:
物固有形，形故有名，此言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姑形以形，以形务名，督言正名，故曰圣人。
在《管子》中还有若干关于这一类的学说，例如《白心篇》称:“圣人之治也，静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废，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又《九守篇·督名》云:“修名而督实，按实而定名，名实相生，反相为情，名实当则治，不当则乱。”而《心术篇》中特别注意道与德之分，即心与器官，君与臣之分，更与魏晋玄学之政治理论相合。《管子》一书乃是一种杂集，郭沫若先生认为《心术》、《白心》、《内业》、《枢言》四篇为宋鈃、尹文遗书是有理由的。就四篇内容来说，大致是从检察形名以求正名而最后归于无名，这正是魏晋思想从名理发展到玄学的途径。因此，我们也可以说魏晋名理与先秦名家有密切的关系。
名理学家既然采用名辩之术，所以著论很重视逻辑关系，而且重视论难。《文心雕龙·论说篇》称“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太平御览》卷五九五引李充《翰林论》云:“研至名理，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若嵇康之论文矣。”所谓“校练”“研至”和上引《钟会传》所云“精练名理”，说明这一类的论文都以精当有条理为贵。《宋书》卷六四《郑鲜之传》载鲜之《滕羡议》云:“自非名理，何缘多其往复。”由于名理重论难，所以每一论题往往反复讨论，“多其往复”，例如才性之辩，言意之辩，宅无吉凶，自然好学，养生诸论都是正反两面互相诘难，使名理显豁，这是采取了名辩方法的。
初期名理学家大抵由检察名实，特别是由考察人物以至于循名责实使人位相称，因此与法家相近。一到稍后，便转入了道家。这是由于两重原因，其一是理论本身的发展。如上所引《管子》中所包含的名家理论就说明形名之学与道家无名相关，追求名理最后必然要归宿到无名。就道家理论上说，凡是有名就有其限制性，因此也只能是部分的，不完全的，这是器，是用，在政治上即是臣道。名理学是一种政治学，臣僚如何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可以循名责实，但是执行循名责实的最高主持者却应该没有限制性、区别性，这是君道，君道是全，是道，是体，因此必然是无名。管子《心术篇》云:“天之道虚其无形，虚则不屈，无形则无所位虚(迕)，无所位虚，故遍流万物而不变。”正是说明这个道理。其二是由于现实政治的发展。名理学本来是针对东汉名教之治而兴起的。曹魏政治即与初期名家相配合，所谓名法之治。名法之治要求检察名实，其中即包含了法家扩大君权，裁抑大族的意义。到了齐王芳时，由于君权的削弱，政治趋于宽弛，皇帝也成为虚位，于是从综核名实转向提倡无为。《文心雕龙·论说篇》云:“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时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正始以后儒学大族司马氏当国，这个政治集团代表世家大族的利益重又提倡名教，以此排斥异己，巩固其政权。《晋书》卷三三《何曾传》:“曾面质(阮)籍于文帝(司马昭)座曰:‘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何曾口中将阮籍的背礼败俗与综核名实相对立，便可知道所谓综核名实是与维护名教结合起来了。因此嵇康、阮籍等提出道家的自然来与现政权所提倡的名教相对抗。
由于理论本身的发展，更由于现实政治的发展，名理学就归本于道家而形成了玄学。